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与叙述演变：兼评保罗·科布利《叙述》

方小莉

Narrative and Narrative Evolution: A Review of Paul Cobley’s Narrative

作者：保罗·科布利

译者：方小莉

书名：叙述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

ISBN：9787569004366

DOI: 10.13760/b.cnki.sam.201802019

叙述是人类储存知识和经验的方式，也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有人类的地方，便有叙述。人类持续不断讲述故事，将世界的各个侧面压缩进叙述形式，这似乎是讲故事与听故事的冲动使然，然而听故事与讲故事的自然冲动并不简单。故事是人类思考世界的基本方式，但即使是“最简单的故事也嵌入了复杂的关系网”（科布利，2017，p. 1）。 这便意味着“那些最熟悉、最原始、最古老以及看起来最直白的故事往往可能透露了最深的含义”（科布利，2017，p. 1）。

一、叙述何为与为何

在《叙述》一书中，科布里将“叙述”（narrative）看作是“一种处于关系网中的交流形式，是符号再现的一种特殊形式”（2017，p. 2）。首先，叙述是一种主体间的交流，这种交流形式卷入了复杂的关系网，哪怕最简单的故事也涉及复杂的关系；其次叙述是一种特殊的符号文本。作为符号文本，叙述文本携带意义；所谓特殊的符号文本，则是指符号文本卷入人物，被情节化为具有时间和意义的向度。任何叙述都是有选择的再现，具有高度的选择性，那么叙述则是一种变形。“叙述是被叙述出来的事件序列。”(科布利，2017，p. 5) 叙述再现将被叙述出来的事件序列形成一种因果关系，从而促成意义关系的发生。

叙述化是一个情节化或意义化的过程，涉及一个叙述进程，即“所有的叙述都是从起点移动到终点”（科布利，2017，p. 6）。《叙述》一书认为“叙述必然需要某种延滞、偏离、迂回和闲笔”；这些妨碍叙述进程的元素“能够让读者产生一定的愉悦感”。（科布利，2017，p. 8）叙述通过延滞设置层层障碍，读者在从开头走向结尾的阅读过程中不断偏离，从而延长了叙述走向终点的距离，也就增强了读者的审美体验，从而获得一种愉悦感。然而更为关键的是，既然叙述是从起点到终点的运动，阅读活动在开头与结尾之间展开，那么“延滞和闲笔不仅是能够保证愉悦的简单机制”（科布利，2017，p. 8），而且引出了叙述中至关重要的两个关键概念——时间和空间。叙述化需要得出一个时间和意义的向度，叙述需要时间、阅读过程需要时间，而从起点到终点的移动也需要时间，“拖延的过程，就好像叙述占据了一个空间”（科布利，2017，p. 8），同时又延长了时间，这便使得叙述中的时间和空间有了本体论上的意义。

在整个叙述进程中，“结尾具有构造力量”（Brooks,1982，p. 283）。这就意味着“所有那些在通向叙述结尾的过程中的迟延因素都必定会与终点密切相关”（科布利,2017，p. 10）,也就是说结尾对各种迂回、闲笔及偏离均有约束力。那么这些延滞则是整个叙述系统中的有机部分，无论如何偏离，必然与结尾有关，也必然走向结尾。或者说偏离延长了读者从起到终点的阅读过程，使读者获得审美愉悦，而结尾的构造力量，或是约束力使得读者能够读出闲笔的意义。正如利科也强调叙述终点的重要性“认为对叙述中的连续行为，思想和感觉的理解是由对结论的预测决定的，而且得出结论也可以让我们再去回顾导致这个结论的一系列行为。”（1981，p. 170）。叙述过程总是会受到结局的约束，而叙述的结论又可以反过来解释叙述过程中的各种元素。因此叙述化是一个情节化的过程，情节是叙述的基础结构。叙述有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向度，它“不只是关注时间轴上的个体事件，更重要的是关于期待和记忆：从开头读取结尾，也从结尾读取开头”（科布利，2017，p. 12）。

那么简单来说，叙述是符号再现的特殊形式，具有高度选择性。叙述将被叙述出来的事件序列形成一种因果关系。所有的叙述都从起点移动向终点，从而产生了叙述的时间与空间的本体存在，在这个移动过程中必然需要某种延滞、偏离、迂回和闲笔。它们能够让读者产生一定的愉悦感。叙述的基础结构是情节，而结尾具有构建力量，对叙述进程产生约束力，读者从开头读取结尾，也从结尾阅读开头。

从文学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来看，叙述是一种生物性驱动现象，因它是为了生存目的而存在。布莱恩·博伊德（Brian Boyd）认为叙述促进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也促进了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甚至是有利于人类的进化。列维斯特劳斯通过研究神话的叙述结构，意图通过研究语言中发现的对立项来识别普遍的心理原则。“当叙述从日常的生活序列中被抽离出来后，叙述呈现的只是重复性关系，而这些关系正是故事的真实目的所在。”（科布利，2017，p. 23）因此对于结构主义者来说，他们认为叙述展现的是普遍性特点，所有叙述具有某种程度的连续性，是对叙述深层结构的重复性再现。叙述结构由于其重复性和保存方式将经验储存进记忆，从而对形成普遍的民族身份起到了关键作用。

《叙述》一书则认为“叙述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第一，它对记忆储存有重要作用，以及它有利于形成人类身份；第二，它完全是选择性的”（科布利，2017，p. 75）。科布利赞同叙述对储存记忆的重要作用，以及叙述、记忆与身份之间的关系，然而他同时也指出“叙述并不展现普遍性，而是选择性地保存某些记忆，而排除其他的。帮助某些人凝聚到某个特定社群，而不是其他社群”（2017，p. 26）。民族身份不是一种普遍性的构建而是一种选择性的构建。那么“有时叙述便有助于维护专制主义的文化差异概念”（科布利，2017，p. 26），无论是再现普遍性还是差异性，叙述显然与记忆和身份密切相关。叙述嵌入了复杂的关系网，虽然我们相信叙述具有高度选择性，反对叙述是对人类普遍特点的展现，但“不能简单和不假思索地认为叙述保存某一个国家，这里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叙述如何被用于促进民族之间的绝对差异，而是叙述如何再现文化差异和杂糅”(科布利，2017，p. 26)。

二、叙述之演变

讨论完叙述的基本问题之后，《叙述》一书将符号学的相关理论引入叙述学研究领域，从一种历时的角度，结合西方文学发展史，来探讨叙述形式的起源、变化、发展及叙述背后复杂的关系网。任何符号文本都是一种媒介化，媒介决定了再现形式，也就决定了文本的形式，而再现的形式又影响再现的内容和结果，因此叙述的演化与媒介的变化密切相关。人类文化主要包含了三种样态：口传文化，印刷文化及电子媒介文化。口传文化是以口头语言，肢体语言为媒介的交流方式，是当场一次性读取的演示类叙述；印刷文化主要以书写语言为媒介，是一种不在场的交流；电子媒介文化则是多媒介混合，高度依赖图像，更为具象感知的文化。

在不同的文化样态中，由于再现的媒介不同，叙述的形式与内容也就随之而变化。在口传文化中，叙述化有助于记忆，口头叙述为那些没有书写，又希望保存历史及风俗的文化提供了方法。与书面叙述不同，口头叙述无法储存，只能“依赖传送者和接收者的忠实和记忆。人类记忆和忠实度的不完美，这使得任何口头话语要尝试描述事件整体，都必然要借助高度的浓缩和省略”(科布利，2017，p. 22)。也就是说早期的史诗叙述为了方便传送者和接收者有效记忆事件，采用了高度浓缩和省略的方式，同时叙事诗节奏/关键词的重复，情节的公式化等特点也是为了有效记忆，让口述的文化能够相对忠实地传递下去。

在史诗中，崇高因素尤为重要，而罗曼司则主要是“关于骑士和宫廷生活的规则”（科布利，2017，p. 48）。罗曼司广泛传播的原因有两个，一为印刷术，二是这种叙述“不像史诗和宗教经典是用拉丁文写成，而是用方言，因此适宜那些识字但是又不懂教会语言的读者阅读”（）。当然这也使罗曼司被认为是一种低等的文学形式。小说的诞生和发展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及社会分工的专门化。个人主义孕育而生，从而社会开始关注个人经验、感知和价值，小说这种关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文学体裁成为可能。“小说促进了对日常生活极其苦难的描述，而不是像史诗一样把讲述神的崇高世界作为重要的部分。它推动了对于相对稳定世界的描写，而不倾向于超自然元素。”（科布利，2017，p. 49）小说要充分体现个人主义，那么在文本世界中，人物的心理深度及对个人意志的描写就成为了小说的必要条件；同时出于说教性的需求，小说继承了荷马史诗中的混合型的声音模式：诗人的声音与模仿的声音。而在巴赫金那里，小说是多声部的集合体。18、19世纪的小说基本采用一个权威的全知全能的叙述声音来讲述故事，其中不乏混合着人物模仿的声音。现实主义小说极度关注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探索可识别的社会结构中个体间的关系，希望能够全面地反映现实。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既具有知识上的权威性，视角上的优越性，从而能够更好地全方位地反映现实。然而值得注意地是，现实主义的现实也是被建构出来的，因为再现过程必然是高度选择性的，并非是精确描写的那么真实。

现代主义文学是西方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它反映了西方社会近百年来的动荡变化。一战摧毁了外部世界的完整、稳定性，使得19世纪的旧秩序不再受欢迎。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文学作品不再具有反映外部世界的优势，因此被迫从反映外部世界的真实，转向反映内部世界的真实。如果现实主义关注的是世界的真实是什么，那么现代主义所关注的则是个人眼中的世界真实是什么。因此，随着展示人物自我意识这一需要的增强，传统的全知叙述逐渐让位于采用人物眼光聚焦的第三人称有限视角。

现实主义小说不仅是将一系列事件按顺序组织起来，而是遵循一定的因果律将事件和人物按一定的内在逻辑融贯地组织起来。而现代主义对传统形式的破坏正是它完全打破了传统小说中时间的线性进程，用并置取代了时间的先后顺序，或是说取消了明确的逻辑关联。小说不再以线性展开，而是被碎片化为相互并列的存在。“现代主义再现中常常并不把时间描述成统一的线性现象，而是拖延的或不连贯地依托于意识对时间的体验。”（科布利，2017，p. 106）现代主义作家“试图让读者在时间上的一瞬间从空间上而不是从顺序上理解他们的作品”(Makaryk，1993，p. 629)。他们通过“并置”这种手段来打破叙事时间顺序，使文学作品取得空间艺术的效果。

现代主义关注对人物意识的呈现。索蒂罗娃（Violeta Sotirova）提出“现代主义小说对意识的表现是其最具标志性的特征，两者无法分割，从而现代主义小说被等同于意识小说”(2013，p. 9)。在此处，所谓的意识小说是指小说中人物的意识通过人物视角或人物的声音直接呈现，而不是由传统小说中那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来讲述。现代主义小说将各种人物视角编织在一起，将人物意识并置于读者面前。索蒂罗娃提出“现代主义的一个突出成就是通过多重视角来折射叙述。很多现代主义叙述将不同视角并置。对大多数批评家来说对不同视角的呈现让读者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观察叙述世界的相同事件或对象，从而打破单个统一的视角和单一真实的融贯性。”(2013，p. 9)将人物意识并置的方式，打破了传统小说中叙述者的单一权威，将各种人物对虚构世界的感知及不同的观点呈现在读者面前，小说文本打破了其线性进程，而读者也改变了线性阅读文本的方式。现代主义小说对人物意识的并置，说明了与现实主义所谓外部的客观现实不同，现代主义对现实的再现是通过人物的意识过滤的。从而在现代主义这里不存在客观存在的现实，有的只是人物对现实的观察，而观察者的观察本身就会影响对象的再现。

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密切相关，其突出特点是“叙述代理露迹”（科布利，2017，p. 109）。叙述代理露迹使文本具有断裂性特点。而“元小说”作为一种典型范例，其整个正文部分都有断裂性特点。现实主义中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维持了一种叙述声音的权威。“现代主义反对现实主义，通过呈现不同的意识来挑战叙述者的权威声音”（科布利，2017，p. 111），而“元叙述”不是“为了呈现不同的意识或放大普通事件的经历，而是全然指出叙述的再现特征”（科布利，2017，p. 111）。元叙述将文本的故事层与话语层并置，转向对创作过程的关注，小说文本通过揭露自己的创作过程和语言身份，暴露其虚构性，从而揭露虚构世界与现实的建构性。

从早期史诗到后现代叙述，随着媒介的变化，叙述会发生变化；不同时期的叙述变化，也正是体现出了《叙述》一书作者始终坚持的观点“有人类的地方便有叙述，人们在消费各种媒介时，也在获取故事，即使是最简单的故事，也嵌入了极其复杂的关系网”（科布利，2017，p. 1）。

三、叙述走向广义

《叙述》一书不仅讨论了文学叙述，同时还讨论了以声音为主导媒介的收音机及图像为主导媒介的电影和电视叙述，特别在第六章集中讨论了现代主义与电影的关系，同时也探讨了无线电收音机、电视。由于播放形式、媒介的不同，叙述方式便相应不同。《叙述》一书，不仅突破了以文学为主要研究类型的叙述学研究，关注了电影、电视和收音叙述，同时也从更广义的角度，将皮尔斯符号学理论体系引入了叙述学研究。皮尔斯对符号的理解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是符号是对话性的，因此叙述中的符号以多种方式向各个方向敞开，从而能够被各个不同的读者使用（科布利，2017，p. 146）；第二个关键特征是“一个‘解释项’总是有能力变成一个‘再现体’；一个‘再现体’将因解释项的影响而与‘对象’发生关系”(科布利，2017，p. 146)。这一关系链可以无限衍义。符号的这两个特征让我们明白叙述总是对话性的，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其意义的解释可以无限衍义，因此有限的叙述在这种开放性、解释性中可以超越自身。

在最后一章中，《叙述》一书从符号学的角度讨论了叙述发展的各个方向，其中包括社会科学中的叙述、叙述与认知、叙述与身份、叙述模塑，从而将叙述学的讨论推向一个更为广义的范畴，也因此改变了我们对“什么是叙述”的理解。

总的来说，《叙述》一书将叙述放置于复杂的历史语境中，历时性地探讨了不同时期各种叙述方式的演变。在纵向讨论文学作品叙述策略的同时，该书还引入符号学理论，以一种跨学科、跨媒介的理论视角来讨论叙述的演变和叙述理论的建构。叙述作为符号文本，其“开放的潜能在符号的对话性及在增值解释项的推动力中无所不在”（）。在最后本文将以《叙述》中的一段话来归纳对叙述的讨论：“叙述毫无疑问再现了世界的特征，省略了其中某些特征而偏爱另一些。它再现时间、空间和事件序列；有助于身份的记忆和探索；它在其中渗透了因果关系；它设想了一个结尾；并且它做这一切都基于它自身所嵌入的科技的特征。然而尽管存在所谓的叙述的有限情节，但它包含了惊人的复杂性，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机会去参与到符号的无限可能中”。（科布利，2017，p. 146）

引用文献：

科布利, 保罗(2017). 叙述(方小莉, 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Brooks, P. (1982). Freud’s master plot. In S. Felman (Ed.). Literature ad psychoanalysis the question of reading: Otherwise. Baltimore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Makaryk, I. R. (1993) (Ed.). Encyclopedia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Toronto, CA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Ricoeur, P. (1981). Narrative time. In W.J.T. Mitchell (Ed.), Narrative,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otirova, V. (2013). Consciousness in modernist fiction: A stylistic study. Hampshire, UK:  Palgrave Macmillan.

作者简介：

方小莉，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叙述学、奇幻文学。

Author：

Fang Xiaoli, Ph. D.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ields include narratology and fantasy liter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