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赵毅衡“形式论三书”：推开世界的门

余媛媛

      通读了赵毅衡先生的“形式论三书”（《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广义叙述学》、《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犹如换副思路，推开世界的门。

      提到“世界”，似乎有必要多说几句。暂且搁置物质／精神世界这样古早的分野，先生谈的其实是意义世界的形成、演绎和拓展；或者可以说，无论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世界，无论是当即可视的万象还是未必永远不见天日的冰山另一角，都将于意义世界汇合，并且在其中达至某种微妙却每每令人惊叹的平衡。

       意义滤选世界，它把有可能奉献情节的素材挑拣进同一个意义隔间里，隔间与隔间的阻断不是绝对的，各要素甚至不一定位于同一个水平面上，只待意识之流穿贯其间；意义编织世界，它把挑选好的情节元素重新抛向上空，检测时下的风速，接受雨雪的粘连，编织的过程也是超克时间、腾挪空间的过程，这一过程艰苦卓绝，所得的成果仍需悉心赏看；意义打破区隔，创立世界，经验世界常常讨论“有意义的可能”，意义世界或想象世界有意开拓“无意义的不可能”，正如先生在书中提到的，意义运作不仅有机会指向“不可能世界”，而且有潜力推倒“可能／不可能”、“有意义／无意义”的思维格栅，让“看不见”的人事浮出水面，甚至暗中推动“无名”的生命参与“有名”空间的形构（请参照福柯所述的“异托邦”），为叙述本身创设全新的叙述框架。

       从上述观点看，似乎称符号学为“意义拓扑学”会比较形象，但后者的有效性仅限于说明意义的排布形态和演进方式，对意义的“译介”载体及其具体的形成机制（符号是典型的意义接驳装置，同时划分出最小的、可予以辨认的意义单元）又鲜有揭示。

       通览“形式论三书”，发现有几个始终绕不开、或许赵先生自己也未曾想过要明确提出的“意图定点”，在此稍加评述。

       一是“求真”。这听起来似乎是老生常谈，可在形式论的框架中却有着特别的喻意。首先，这里所求之“真”，既非“真理”之“真”，亦非“真相”之“真”，而是曝现这一无限逼近“真理”、“真相”的坚执追索的过程。这也就意味着作为谜底的“真”某种意义上被悬置了，或者说仿似“空符号”（依照先生书中的观点，空符号也是一种符号，它依然携带并且再现意义）的“真”将其内含的真理性和求真意志下放到了由“求”领衔的、其实是以“求”为模仿和拟态对象的一系列述谓性语词（按笔者的理解，具有述谓特性的语词或话语并不直接等于谓语，它也可以是形容词及其它性质的词型和短语，只要它蕴含某种行动的可能或表达了某种行动的愿望和态度，如在一些话锋对峙的情境中，“很傻很天真”就富有意义施压的效果）中——“述谓”在此处等同于“述真”，与其对接的情景是，依靠积极的叙述行动去持续攻占圣谕缺位的意义险峰。这种叙述攻略，在摊“薄”了谜面的“后现代”语境中尤为突出，它重申了形式论的主旨，提示我们关注形式的认知功能、伦理语法和实践品格；这样其实也逐渐拨开了数个世纪以来萦回在“形式”之上的“形式主义”雾霭，向我们宣告：求索“形式”不仅是一种形式，“形式”探问不仅跟形式有关，恐怕只有通过愈加细心、耐心、精心地体认与撬动“形式”，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改造世界。

       二是求“曲”。这听起来似乎又有些不识时务甚至故弄玄虚。在标举“短、平、快”，力求“简洁、有序、高效”的今天，文本被堆放到了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上：一方面，当今社会文化的织构、推送与接受模式无疑是“文本中心主义”的，任何文化意图的传播、文化效果的实现，都需要一个尚可自洽并且有说服力的文本；另一方面，即使“文本第一性”众所周知，然而当面对一个繁复、沉默、意涵万千的文本时我们总是，要么顿感无能为力，要么径直选择离手头最近的那一种“解”法。说“文本的粗放”直接导致了“文化的粗暴”显然有失公允，但处置（创作、传播、接受）文本的简单化趋向的确对局域文化的非良性发展负有责任——虽则造成这种失当趋向的原因，仍需追究到狭义“文本”之外。在此种意义上，求“曲”不是单纯的“绕远路”，而是舍“捷径”求“辽远深微”，后者几乎是整个人文学科应有的品质和存身立业的根基。眼下对求“曲”最有助益的恐怕就是媒介手段的完善丰富和伴随文本的大量涌现，这也确实带来了新的危机，在此暂不详述。

       以从文化研究中分出的电视剧研究为例，相关学者几乎都是从“稍专业观众”的角色出发，结合自身有限的文学－叙述学知识和片面的民声民议，在同一类型剧（如早年流行的家庭伦理剧、都市爱情剧，以及最新涌现并完成命名的仙侠玄幻剧、“大女主”剧）的“剧史”之中去梳理人物形象和规整社会论题的；仅从批评文章看，观点明晰，情节分析因“用”施“材”，看罢很难还原出剧集的全貌，也无法确证他们是否曾完整、认真地观看过所评的电视剧；更成问题的是，几乎无人关注剧情之外的那些或属“理解”关键的伴生文本，譬如该电视剧的主题曲及插曲，媒体对该剧导演和演员的采访，电视剧播出后在各网络社交平台上反响以及演员和网友的互动，而这些伴随文本一旦被置于镁光灯下，很可能就会完全颠覆观众的追剧体验和研究者的观审视角。

       三是符号化与主体化的双轴运动。赵先生在“形式论三书”中多次提到聚合／组合的双轴运动，能指／所指和理据性的滑动，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符号化与主体化双轴运动的说法，却将这一基本判断实实在在地贯注到了自己的每一个论述环节中。符号化与物化相对，是一个意义化的过程，作者意图、文本意图、读者意图的落“实”都离不开意义活动参与者的创作、交流与争鸣；在“零度写作”、“无发送文本”、“二度创作”、“无限衍义”等极限情景预设中，主体化的程度随之推演至极，可即便在此时，符号文本“横向融通”的要求也不容罔置，后者始终与主体化的过程齐头并进。

       从“符号”的意指规程及其中文译名所映射的文化时空来看，符号学的长短处即可窥知一二：符号的意指阶段简明（按皮尔斯的三分法可分为符号－对象－解释项三个区间），指代功能的适用范围大，而且寓于“符号”的意义易于区隔和辨认，这极大地提高了意义运作和阐释的效率；“符号”这个称谓能予人的联想大致有两种，一种指向单个、不可拆分的实体载意颗粒，一种指向封闭、彻底自足的符号场域，人们在初次接触某文本时，第一眼“看见”的往往是文本所“凸”现的符号截面而非它身后所携带的丰富蕴涵，何况在“后现代”语境中，此时的（片面）符号意义很容易在彼时发生转喻，如是，非历史的、“一视同仁”的符号分析便可能造成文化意义的稀释与流失；原本主张寻求意义“延绵”的符号学，有时竟因不当使用其过分精工的文本编制／解剖技艺，反让妙趣横生的阐释活动黯然失色，甚至使之成为学派内部的“暗语”，这着实令人感慨，但与此同时，意义活动中“主体化”过程的释出，更确切地说，是叙述行动中叙述自觉的树立——即实验如何用文本形式富有成效地“说话”，似也变得势在必行。

       对于长处和短处都尽收眼底的符号学，我想借用先生在《重访新批评》里的说法，称其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学问，并且希望它不只作为工具，更应当像桥梁——作为风景的一部分，通向具体而微的美妙风景。这世界不懂装懂的人很多，假装不懂的人很多，似懂非懂的人不少，愿意去扎实弄懂一个问题的人却越来越少。符号学做的是理解不理解的事业，不仅需要尝试去认真解答一切无人问津的难题，不时还需将看不出问题的日常打碎，拨乱，敞开在阳光下，看看能否循着部分散射的光线，第二次推开世界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