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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楠评胡易容、陈文斌编《当代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潮文选》

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形式论是当代西方学术有四个重要的理论支柱。马克思主义和形式论中最重要的学科分支符号学这两大理论传统观的结合无疑激发出了许多深刻的洞见和理论成果:沙夫的马克思主义交往符号学思想、列斐伏尔的符号文化社会学、罗西·兰迪的符号系统与社会再生产、布迪厄的符号资本理论和博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等。胡易容和陈文斌所编译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潮文选》选取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符号学、马克思主义历史符号学、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符号学等研究前沿,对当今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潮做出了总体性的呈现。

刘楠评胡易容、陈文斌编《当代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潮文选》

作者:刘楠  来源:符号学论坛  浏览量:2396    2017-02-22 17:14:19

 

马克思主义的符号学建构:评胡易容、陈文斌编《当代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潮文选》

刘楠

 

编者:胡易容、陈文斌

书名:当代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潮文选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

ISBN:9787569000573

DOI: 10.13760/b.cnki.sam.20170119

 

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形式论是当代西方学术有四个重要的理论支柱。马克思主义和形式论中最重要的学科分支符号学这两大理论传统观的结合无疑激发出了许多深刻的洞见和理论成果:沙夫的马克思主义交往符号学思想、列斐伏尔的符号文化社会学、罗西·兰迪的符号系统与社会再生产、布迪厄的符号资本理论和博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等。胡易容和陈文斌所编译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潮文选》选取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符号学、马克思主义历史符号学、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符号学等研究前沿,对当今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潮做出了总体性的呈现。

符号学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兴起,常常被认为起源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对成熟的现代符号学思想和方法的借鉴,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现的新的方向。阿尔伯特·伯吉森认为符号学马克思主义兴起是从以葛兰西为代表的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结构模式的翻转开始的。他在《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一文中围绕经济、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理论关系转变,阐述了“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兴起的四个阶段以及其代表人物和理论逻辑。然而,庞齐奥的《卡尔·马克思的符号学》从马克思本人对政治经济的研究方法和内在逻辑中发现马克思所使用的方法是典型的符号学方法,马克思是“未亮明身份的符号学家”,巴赫金、伏洛希诺夫、沙夫、罗西·兰迪等的理论著作中也体现了符号学思想和方法。从庞齐奥的观点来看,与其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潮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和范式创新,或许更适合将其理解为对马克思本人及马克思主义先辈所使用的潜在的符号学方法的回归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涵盖了文化、政治、经济、历史等多个领域,《当代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潮文选》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符号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和社会符号学、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学三个部分,对将符号学运用到具体的研究领域成果进行呈现。

后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的改变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如何处理资本主义新的发展阶段的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符号学”部分所选取的文章,围绕后现代社会中所出现的语言学转向、文化内涵在商品生产和消费中的增长,以及知识经济的兴起等问题展开。

彼得·艾维斯的《文化差异、语言、理论与激进政治的三个方案》通过对马丁·莫里斯、大卫·麦克纳里、希玛蒂·班纳吉的著作进行了对比分析,集中探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符号的关系,由此提出,思想、话语、意识形态虽然存在并改造着世界,但并非是纯粹的文化符号实践,对它们的讨论,不能忽视或低估社会和经济条件等物质性领域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出一种唯物主义的语言学方法。

对商品及其结构的分析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起点。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论是工人的生活资料还是资本家的机器、原材料等生产资料,都表现为商品的形式。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笼罩在商品的世界中,资本主义社会是根据商品的生产、分配与消费组织起来的全新社会形态。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基本和普遍形式。马克思重点通过对“商品语言”进行解读,发现商品关系背后所隐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奥秘”。然而,后现代社会中的商品生产及消费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商品的物质功能,更多地转向对商品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的消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得不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财富的元素形式”问题,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商品理论。许多学者对商品符号价值的消费持批评的态度,如鲍德里亚、居伊·德波,以及马尔库塞等。而金周汉和科克尔曼采取了完全不同的价值观立场,都主张摆脱索绪尔的二分法,采用皮尔斯三分法,采取建构的路径,而非批判的路径。金周汉在《从商品生产到符号生产:马克思符号学和皮尔斯经济学的三重三角模型》中提出“商品是符号,商品交换是符号学现象”。他提出要打破对鲍德里亚式的经济价值和符号价值的二元论,利用皮尔斯的三分法,发展出商品生产的“三重三角模型”:“物理劳动从物质中生产出产品,传播劳动从产品中生产出商品;消费从商品中生产出效用。”承认传播劳动的价值,认为传播劳动和物理劳动具有同等的地位,二者都能创造价值。保罗·科克尔曼《商品符号学本体论》系统地使用了皮尔斯的符号-对象-解释项三分法对商品进行了本体论的分析。他反对将商品视为一个静态的东西,而是涉及到生产、流通和消费三个方面的复杂过程,是一种关系之间的关系。因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也是包含了劳动理论的价值、市场理论的价值和效用理论的价值。

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交换是劳动产品成为商品的前提和基础。科克尔曼从商品交换过程的完成需要一般等价物谈起,将货币分为三种形式:某种特定的商品充当货币,贵重金属以硬币的形式充当货币,以及本身没有价值的象征性符号充当货币。卡尔·温纳林德提出货币不只是价值的能指,对货币的符号学解读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其经济意义的解读,而应该对货币进行更多元的理解。他在《金钱说了算,但是它在说什么?货币符号学和社会控制》中提出货币是社会控制和社会权力的象征,也是权力关系运作的话语空间,即使在家庭这类通常被理解为金钱关系之外的领域,货币也调节着权力关系。货币作为意识形态,给人以公平的幻觉,从而消解了被剥削者、被统治者的反抗意识。另一方面,他指出同其他类型的符号一样,货币表意依赖语境,这明了将符号学用于货币研究的合法性和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文化、历史与社会符号学”部分选取的文章主要围绕符号学中的历史因素、符号学对历史的影响,意识形态与主题等问题展开。韦伯·基恩的《符号学与物质事物的社会分析》通过对皮尔斯的像似符号、指示符号发挥作用方式分析,指出它们必须借助于符号意识形态,这就必然会受到历史动力因素的影响,进而阐述了符号意识形态在社会事物的对象化中起的作用。亚历山德罗斯.P.拉戈波罗斯的《符号学与历史: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首先介绍了广义的认识论范式和历史哲学的主要方法,阐述符号学如何被纳入到历史研究中去,以及历史如何成为符号学研究的方法。斯特凡诺·哈尼的《非物质劳动的纲领化》提出非物质劳动主要关注情感与交流,但是非物质劳动并不是要否定劳动的物质条件,也不是说它比其他劳动的物质性少,而是它具有更多的社会性。丹尼尔·莫列尔·拉米列斯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意识形态与主体历史》基于科沃德和埃利斯合著的《语言和唯物主义》中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了的研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主体历史问题。

 “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符号学”部分选取的几篇文章主要聚焦于文学艺术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主体建构问题展开讨论。安迪·布伦顿的《受难者符号学》以对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第十八次雾月政变》解读作为起点,发现马克思对政治主体形成过程的思考带有浓郁的符号学色彩:社会行动主体的形成是一个符号化的过程,是时代的民族神话和文学共同所造就的。安迪·布伦顿运用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结合马克思对压迫者、受难者成为主体过程的描述,引入大量的政治革命案例,分别阐明三种不同类型受难者的范式要获得大众认同的必要条件,从而揭示出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何塞·安吉尔·加西亚·兰达的《符号链:符号学、马克思主义与<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女性形象》结合皮尔斯和伏洛希诺夫的符号学理论,对加略特小说中女性形象再现进行讨论。他认为,小说同时具备虚幻和真实两种特质,虽然它讲述的虚构的故事,但是小说材料来源于日常生活,小说人物的自我再现受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影响。苏珊·佩特里利与奥古斯托·庞其奥合著的《爱丽丝世界中的交换》,对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系列著中的符号交换现象进行分析,对符号和意义之间的关系做出思考,对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的任意性做出了回应。亚历山德鲁·瓦西留的《帕索里尼的电影<乞丐>与下层阶级状况——作为一种超越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的异端符号学》,以帕索里尼的电影作品为分析对象,阐述了其中的意识形态建构与他的理论话语的异端本性之间的联系。提出他的“异端符号学”,从客体、角色和行动中把一种表象的辩证唯物主义转化为一种符号的抽象论断形式。

胡易容和陈文斌编译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潮文选》一书的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该文选提供了欧美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者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各个领域的独到见解,对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当中的重要问题和重大争论做出了回应,打破许多我们旧有的成见和思维定式,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例如,金周汉在《从商品生产到符号生产:马克思符号学和皮尔斯经济学的三重三角模型》,从马克思对长期在中国学界占主流地位的鲍德里亚对商品“符号价值”和“经济价值”的二元区分以及以史密斯为代表的受众商品论进行了强有力的反驳和论证,肯定了广告、包装等传播劳动的价值。这反应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的一个研究目标和理论雄心,不以对当代社会问题的揭露和批判为研究终点,而是在此基础上针对问题提出可操作的理论和模型,这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马克思的回归——以实践为导向,也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除开文选中文章本身的学术价值之外,编者对文章的选取和编写中,我们也能看出编者的一种开放性的编写理念。文选的第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符号总体发展状况”所选取的两篇文章虽然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兴起的阐述,但是明显可以看出他们所采取的演绎逻辑和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发生起点的看法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符号学”部分金周汉和科克尔曼也都围绕同一主题“商品是一种符号”展开,但前者对该论点的阐述是基于商品和符号二者的相似性,而后者则主要基于商品本身的构成元素的相互关系为出发点进行论证……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如文选中有多篇论文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论证路径对意识形态和主体建构、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物质和符号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并且常常得出不同的结论。然而编者并没有抱着其所持的观点立场来筛选文章,而是给我们读者较大的阅读和思考的自由。这样,我们不仅能够从文选中看到许多新鲜的理论洞见,而且还能发现许多存在争议而未能达到意见一致的地方,能够从多个方面来思考同一个问题,从而深化对该问题的理解,和在对它们之间的对比和综合思考中得出自己的观点。

编者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潮文选》中的诸多努力,对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持有的开放态度。把马克思的理论学说作为一种理论资源,重视其与符号学思潮的对话;其次,无论是对政治、经济或文化中任何一个领域的分析和研究,都需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避免孤立地探讨问题。

赵毅衡先生在胡易容教授主持的四川大学符号学一传媒学研究所的首次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专题读书会上,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和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领域中发出中国的声音迫在眉睫,并提出“四个回到”,即回到经济基础、回到商品分析、回到社会关系、回到未来朝向。但是,对建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推进,在整体研究状况落后于欧美的情况下,自然不能闭门造车,而是需要整合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成果、新方法,在一个比较宏大的视域中透视马克思符号学,才能避免重复已有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迈出更大的步子。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代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潮》的意义和价值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作者简介:

刘楠,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员,研究方向为商品符号学和品牌符号学。

Author:

Liu Nan, member of the ISMS Research Team. Her research fields are semiotics of commodity and semiotics of branding.

Email: m1832858264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