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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符号自我》
作者:文一茗 发布时间:2011-05-21 点击数:2648
诺伯特·韦利在《符号自我》(The Semiotic Self)中将自我理解为一个充满社会性、对话性、自反性的符号。符号的自我在时间上分为当下、过去、未来三个阶段。当下通过阐释过去,而为未来提供方向。用符号学术语讲,当下是一个符号,过去是符号指代的客体,而未来则是解释项;或者说,当下是正在叙述的主我,过去是被述的客我,未来则是接受这一阐述的;当下我是说者,过去我是被说者,未来我则是一个听者。
自我不是通常意义上说的形形色色的具体身份,而是容纳不同具体身份的符号结构与内容。既然自我是一个充满弹性的符号化阐释过程,那么,自我就既不能被拔高到社会组织、文化、互动的本体论层面,也不能被压缩为物理化学的生理层面。前者的做法是向上还原主义的立场,其结果是导向用少数精英的具体历史特性(比如美国宪法创始人所认可的白人男性的卓越推理能力)或用社会一致性(比如中国传统社会中强调的家族、阶层利益)来取代、抹杀个体的独特性;后者则代表与之相反的向下还原主义立场,用生理差异(比如肤色、健康状况、血型、星座等)和生理本能(如佛罗伊德的爱欲本能)来捕捉自我,为人种差异优劣论大开方便之门,用一种绝对孤立的视角来审视个体,将自我缩减为一座孤岛。
符号的自我同时反对向上、向下两种还原方式,因为它们都不能抓住人的本质,都是非民主的、反平等主义的。依照这两种思维,得出的都是扭曲的人性。符号自我是具有高度自反性、内心一致性、对话性与社会性的概念。自我需要一个他者作为反思自身的一面不可或缺的镜子。我是谁这个问题必须放到我与谁的关系网络中来考察。这不是否认自我的独特性,不是用他性来泯灭自我的个体性;而是回到自我与他者的邻近性中反观自我的独特性。思考我是谁必然导向对我应该成为谁的追问。自我不是一个思而不行的主体,而是将反思的终极目的指向自我矫正的动态行为主体,对自我负责的主体。因此,自我的概念处于一个动态的纬度中。
由此可见,自我处于一个高度弹性的阐释过程之中,自我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说的形形色色的具体身份。福科、德里达有消解主体的说法,是因为他们认为自我只是语言文化的构成,错把具体的身份(identities)当作类属的自我。然而,具体的身份是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的产物,因而所谓的长期固定的身份,其实可以来去自由、游移不定。事实上,身份栖居于自我之内心,表达了自我的种种品质。
用向上或向下两种方式来还原自我,都不能捕捉到自我作为一个主体的符号特征。因为它们都不能抓住人的本质,都是非民主的、反平等主义的。依照这两种思维,得出的都是扭曲的人性。符号自我是具有高度自反性、内心一致性、对话性与社会性的概念。
既然,自我是如此这般具有自反性、对话性的概念;那么,作为自我之学的主体性(subjectivity)研究,则表明了自我对自我意识形成的意识。因此,主体性这一概念性是一个充满元意识色彩的符号。即要求站在自我的元层面来回视自我。但是,主体性这个概念的诞生带有胎记般的悖论色彩,因为自我反思或自我意识听起来有点像自己拔起自己的头发脱离地面。这就是哲学史中麻烦的自反性的盲点(blind spot)问题。也是戴维·卡尔(David Carr)所说的主体性的悖论The paradox of subjectivity)。同时作为反思主体与被反思客体是否可能?可以像康德那样用一个超验自我来填充盲点;也可以通过将自我无限化来填充盲点,将主体客体混合起来,像黑格尔那样将之组成为一个上帝;也可以用冲突悖论来填充盲点,如形式主义者——罗素,希尔伯特,以及卡尔纳普所做的那样,或者换一个方式,像德里达那样。然而,像哥德尔那样,以非冲突的方式来填充盲点的做法,相当复杂。同样可能的是否认盲点的存在,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一个人需要一种向上的还原方式。最终,可以简单地将之接受为一种无法避免的,人类心理构成中的一个构建出来的特征。尽管主我也许会试图去谈论自身,主我只能够与交谈,并且,以一种更为间接的方式与客我交谈。
自我需要一个他者作为反思自身的一面不可或缺的镜子。我是谁这个问题必须放到我与谁的关系网络中来考察。这不是否认自我的独特性,不是用他性来泯灭自我的个体性;而是回到自我与他者的邻近性中反观自我的独特性。思考我是谁必然导向对我应该成为谁的追问。唐纳德·霍尔(Donald Hall)在其《主体性》中指出,自我不是一个思而不行的主体,而是将反思的终极目的指向自我矫正的动态行为主体,在道德上对自我负责的行为主体(moral agent)。因此,自我的概念处于一个动态的纬度中。
符号自我的动态阐释性使人拥有充分全面的自反能力。符号自我的三元关系模式,即主我-客我-的循环圈,将反思的自我放入他者的位置;这种他性就建立在与他人的一致性的基础之上。它提供了可以消除悖论的差异。自我意识的自我意识是自我关于自我的对话,处于第二秩序的思维层面,有别于主体对日常客体的(第一秩序)普通思维。人在一个集体(与他者)中的归宿感形成自反性力量。这种一致性使得移情换位角色扮演(米德语)等能力成为可能;而这又进一步形成自反性能力。事实上,韦利将自反性一致性视为自我理论中的两大核心概念,认为它们有逻辑意义上的相互依赖性。自反性和阐释是同时发生的,都是交流的本质特征。在内心深处,主我以阐释的方式向你说话,同时以自反的方式与客我说话(即与自己说话)。那么,自我不只是自反性的,还是自反-阐释性的动物;并且正是这种特征,使它与其他客体以及身体区分开来。两种过程对于定义自我都是必要的,因为它们都是人性的特质。我们在内心不能只是反思而不能解释;反之亦然。
自我所做的就是在元层面上复制自身。在思维的第一秩序中,主我不能看见主我。可是在思维的第二秩序中,完整的自我可以成为自反性的客体。在物理和生物自反性的情况下,盲点位于第一秩序,即:部分客体看不见自己,因为那个部分正是执行观看或反射的装置。身体分为两个部分,并且因此它只能看见自身的一部分。自我反思的人类也同样分成两个部分,可是人类不是通过分裂自我,而是通过复制自我达到这一点。正在反思的人,在第二或元层次克隆一个我或者说复制了自我。现在,盲点完全位于客体之外。自我反射的人工制品或生物只能看见自己的一部分,其盲点就在内部。自我制造的人可以看见自己的所有。其盲点在自身外部,即位于元层次的了望台上,通过它,盲点可以看见自身。也就是说,符号的自我是双层面的自我。
倪梁康在总结西方哲学思想中的两大发展路线时指出:
自二十世纪初,思想界和文学艺术界总体上处在一种内向的、反省的精神氛围中。这代表了自笛卡儿以来近代西方思想史的延续,自身意识构成了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并在近代自笛卡儿以来的发展中,显出两个较为清晰的线索:
一方面,实践的自身意识开始超前于理论的自身意识。前者是指对自身实践行为的知晓、评判甚至承担责任,一种道德的自身意识(moral agency)。它取代了具有浓烈知识论色彩的理论自身意识概念。另一方面,与前一个发展线索相交织的,是自身意识的问题有一个从个体向群体、乃至整个人类的自身意识发展线索。这使得自身意识的真实性从自身被挪到了交互之间 ”
一个人与其他人的结合才产生出作为纯粹意志的自身意识(科恩);人的本质被揭示为不是自为的,而是与周围世界处于不可分割的状态中(海德格尔);自我通过他的种种行为被重新理解(保罗·利科)。而深受利科影响的符号学家高概(J .C.Coquet),在其《话语与主体》(标志着主体符号学的产生)中,将语言中的主体概念认定为是 一种自我承认、自我负责。并指出话语研究应从作为陈述机体的主体出发,区分出符义主体/非主体,以及符义主体的四种情态。这就把萨特强调的人(作为存在主体)为自己负责,以及格雷马斯(A.J.Greimas)的机械叙述方阵有机整合。并将主体研究的触角深入到文学文本的叙述形式分析中。
关于自我的讨论,可谓汗牛充栋。符号自我从最具体的形式入手,分析这个最形而上的概念,可谓行之有效。

 
文章来源: 《符号与传媒》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