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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符号学》中译本出版
作者:符号学论坛 发布时间:2012-04-30 点击数:1267

          

        《社会符号学》,Robert Hodge & Gunter Kress著,周劲松、张碧译。

       此书是社会符号学的奠基之作,为西方社会符号学研究的主要教科书,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符号学处理的是形式分析,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是社会问题,这两者能够融合成一个学科吗?霍奇与克雷斯的这本书完成了这个奇迹般的突破。相信会有不少青年学者会沿着这突破口前进,打开一片新阵地。
序言
本书是一项进行了十余年的课题的阶段性成果。1979年,我们出版了《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Language as Ideology)一书,这是我们对我们称之为“实用的语言学”或“批评的语言学”六年探索的结晶。这种语言理论,目的是为包括历史、文学和媒体研究、教育、社会学在内属于一系列不同学科的批评理论家——在其文本和话语形式的工作中,他们想要对社会、政治力量及其操作进行探索——针对作为社会现象的口头语言,提供一种富有启发的描述。这一理论在我们的目标读者那里得到了很好的接受。然而,这一理论范畴中却存在着许多内在局限。为了达成一种实用的、批评的语言理论这一初衷,我们感到有必要对其进行修订。其中一些缺憾,我们之后会在本书中来解决。这里,我们要强调两个前提,它们构成了我们现在研究课题的基础。首先,在理解语言结构和操作时,社会维度是重中之重。在《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中,我们认识到,也考虑到社会维度的重要性,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同意,语言的文本和结构是分析的正式起点。现在,我们将社会结构和操作、信息及意义作为正确出发点,以此展开对意义系统的分析。其次,就我们核心立意来说,先前这本著作中局限于口头语言,现在看来,有着极大的不便。意义强烈而普遍地存在于其他意义系统中,种种视觉、听觉、行为及其他符码中,仅仅关注语词是不够的。这,不可避免地,让我们有了第二个前提,即:在孤立情况下,任何单一符码都是不可能得到成功研究和充分理解的。所以,口头语言理论必须放在由所有符号体系组成的理论这一语境中,这些符号体系都是社会构成的,并且都须当作社会实践来处理。于是,我们对先前的课题进行拓展,并将现在这部著作命名为《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
实际上,《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正出自我们对符号学总体思考的语焉不详,因为当时那个阶段,我们还不能对这些问题充分地理论化。那时,我们以为,集中关注符号过程的某个部分以及口头语言的结构和功能,同时将更为广博的框架视为当然,似乎是行得通的。在许多探索领域中,这种部分与整体之间的摇摆不定,都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现在的这本书,就是针对《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的一种互补性举措,二者共同组成了我们课题的基本面貌。没有与口头语言以及与各种语言学理论传统之间的深度涉足,我们的符号学探索势必陷入纠缠不清的一片盲然。没有对一般符号学问题的经验,我们的分析模式,哪怕是口头语言分析模式,对那些研习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学生而言,会大大降低实用价值。在语言理论跳出那些束手束脚的规定这一条件下,我们会继续强调语言理论的潜在价值,强调须把语言学和口头语言研究完全同化到关于社会操作的总理论中去,因为意义正是通过社会操作才得以构建,才具有效力。
我们希望,本书对研究不同领域问题的人都具有实用价值,他们可能学科背景不同,但他们都需要精确追踪各种文本中的意义交流,而无论这些文本是口头的还是视觉的,或是嵌刻在特定对象、举措、实践或行为之中的。但是,尽管我们看到它的价值体现在对一系列学科的各种分析实践活动都有所贡献,却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只装满特技的宝箱,不论意图和目的如何,任何人都可以能够用得上。我们的工作,是基于交流与社会理论中众多假设之上的。本质上,我们把交流视为一种操作,而不是将其看作由意义或文本所组成的系列被拆解之物。意义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通过特定的物质形式和施为者方才达成的。它关系到具体的主体和客体,而且,除非是从这套关系入手,它根本就不可得到阐释。典型地,社会是由权力结构和关系组成的,为其驱使或受其抵制;其性质正是冲突和协同所赋予的,所以,各个层面上的意义结构,从主流意识形态的形式到局部的意义行为,都会以不同比例,以种种方式,显现出矛盾、含混、多义的迹象。所以,对我们而言,文本和语境,施为者和对象,社会结构和诸种力量,包括其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共同组成了符号学分析最为基本和不可化约的对象。无疑,这种分析对象是复杂而挑战的。然而,孤立地考虑符码、文本和意义,这种想法看上去是简单多了,实际上,却具有其自身的复杂性,不仅难度没有降低,而且最终远远无法完成任务。
本书思考酝酿颇费时日,在此之中的各个阶段,许多人为之奉献了自己的观点、评论及资料。诸多对我们有过影响的人,都在参考文献部分提及。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韩礼德(M. A. K. Halliday),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理论著作,如《作为社会符号学的语言》(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s)等,还因为他身为语言社会功能方面研究者、教师、探索者,是激励我们的榜样。还有许多学者曾就我们之前那本书发表评论,即使我们无法全然苟同,这些意见的确让我们深受启发并有所裨益。这里,我们尤其要提到皮埃尔·阿卡德(Pierre Achard)、约翰·弗洛(John Frow)、理查德·赫尔格森(Richard Helgerson)和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而且,汤普森阅读了本书较早前的一稿,对其进行了敏锐而不失宽容的评论,使我们获益匪浅。一些同事提供了很有用的意见和讨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悉尼技术大学的史蒂芬·米克(Stephen Muecke)、柯尔丁技术大学的诺尔·金(Noel King)、以及莫道克大学的艾伦·曼斯菲尔德(Alan Mansfield)、霍斯特·鲁斯洛夫(Horst Ruthrof)和米歇尔·欧图尔(Michael OToole)。阿尔涅·戈德曼(Arnie Goldman)、史蒂夫·辛克莱尔(Steve Sinclair)、安妮·克兰妮—佛朗西丝(Anne Cranny-Francis)、雷切尔·克雷斯(Rachel Kress)、乔纳森·克雷斯(Jonathan Kress)以及凯茜·米特森(Cathy Mitson)等为本书提供了材料,评价和讨论。我们对上述以及允许我们引用其著作和论述的诸位表示感谢。
帕姆·霍奇(Pam Hodge)和吉尔·布鲁斯特(Jill Brewster)对本书的贡献卓著,却只能在此聊表谢意。本书大部分章节都请他们进行了试读,与他们之间的讨论,使得他们对本书的许多观点,贡献几与我们同等,不过,对本书中仍然存在错漏误解,我们则责无旁贷。
最后,感谢辛西娅·贝克(Cynthia Baker),她那双充满魔力的手让失去的东西完好如初,混乱而难以辨认的纸片被她整理为一份漂亮的打印稿。
文章来源: 符号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