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小曦在新著《媒介与文学:媒介文艺学引论》中出语惊人: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文学。相反的声音接踵而至。在刚出版的《网络文学:符号学研究》中,王小英理不饶人:环顾世界,网络文学乃中国特有,韩国堪可比肩、日本差强人意,其他各国均无。 整个东亚文化圈,在此一轮新媒体文学的竞赛中先拔头筹,网络文学东方世界一枝独秀。这样的结论,让笔者更为震惊。比震惊还悖论的是,两种声音在同一次会议的发言席上同时出现,展开交锋。
为网络文学立法: 评单小曦《媒介与文学》兼谈媒介作为“符号-物-机构”三联体
唐小林
作者:单小曦
书名:媒介与文学:媒介文艺学引论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5
ISBN: 9787100114592
DOI: 10.13760/b.cnki.sam.20170118
一
单小曦在新著《媒介与文学:媒介文艺学引论》中出语惊人: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文学。
相反的声音接踵而至。在刚出版的《网络文学:符号学研究》中,王小英理不饶人:环顾世界,网络文学乃中国特有,韩国堪可比肩、日本差强人意,其他各国均无。[①]整个东亚文化圈,在此一轮新媒体文学的竞赛中先拔头筹,网络文学东方世界一枝独秀。这样的结论,让笔者更为震惊。
比震惊还悖论的是,两种声音在同一次会议的发言席上同时出现,展开交锋。去年七月,在川大召开的首届传播符号学会上,学术报告人与评议人在“网络文学”概念及其是否存在上争执不下。好在时间有限,很快转向下一个议程。
中国文化界在网络文学上是不是患了冷热病?注意观察就会发现,一边是网络作家成批涌现、网络文学争先出版、网络小说改编的电影票房看好,网络文学批评逐渐升温;另一边是文艺理论界、美学界的冷眼旁观、冷言冷语,或者指摘、批评,猛泼冷水[②];所谓的主流作家、精英作家却大有不屑一顾之势。细心清点,否定网络文学者还不是“一般人”,大都是创作界的“大腕”,理论界的“权威”,以及当红的“学术名星”。如此冷热两面、对立的观点并存,如此“多元”的好戏在同一时空展演,并如此蔚为奇观,恐怕不是文化繁荣的标志,应该是在为一位论者的断言作注:美国比欧洲“后现代”,中国比美国“后现代”(赵毅衡,2007,p. 1)。在文化上,谁比中国更反讽、更“领先”?
作为文论界的槛内之人,单小曦对时局的把握一清二楚,可依然逆流而上,说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文学,不是出于对网络文学的简单否定和“批判”,而是为了更好的“建设”,他要超越民族、国家立场,为当今新媒体时代的网络文学“立法”。说得更清楚一点,是要为“数字媒介文学”立法,建立一门“媒介文艺学”,以回应媒介社会对新文学的要求。
二
“批判”是容易的、是讨好的,尤其在后现代文化的场域中。“立法”却困难重重。
网络文学的核心在“网络”,在网络这个“媒介”。是网络这个媒介赋予了“文学”以新的特质,文学网络地生成,或者网络生成的文学,才使网络文学区别于人类其他的文学样式,获得其独立存在的地位。也才能避免那些站在精英文学立场上的,那些站在纸媒印刷文学立场上的,那些站在语言符号文本立场上的,对网络文学的盲视。
单小曦抓住“媒介”这个核心,并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论成媒介是文艺的存在论基础。即任何文艺离开了媒介,就成空中月水中花。也就说,媒介这个存在论基础,适合人类所有的文学。无论是远古时代的口语-身体媒介与“部落化”生产的文学,还是文字媒介与个体化生产的文学、机械印刷媒介与集体化生产的文学,抑或是当代播放型电子媒介与大众化生产的文学,乃至当今网络媒介与实时交互性生产的文学,都是奠基于媒介的。极而言之,对于文学,媒介之外无物存在。一句话:“没有媒介生存的存在境域,文学其他要素无法形成圆融一体的存在性关系,文学也难以成为显现存在意义之所。”(2015,p. 43)[③]单小曦的创见在于,他把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中存在”,落实到“在媒介中存在”:“媒介性存在关系是对‘在世界中存在’结构的具体化”。他一反传统客观二元对立存在关系对主体间媒介要素存在的遮蔽,认为意义的起点不在“主—客”或“主体—对象”的二元关系,因为“没有媒介及媒介性功能的发挥,存在者之间就无法形成意义交流或信息沟通。因此,意义发生的起点应是‘主体—媒介—主体’形成的三元关系。”(p. 43)这个发现,深得笔者之心,真是了不起。
当媒介存在论成为一切文学的哲学基础时,单小曦完成了一次成功的范式转换:把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活动“四要素”转换为了“五要素”,在“世界”、“作品”、“艺术家”和“欣赏者”中加入了“媒介”。这当然不是单小曦的首创,海内外学者对此也多有讨论。伯格在《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中,已经把世界、媒体、文本、艺术家和观众作为艺术活动的五要素,并把“媒体”置于其他四要素构成的矩形的中央,只不过这里的“世界”,具体指“美国(社会)”(2006,p. 14)。单小曦的推进在于:进一步突出了媒介的基础作用,媒介且只有媒介才使这“五要素”的关联成为可能,也才使文学活动本身成为可能。这让笔者多年的疑虑烟消冰释:位于艾布拉姆斯“四要素”中心地位的“作品”,与“世界”、与“艺术家”、与“欣赏者”之间总应该有一个中介吧?因为“作品”与其他三个要素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作品在“文本世界”,世界、艺术家、欣赏者在“实在世界”。这两个世界并非天然沟通,它们之间通过什么并如何发生关系?或者它们最终以何种方式在哪里汇合?其间的意义在何处发生?换种问法:文学的意义究竟栖居在哪里?我在单小曦的“五要素”那里找到了答案,这就是“媒介”。
如果艾布拉姆斯的这个说法成立:几乎所有的文艺理论都只明显地倾向于“四要素”中的一个要素(艾布拉姆斯,2004,p. 5),即是说“四要素”说可以解释之前所有的文艺理论问题,那么,单小曦明确地以媒介为中心的“五要素”说,则是文艺理论史上的一次大胆的突破?范式的转换,或许由此带来文艺理论格局的改变?
三
媒介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突出。这难道只是新媒介时代的回声?
文学结构性地生成,而媒介却居于中心地位。单小曦的媒介文艺学,不仅离本体论时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式的“模仿论”文论,认识论时代的“反映论”文论十分遥远,而且试图越过“语言学转向”后的“符号论”文论,跨入他之所谓的“后语言论”文论。
之所以是“后语言论”文论,关键在于单小曦对媒介的特殊理解。他把媒介理解为一个系统,然后将其分为四层:语言符号媒介、承载语言符号的载体媒介、符号媒介和载体媒介加工而成的制品媒介、从事信息生产传播的媒体机构(pp. 46—47)。为了整齐,笔者宁愿把“从事信息生产传播的媒体机构”,简称为“传播媒介”。这样,媒介这个系统就由语言符号媒介、载体媒介、制品媒介和传播媒介组成。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最终是靠这各级各层媒介系统加工、共同建构才能完成。由于媒介是意义的栖居之所,这个分层和系统构成,在笔者看来意义重大。对于文学而言,以前人们很少注意到的从象形文字、楔形文字、拼音文字,毛笔、羽毛笔、苇管笔,到莎草纸、羊皮纸、竹简,甚至扇面等等,都从不同层次、不同程度地参与并决定着文学意义的生成。
这恰好与笔者近年来对“符号媒介”的思考关联起来[④]。虽然单小曦没有引向这样的思路,但在笔者看来,也许这条思路更能把对媒介的思考引向深入。即由语言符号媒介、载体媒介、制品媒介和传播媒介构成的媒介系统,实际昭示了:媒介是“符号-物-机构”的三联体。任何媒介都是在这个“三联体”的三个要素间滑动、交互、整合、分解。换言之,从“符号”、“物”到“机构”形成了一条媒介的光谱。语言符号是“符号”不用说,载体媒介和制品媒介都是“物”,而传播媒介在这里当然是“机构”。它们三者的关系可谓“由表及里”,语言符号媒介、载体媒介和制品媒介,往往是能够感知到的,而传播机构却常常隐藏在后面,跟体制机制、意识形态,甚至文化惯例纠缠在一起,有时深不可测,但有时也会现身为一个符号。“符号-物-机构”内在地贯通了“文本世界”与“经验世界”、“可能世界”与“实在世界”,真是妙不可言。媒介作为这样的三联体,其居间、谋和、容纳、赋形、建构、交往等作用,也显露无遗。
“符号-物-机构”这个媒介三联体,卷入的问题实在太多,即便笔者巧舌如簧、笔穿纸背,也不能在这篇小文里说清。但它在理论上的另一个重要意义不得不指出:它扩大了“能指”或“再现体”的内涵。回到符号媒介论,媒介就是“符号的可感知部分,索绪尔称为能指,皮尔斯称为再现体,符号学讨论中也常被直接称为符号”。(赵毅衡,2011,p. 123)也就是说,索绪尔符号的能指、皮尔斯符号的再现体、叶尔慕斯列夫符号系统的表达形式,赵毅衡符号的感知都是媒介的别称(唐小林,2015)。当媒介成为“符号-物-机构”三联体的时候,不论是“能指”、“再现体”,还是“表达形式”、“感知”,都极大的扩容。仅就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而言,“符号-物-机构”三联体才是一个符号的“能指”。这有没有搞错?
索绪尔符号学立基于“语言”、“言语”的二分,而他研究的是“语言”的符号学,而非“言语”的符号学。当这样的符号学面对“言语”的时候,该如何是好?“音响形象”是“能指”没错。但一落入“言语”,这“音响形象”就会千差万别,就有万千景象,同一个声音,可能是动物发出的,也可能是人发出的,还可能是机器发出的,为了隐私或别的用途,也可能是“机构”特殊处理过的,如此这般,才是“言语”的“能指”。如果它不是“符号-物-机构”的三联体,其与“所指”的意指关系如何达成?意义的传达如何有效?一进入“符用”,只有“符号-物-机构”三联体的“能指”、“再现体、”表达形式”、“感知”等,才能真正俘获符号意义的建构法则。赵毅衡先生呼吁“回到符号生产力”,重建符号的经济、社会、文化维度,也许“符号-物-机构”三联体作为“再现体”的符号分析工具,更为顺手、尖锐、犀利,更能切中对象肌理?试想,当这样一个“三联体”的“再现体”,与“对象”、“解释项”形成意指关系,并循环且无限衍义的时候,任何复杂的意义现象,恐怕都要道破天机?
这已远远超出了媒介文艺学的问题。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同单小曦要建构的是一种“后符号学”或“后语言学”的媒介文艺学。
四
早该回到中国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文学这个悬念。
有这三样东西打底,即“一个”媒介存在论的哲学基础,“五个”要素(世界、作者、媒介、作品、读者)的文学活动观,“四层”媒介(语言符号媒介、载体媒介、制品媒介和传播媒介)的媒介系统论,单小曦就有了一双自己打量“网络文学”的好眼眼。所谓“好”,就在于他难以受到其他各种思想、理论、观念、情绪的牵扯,在“网络文学”上站稳自己的学术脚跟。
单小曦对网络文学的判词简单而清晰:“网络文学当然理应是一种文学,但它必须是作为这种文学存在要素的数字技术、计算机网络运用于文学活动而‘生成’出来的一种特殊性文学,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网络文学。”(p. 207)网络地生成,是网络文学的关键。它包括网络的传播性生成、网络的创作性生成、网络的存在性生成。中国之所以没有网络文学,是因为这种文学并非“网络地生成”,而是纸质地生成。尽管文学文本是在计算机上写作的,但其生成的过程依然遵循“纸质”的线路。比如从叙述上来看,“今天中国大陆以千亿字计的网络文学作品,基本都采用了纸媒时代建构起来的线性叙事方式。”(p. 170)说穿了,当今中国的网络文学,只是那些在网络上“传播”的文学。著名作家张贤亮承认,“我一直用电脑写作,发出去就成了网络文学”(p. 201)。
当然,传播方式的改变,会给文学带来“新”的因素,但这个“新”还不足以形成一种新的文学样态,还不足以具有“区分其他文学类型的意义”(p. 201)。难怪作家余华会说:“对于文学说来,无论是网上传播还是平面出版传播,只是传播的方式不同,而不会是文学本质的不同。”(p. 201)作家邱华栋更是认为,“不存在网络文学,只存在文学和非文学,因为文学只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不是以媒介来划分的”(p. 202)。邱华栋的说法似乎很有力量,但这种力量和余华以及著名文论家於可训一样,都是来自于把网络这个媒介视作“不过是一个书写工具或传播工具”而已(p. 202),它的作用与甲骨、钟鼎、竹简、绢帛、纸张、石头等书写工具和传播工具相同。倘若仅仅在这个层面上理解网络,理解媒介,笔者也赞成肖鹰的说法,“网络文学”不能称为文学,“网络文学”压根儿就不存在。
问题是,无论是单小曦还是笔者都不这样地看待“网络”,尤其是都不这样地看待“媒介”。如前所述,单小曦视媒介为四层次构成的系统,笔者认为媒介是“符号-物-机构”的三联体。正是从这样的媒介观出发,单小曦辨析了数字媒介技术之于网络文学的关系,从而把网络文学扩展到数字文学,系统论成了网络文学的特征及其可能性条件:“必须看到数字媒介技术之于网络文学的存在性地位,充分的网络文学即在文学活动中的计算机网络启动传播性生成、创作性生成和存在性生成等全面生成活动的产物。计算机网络生成落实在文学创作层面体现的是数字虚拟创作模式;数字虚拟创作的文本成果表现为独具特色的复合符号性赛博文本;复合符号性赛博文本给接受者带来的审美体验即作为古典性静观和现代性震惊合题的审美‘融入’;新世纪网络文学的文化逻辑体现为当今数字文化时代的数字现代主义。如此,人类一种不同于口头文学、书写文学和印刷文学的文学范式——网络文学才真正成了可能。”(p. 236)
成为“可能”的网络文学,而不是今天占主流的中国网络文学,它是区别于口头文学、书写文学和印刷文学的一种“应然”的文学范式,欧美不多、台湾少有、中国大陆稀有,但不能因此否定它的合法性存在。从学理上为其立法,而不是一味的批判,或一味的“捧杀”,或一味的“同化”:让网络文学向纸质文学学习,向精英文学看齐,向单一的语言符号文本“站队”,使其受尽委屈,在发育不良中枯萎。这不也显示了青年学者单小曦面向现实和未来,拓开新域的学术勇气、胸襟和担当,以及对未来文学走向的某种理论洞见?
引用文献:
艾布拉姆斯, M. H. (2004). 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伯格, 阿瑟·阿萨(2006). 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
单小曦(2015). 媒介与文学:媒介文艺学引论. 北京:商务印书馆.
唐小林(2015). 符号媒介论. 载于曹顺庆, 赵毅衡(主编), 符号与传媒, 11.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赵毅衡(2007). 有个半岛叫欧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赵毅衡(2011).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唐小林,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方向为符号学、基督教文学与文化、中国现当代文学。
Author:
Tang Xiaolin, professor of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Deputy Director of the ISMS. His research fields are semiotics, Christ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nd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138080918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