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关于“话语暴君”
关于这点,我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已经有所阐明:我承认“反神话”(包括本文)也是一种神话,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并且,我恰恰认为此时当下,在“反神话”的问题上,学界的态度很可疑。比如,我们在肯定方舟子打假的同时,又如何肯定方舟子自身是“真”还是“假”?(基于他目前对很多与自身领域不相关的”打假”…….)
我认为话语分析的重要性就在它认为所有文本,文学虚构,历史叙事,法律条文,身份表达,写作乃至科学都是社会地,历史地建构的,是各种权力资源的再生产和配置过程,是各种意识形态和欲望的重新编码过程。于是,理论和各种知识都是一种话语的游戏,是对一定社会语境下的某一问题的某种意识形态的表达。但所有理论却都标榜自己试中立的,客观的,纯洁的并持续不断地进行自身合法化的概念运作。因此,每种知识都可以称之为神话学,那么对种种谈论,表达方式也可以作历史性,语境性运作,成为话语分析解构神化的策略。
既然是对所有表达方式做历史性语境性的运作,那么,话语分析者显然不能把自己的分析结果(也是一种话语)排除在外,正如本文。我毫不讳言的说,我在反神话的同时,也在创建自己的神话,并在结尾作出了具体的说明。并且时刻提醒自己,“反神话“也是一种神话,在语言运用,文本产生和利用话语方面,研究者和研究团体也是话语建构结果的一部分和平台。也就是说话语分析既然批评也有自我批评,必须得具备高度的“自反性”。.
而这样的自反性,我认为应该是开放的,动态平衡的。也就是说,我认为它并不要求在一篇“反神话“学论文的结尾立刻作出对自己观点的质疑,而应该将其讨论延伸到与其他学者的讨论中来;或者作者本身,在今后的写作对自己观点的回应,正如巴特所谓,文学批评本身即写作。通过文后对相关观点的碰撞,交流,回应,再回应,在整个大的语境下动态性地实现“自反性”。(比如,此时此刻,我与您的对话本身,就是自反性实现方式的一种)。我认为应该对任何知识包括自己生产的知识保持绝对的质疑质疑也是知识生产,不断质疑,质疑后还有质疑,如此循环才能够避免新的神话的产生,因此,话语分析作为一种方法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刺向一个对象时,又会立刻回马一强刺向自己;它自己的生产的话语不具有优先权,它向所有的批评者开放。
的确我在此文中,对于“反神话”的讨论过于隐蔽和保守,以至会让很多人误会,在以后的文章中我会注意此类问题。总之,我始终认为,不管是那种研究方法,我们都要警惕当一种方法变为公式化,它们就具有化为一种研究机器的危险,在这种机器中,研究者降低为只要转动方法的手柄就能产生事实的机械师。所以,我们要避免把话语分析蜕变为一种方法和工具。方法只能“建构“,而无法实现”解构“的文化和社会目的;方法只能为垄断服务,而无法为反垄断服务。
2 观点预设
这是个让我比较困扰的问题。我认为,无能是文化研究学派,还是批判学派,观点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巴特,还是阿多诺;无论是福柯还是阿尔都塞,他们的观点预设是显而易见的,不然,如何进行批判?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并不认为,任何一篇文章能够做到客观,公正,或者起码做到不偏见。我认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优点在于他的偏见或者说有观点,而正是因为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及其解构方法,才能够使我们看到某个事情的多面。正如小约翰在其《传播理论》里所说,不同范式和方法,如何剖梨,你可以纵剖,也可以横剖,即便你剖的是同一个梨,但是因为角度的不同,你却可以看到梨子的不同截面。
当然,你也可以说,你可以同时剖几刀,看不同的截面,问题是这是否有必要,或者说即便这样就真的客观了么?就无预设么?我认为那可不一定。虽然有点消极,但是我认为在这样的学术讨论中,需要强调观点的重要性,或则更大胆点说,偏见的重要性,我认为,由“不同人,不同的偏见”组成的世界,比有“一个人由不同的观点”组成的世界,要好得多。也正是应为这样的原因,我才强调第一点,即“动态自发性“的重要价值:神话与反神话(即两种反向的神话)永远在相互质疑中,保持动态平衡。
因此,《透视》这篇文章,本人并无蔑视之意,我在文章开头已经说明,我认为他是一篇“严肃”的文章,并且很认真且很尊敬该作者。我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我尊敬作者的发言权,且同意他的观点存在合理性。我要做的仅仅是对此文的神话建构进行解剖,提醒读者对此类文章的语言警惕性。
3 “打真”与意识形态自然化
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即“《透视》一文作者的话语方式几乎官方逻辑地自然流露”,或者说《透视》作者本身很可能自己根本不觉得自己在有意建构一种神话,而且他很有可能对自己所经验的“真实”发表自己的观点而已。而您恰恰说准了,话语分析就是要揭露嵌入于大脑的这中意识形态的无意识流露,这或许才是神话结构更有有意思的地方。遗憾的是,本人并未在这个方面着墨过深,以下阐述下我的观点。
丁尔苏在其《语言的符号性》一书中谈及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在语言运用中,说话人是总是故意利用各种表达方式来歪曲事实,欺骗受话人,以达到某种目的。 事实上,虽然人们进行言语交际是借助的头脑中存储的图示知识不无带有不同的阶级烙印,但图示知识的这种社会属性或其中的意识形态成分大多已通过自然化过程变成了非意识形态的场所。”
在通常情况下,说话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话语中包含某种意识形态,并且读者对此往往也浑然不知。因此我认为神话解剖或者说话语分析的重要作用就是要解释语篇中那些不被直接言明的隐藏在语言表达背后的假定,信念以及它们是如何通过语言手段而被隐蔽地表达的。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分析,来增强人们的“语言意识”,提高他们对语言运用的鉴赏和批评能力,要有语言的自省意识。
您也有可能追问,那么既然作者可能是无意识的,那么谈何“别有用心的”建构呢?恩,这点要说明清楚,我觉得比较困难,但是尽我最大努力吧。首先,我并不认为,作者全部是无意识的,至少在基本事实上的判断上,从他行文的思路以及其随后在自己围脖上更新的内容来看,让我相信他在说“说实话”,我认为很困难。
其次,即便他的确是“无意识”的(可能性很小),他也是一种无意识的建构:意识形态的写作流露。这样的建构我们等放在更大的语境中分析,将他的话语放到“官话”的历史性语境的运作中,我们就可以找到该作者的坐标。所以,他可能是在诉说一种“真实”,一种他亲身经验的“真实”,而我恰恰要怀疑的是,他视为理所当然的“真实”是如何建构起来的?
4 语境
最后关于语境的讨论,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是一个语境中习以为常的话语放到了未习惯这一语境的陌生化语境中”。在此文的写作过程中,我的确犯了这个低级错误,并未把“语境”这个重要因素考虑在列,或者说,即便讨论了,也没有将其明确。
语境的确是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也是引起读者不适的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是我说过了,本文的目的在于分析其技术,在于分析作者如何把其他知识体系拉入他的话语体系中并且证明其观点的合理据性。
至于为什么同属于“官话”的《人民日报》与”新华社“也对《透视》一文进行抨击,我也做了说明:即便是他们属于同一种话语体系,还是有显性和隐性之分吧(文中有论述)。我也说了《透视》是此种话语体系的一种变形。
我实在是不敢保证《人民日报》等义正言辞地抨击《透视》一文,并非不是透过另一种隐性的方式来维护威权主义神话本身。而这种短期的批判,看似”客观“,不过是在更深远之处进行历史性话语操作的手段罢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11-13 18:14:01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