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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经济与文学人类学
作者:叶舒宪 发布时间:2011-02-22 点击数:1596

 

          即将过去的2008年是多事之秋,也是有史以来,中国首次向全世界公开展示自己文化形象的一年。在座的各位都是这些事件的亲历者,作为学者,我们没有其他的奢望,唯一想做的就是从人类学跨学科的视野将中国文化展示或书写出来。人类学诞生于19世纪后半叶,看上去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它应该从苏格拉底开始,其前身是希腊德尔菲(Delphi)神庙中那句古老的神谕——“认识你自己”。尽管国外人类学界不断革新,但中国人类学研究目前基本上还是在沿袭凌纯声、费孝通先生的路数。我们没有资格来评价这些大师,但觉得这种研究范式存在一些问题。中国文化的呈现需要一种整合性的视角,如何进行整合?在我们的意识中,以凌纯声《松花江下游赫哲族》[1]和费孝通《江村经济》[2]等为代表的研究模式是标准的马林诺夫斯基式,还有以张光直先生为代表的另外一种模式。尽管张光直没有人类学的田野考察,但他是考古的人类学家,对中国文化的感受非常独特,与费孝通有所不同。张光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完全依照西方的路子走下去。假如中国的社会科学能够建立一种范式的话,那么,它绝对是西方范式无法包含的,而且对世界有重大启示,这其实是对汤因比的回应。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曾经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过去的五百年,西方人即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在物质上统一了世界(未来五百年,人类面临在精神上统一的难题,西方文化对此无能为力,要看中国文化),那么未来的五百年,由谁在精神上统一世界呢?人类学家张光直对历史哲学家汤因比提出的这个问题做出了回应。在我看来,如果将两种研究模式,一种是侧重于田野考察的凌纯声、费孝通的路数,另外一种是强调考古发掘的张光直、李济的路子,相互结合起来,那么就能够比较(我们不敢用“真实”这个词)切近地把握中国的文化主脉。
这里牵涉到一些重要问题:首先是写作或叙述的真实性问题。这不单单是人类学的问题,它是整个后现代知识观的问题。后现代不承认真理,认为一切都是话语,一切都是建构出来的。既然这样,我们这些被建构的学科培育出来的人能把握真理吗?这就是我推荐《书写生物学》(Writing Biology)一书的原因。[3]神话研究同样如此。法国神话学家狄廷(Marcel Detienne)曾经指出,“神话”一词从来就不存在,它是自柏拉图以来的神话研究者创造出来的一个术语。[4]这就是老子说的那句话,“道可道,非常道。”你一旦“道”出来,它就被(符号)固定了。用后现代的眼光看,一切学科都是相对的。参与此次会议的,既有做人类学的,也有做文学的,还有民俗与语言学的。没有一个学科能够包揽真理,真理就处在这些学科之间。有学者提出“间性”问题,我觉得很好。前几届年会我们缺少了考古学方面的探讨,这次专门派人请来的安徽文物考古所前任所长张敬国先生,为大家展示了安徽凌家滩文化最新的考古发掘材料,他的报告掌声最长。甚至昨天晚上,有青年学者在青年论坛上提出,这次会议出现了文学人类学研究的考古学转向。如果说存在这种转向,它应该从张光直那里而来。五千三百年前的凌家滩人用三百多件精致玉礼器为一位圣人陪葬,这么一种具有震撼力的东西为什么没有引起我们人文学者的注意呢?这是学科切割带来的后果。张先生除了放映他的东西外,还做了反思。他指出,中国考古学是从苏联模式来的,如果再回溯的话,乃是从北洋军阀地矿顾问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那里而来。中国的马家窑、辛店、齐家,等等,所有这些文化遗址命名都是此人一手而为。虽然安特生是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但他毕竟从西方的研究范式而来。真正介入考古学的是人类学家李济。李济做安阳的人头骨考察,写出了令人非常震惊的考古报告。一般人认为中原是汉人的地方,但李济却指出,安阳墓葬中人头骨具有多样性:中原的、南亚的、爱斯基摩的,等等。[5]因此,中国真正的历史要重新书写。
一个主题就是如何“重新”进入中国历史,徐新建教授说要进入世界历史的观点,不过我们暂时还没有这种魄力。中央电视台民歌栏目的朱导演说中国民歌有一万种唱法,我们这里光看藏传佛教的一个仪式就有多种。我们如何将这种广博而渊深的文化展现给世界?是不是从奥运村“中国文化小屋”里弄点儿皮影,再装点儿中国结,然后拉拉二胡就可以?这难道就是中国文化的writing?我们希望能够写成一部英文的writing China,如果这样,那就成为本学会的真正贡献了。
后现代不承认真理的存在,这实际上是一种高度的警惕,因为它认为现代人的语汇、工具、概念、学科,等等,所有一切都要打上括号。千万不要相信任何写成文字的东西,我们甚至要提出文字的暴力问题。为什么展现的这么名歌唱法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表述中?因为我们只信汉字书写下来的一切!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书同文,车同轨”的举措造成了多少文化的割裂和遮蔽!后现代早就说语言是牢房,更不用说是文字了。中国最早的智慧觉悟者庄子在先秦时代就说,书是“古人之糟粕也”。我开始提倡“三重”证据,后来又强调“四重”证据,有人觉得这种做法不免有些癫狂。其实,这些证据不是从我这里来的,是从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傅斯年先生那里来的。他指出,所谓史学,其实就是史料学。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十分材料说十分话,这与法庭上依靠证据来定罪的做法是类似的。回到“真实性”问题上来,王大桥在会议提出了这个问题,两天的讨论中不是有人回应。关于真实性问题,我们不做结论,因为人类学本身是一个on going的学科,它的特点就在于它不断自我超越,自我否定。我们不做事物的界定,只追求对知识的认识。人生就那么几十年,何必把有限的时间浪费在这个学科那个学科的界定上?为了申报项目写教材,为了招生,可以这样做,但这绝不是我们的意图。真正有才华的学者,不要在此浪费时间。法国语言学会在20世纪初叶就挂了一块招牌,禁止讨论某些问题。
现象学意义上的“真实”是一种体验在先的东西,用文字根本无法表达。我在会议发言中说玉是一种语言,很多人觉得有点走火入魔的意味,实际上,玉关涉到了中国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前的两千年间,早就有一种东西统治着前中国文化,那就是玉。齐家文化一个墓葬中出土了一百多件玉器,良渚文化出土了一百多个,凌家滩有三百多件。从地图上看,这三种文化之间彼此距离甚远,一个在长江口杭州湾,另一个在河西走廊上,齐家文化陶寺遗址中出土的玉壁、玉琮与良渚文化的却是一模一样。一个是距今4500年,另外一个距今4000-5000年。若无人统一,两地玉器制作者能做得一模一样吗?绝无可能。史前时代既崇拜玉器,且又做得一模一样,由此说明它是uniform,彼此之间肯定有交往。《山海经》里处处都是玉,屈原在诗歌中开篇就讲:“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6]。文学能解得了这里的意义吗?根本不知所云。玉器是信仰中的真实,而且,全世界只有中国存在这种信仰。世界其他文明也有发现玉的,但从来没有把玉神化到这个程度。道家最高的皇帝叫“玉皇大帝”,儒家说“君子比德于玉”,其他就不用说了。相较于玉器这个具有8000年历史的“大传统”,其他的一切都是“小传统”。孔子、老子才多少年?再次重申,所谓真实性,是信仰中的真实。
为什么要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神话的文学式研究问题?这个话题实际上从十月份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创世神话会议而来,该会议由中国、荷兰和美国三方合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主办。会议召开的第一天,荷兰学者米尼克·奇珀(Mineke chipper)首先发问:神话与文学,哪一个概念的范畴更大?今天青年学者所做的神话与人类学关系的报告,解答了这个上次会议没有解答的问题。剑桥人类学派的神话观对英语世界的神话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中国也不例外。神话这个概念最初在1903年第一次引入现代汉语,研究者是一批文学家。由此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鲁迅《故事新编》、郭沫若《女神》、茅盾《神话研究》、谢六逸《神话学ABC》,[7]这些论著与新文学运动密切相关,以至于神话被界定为文学中的一个门类。《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古代典籍中含有大量神话,但西方汉学界却认为中国没有神话,尤其没有创世神话。我在创世神话会议上提出,中国的创世神话应该是全世界最丰富的。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居然没有创世神话,为什么?全被遮蔽了。外国人研究中国神话,看不到中国少数民族的神话文本。我们觉得人类学会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如何用英文写作的问题,一定要把真实的中国文化呈现出来,不要展现一些虚假的、建构的中国文化。
政府当然承诺说保护文化遗产,但在“保护”的名义下扼杀、断绝了多少东西。人类学家在保护印第安人、保护澳洲原住民时早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甚至想批判今天的“申遗大跃进”运动,因为它将很多原汁原味的文化连根拔了起来,这是非常可怕的。还有虚假的文化繁荣问题,国学的繁荣问题,等等,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今天大喊文化保护、文化崛起的,是一批没有文化的人,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丰富多样,没看过民间仪式,不懂任何一个少数民族语言。当年这些人的是口号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但现在我们将其颠倒过来。为什么?因为搭完台地下资源都没了。这是自杀式的发展模式,应该加以批判。这就是资本主义带来的悲哀,马克思研究了一辈子,就是要弄明白资本为什么这么厉害。方克强老师的发言中谈到,二十世纪的作品都是原始主义的,我在此补充《指环王》(Lord of the Rings)这部新神话小说。指环其实象征着资本主义的贪欲。只有将其毁灭,人类才能得救。在美国大学甚至有一个学术刊物叫《托尔金研究》(Tolkien Study),专门研究托尔金。为什么要研究这个人?因为他动用的神话资源非同小可,人类写作以来,从来就没有如此丰富的神话想象。《指环王》“中土”(Middle -Earth)一词其实含有深刻的用意。英格兰北面是冰岛,南边是欧洲大陆,所谓“中土”,即是英格兰。作者托尔金(J.R.R.Tolkien)的目的是重写一部英格兰神话,它完全不同于《戏说乾隆》之类的文本。可叹绝大部分中国人看不懂,根本不知道它是牛津大学中古英语教授写的神话小说,最后只能将其视儿童文学作品。《指环王》的神话主题带动了整个二十世纪后期的“魔法”风暴,《哈利·波特》(Harry Potter)的作者罗琳(J.K.Rowling)最喜欢的人就是托尔金,她是读托尔金作品长大的。所以方克强教授的原始主义,如果延伸下来,就把人类学写作全都带进去了,就是作家意义上的人类学写作,包括艺术家的写作。这种反思,是中国人类学写作最需要的,也是最缺少的。
最初文史哲不分,后来的科学研究将三者切割开了。出版界推出了一套地中海物质文化与考古学的书,值得一读的是法国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系列论著,[8]比如《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地中海考古》,等等。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受到了类学的深刻影响,最终形成崭新的史学研究模式。中国的史学界跟得比较快,历史人类学现在已经是主流了。
实际上,“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一词源于苏联,这里不再赘言。台湾中兴大学的陈器文教授说我将“文”的概念扩大了。那么,是我扩大了“文”的蕴含,还是它本来就是一个大范畴呢?我为什么要将其与孔子的典章、礼仪、制度、乐器联系起来呢?因为这个“文”本来是现代学科建构起来的,我们把它的意义缩小了。
文学人类学学会最初有这么一个设想:将文学当作一种文化资源,在当今社会发挥一点作用。2005年,我们在《江西社会科学》开了一个栏目,叫“符号经济与文学人类学”。人文学者可能会认为,经济离我们看起来太远了,实际上这是匹夫有责的事,不能不让我们思考。原始复归是不可能的,虽然讲原始主义,但退回去绝无可能。唯一的办法是大家都觉悟,相对地减缓自杀的过程。这是2004年银川人类学高级论坛得出的结论。当时台湾的李亦园院士认为,人类可以持续发展,争论的焦点是人类可以移民到外星去。本人不敢苟同。因为迄今为止,茫茫太空,除了地球之外尚未发现还有哪一个星球上有一丝绿色,人往哪里移?如今地球上的石油资源已耗费多半,来得及吗?科学技术又是双刃剑,谁敢保证飞船能把六十亿人全部移过去?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减缓自杀的过程,这就需要替代性发展,发掘自己的文化资源。
     (完)


[1]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0 
[2]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 (美)格雷格·迈尔斯(Gregory A. Myers):《书写生物学: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文本》,孙雍君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4]参见Marcel Detienne, The Creation of Myth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5] 参见李济《关于殷商人的体质人类学的评述》,载李济:《安阳》,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第200-206页;李济《中国人的种族历史》,载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44-355页(该文原载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1969,Vol.VI,pp.3-11.)。
[6] 屈原:《九章·涉江》。
[7] 鲁迅:《故事新编》,文物出版社, 2006;郭沫若:《女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茅盾:《神话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1;谢六逸:《神话学ABC》,上海书店, 1990。
[8](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等译,3卷本,三联书店,1992;(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古代史》,蒋明炜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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