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图像如何区别“描述”与“叙述”？

还是基本问题，“描述”（description）与“叙述”（narrative）：

 

 按普林斯的界定，描述是在空间序列对所发生事件的展现；叙述是时间序列和因果（涉及情节）。

 

按这个观念，只有敦煌壁画这样的场景事件的“连环画”式的序列相连才能发生叙述，

 

 肖像画、风景画或是静物画都只能是“描述性”的。如此一来，图像的叙述功能岂非太窄了？

 

基本上，单幅图像的叙述功能就非常有限，只能借助阅读释义加以建构。

 

建构的图像文本有如何界定其边界，只能是新闻事件报道的照片或广告情节剧的画面尅被建构为叙述吗？

 

问题是：

 

如果允许我从“宫娥图”或“自由引导人民”中建构一个故事，为何不允许我从风景画中读出一个叙述？

 

进而言之，为何不能从一个抽象的艺术中读出叙述？

例如蒙德里安的那些冷抽象色块，它们叙述吗？我感觉到它们充满了情节变化。

LZ问的关键问题：“如果允许我从“宫娥图”或“自由引导人民”中建构一个故事，为何不允许我从风景画中读出一个叙述？”

 

这实际上是叙述学的根本出发点：文本中必须有情节，与之相应的接收才可以进行二次叙述。

 

也就是说，叙述文本必须是一种特殊的“有（时间中的事件）动势”的符号文本，不然任何文本都可以是“二次化”的叙述文本。

 

那样就把叙述学溶解于符号学。

 

 

段炼在《艺术传播与图像研究》（河北美术出版社）中区别了“视觉叙事”与“图像叙事”（此处我仍用他的原术语——叙事）。

 

他认为，“图像叙事”就是敦煌壁画或欧洲宗教化一类的绘画。

 

而“视觉叙事”是视觉材料（光、色、线条、质感）而非“图像”，所进行的“视觉文化叙事”。

 

在段炼看来，“视觉叙事”的研究是与“文本叙事”并列的文化研究概念。他以此解读出视觉叙事中的“历史叙事”“个人叙事”。

 

我从他的文章中感觉到一种比从“图像中解读故事”更广义的叙述学观念。

 

我所倾向的“图像叙述”就是包括“抽象图像”在内的“文化叙述”。

 

那更接近于符号学，但是仍然有叙述学的框架和分析方法。

 

是否叙述文本，我倾向于仅凭“文本自身”无定论，而是叙述三环节的共同形成。其中接受者的“二次叙述”是关键。

 

因此，任何一个对象（包括人工的、自然的）成为叙述文本必须经过以下两个环节：

 

一是符号文本化：以任何意义的方式加以解释；

二是叙述文本化：意义解释必须具有两个向度——时间向度与动势（包括零动势）向度。

 

这样，我就将叙述文本界定为：具有时间向度与动势向度的符号文本

 

 

 

 

LZ，我的看法：这里就是为什么叙述情节必须卷入人物。

 

“蒙德里安的那些冷抽象色块，它们叙述吗？我感觉到它们充满了情节变化”。

 

可以的，但是不卷入人物，就很难说是叙述。

 

因此LZ说：“我就将叙述文本界定为：具有时间向度与动势向度的符号文本”。

 

蒙德里安的画，绝对不是叙述文本。怀斯的画，是叙述文本。

 

LZ说：“我所倾向的“图像叙述”就是包括“抽象图像”在内的“文化叙述”。

 

或许要多一层限定。

恐怕二次叙述无法创造，只能“实现”文本的潜力。

 

人物、情节、时间、意义向度，都是叙述文本必须有的品质。

 

文本至少提供了线索。二次叙述不能无中生有。

 

你们觉得应当如何理解？

 

 

“创造”和“实现”之间并无实际上的界限，以图像为例。

一个幼儿看到一堆我们并不能分辨的涂鸦线条（比如类似波洛克的画作）读出了他所见到的动物故事。他是有所依据的，这个线条是老虎，那个是鱼。

是幼儿的口述才算叙述，还是这些线条本身具有“叙述”的潜力？

 

 

实际上，静态图像的叙述能力一直不被许多理论家看好。

因为时间维度往往需要接受者的建构，想象出一个“叙述”。

而仅凭图像本身，“叙述”或“描述”实际上很难以被识别。

甚至叙述者都常常隐身于无形，只能通过隐身于画面之后的“框架”来获得蛛丝马迹。

 

当我们被提示，这是一个“新闻照片”“广告画面”“一个行为艺术”才能理解其中的叙述，并进而找到叙述者，

其结果，最终不是图像在叙述而是图像在辅助叙述，画面提供的信息“视角、色彩”反而成为了确证这个框架的次要要素。

我想，这个问题也存在于音乐中，一首交响乐所展现的激昂是否仅仅只能通过“标题、背景信息的提供”来获得叙述性？

 

命运，如果不叫《命运》它叙述吗？

 

似乎在现有理论框架下，它们（非语言符号文本）的叙述功能被挤占得太狭窄。

 

非语言叙述的界定可能要更加重视“二次叙述的解读潜力”。

对文本潜力的判断恐怕要对读者更加开放

——我们可以规定叙述是一种“有人物参与的文本”，但是却无法规定一个抽象的画面不能读出“人格”，除非我们设定体裁等详尽的背景信息。

 

 

以阐释为中心的讨论，总会落到让人无言的相对主义。

 

没有一个理论能处理“一个幼儿看到一堆我们并不能分辨的涂鸦线条，读出了他所见到的动物故事”。只能处理“某个社会的大部分幼儿”（即一个幼儿阐释社群）如何如何读的原因。LZ说的如何读出“人格”，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不能为规律找到文本依据（包括LZ上面说的各种伴随文本依据），我们只能放弃建立某种形式理论的努力，因为个人的主观能力绝对是无形态的。

 

德里达，利奥塔，德勒兹，这些人说话特别痛快，一切范畴和规律都被否定得干脆彻底。

 

其代价就是：法国长期是符号学与叙述学的世界顶峰，现在形式理论却寿终正寝。竟然没有一个人存活！

我赞同需要回到某种形式。

只是，这种回归的形式不应是在后现代理论探索的失败后的退缩，而是连同主体破碎考虑在内的“重建”。

技术上，是“主体”“文本”与“诠释者”之间的一个折中。

如何折中，倒是一个困惑。

 

于我而言，只是一开始就埋头做欧几里得式的推导，难以说服自己。总想在认识论的角度观测这种理论的“预设”。

ls言及此，已令人豁然开朗：

   一个理论体系，也是一个复杂的叙述文本，如果不承认其预设，后面的通关游戏，就无可玩味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