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流行音乐的交融

                 ------简析中译本《流行音乐与文化关键词》

魏云洁

作者：[美]布鲁斯·霍纳，[美]托马斯·斯维斯（编），陆正兰，刘小波等（译）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12月

ISBN：9787569002126

随着流行音乐的文化和产业影响力增强，流行音乐的边缘地位也逐渐在改变。但与这样的社会文化以及生产力并不相对应的是流行音乐的研究。和西方流行音乐的研究相比，中国学界对于流行音乐的关注还远远不够。由英国学者布鲁斯·霍纳和美国托马斯·斯维斯主编的《流行音乐与文化关键词》，以18个关键词的形式，集英美两地18位从事流行音乐教育、传播、文化甚至文学研究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在厘清术语的同时，重新思考这些关键术语在流行音乐研究中的使用。这本在西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著作，最近由四川大学陆正兰教授等翻译成中文，相信它会带给我们更广阔的学术视野。

为什么要研究关键词？在本书的序言中，本书主编布鲁斯·霍纳和托马斯·斯维斯已经给出了答案——在音乐和语言之间，张力不可避免，这些我们用于描述流行音乐的术语，或者对我们描述音乐的术语，塑造了我们的一系列想法，同时这一系列想法，又反作用于流行音乐本身，对这些关键词的讨论，乃是希望引起对流行音乐研究更深刻的讨论。不难看出，这十八个关键词涉及文化、传媒等相关领域，这符合此书强调的观点：对音乐，尤其是流行音乐的研究，不能忽视“音乐外部”（extra-music）的成分，包括与政治、经济、传播等相关的音乐赞助、出版、表演、音乐盛典、音乐排行榜等等，因为这些音乐外部成分对于流行音乐的重要程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流行音乐本身。

从具体内容来讲，此书分为两个部分，其中，“流行音乐中的文化”的部分考察了在文化研究中，流行音乐是如何在以下概念中被理解的——意识形态、话语、历史、政治、性别等，能够看到，这些概念直至今日依然是流行音乐文化研究的核心视角。

露西·格林认为，意识形态对于我们理解流行音乐有两个重要影响，第一，流行音乐无法脱离当下的社会条件，因为说道流行音乐我们其实是在讨论其用处和价值问题；第二，流行音乐无法作为单独门类存在，必须要有能够相区别的其它音乐门类互相关照和比较，分类的命名才得以成立并具有意义，而这种音乐类型分类，即是20世纪最重要的音乐意识形态实践。因此，对流行音乐“意识形态”的关照，能够提醒我们注意不同音乐价值标准的区别，这对于我们理解音乐价值标准如何影响音乐实践提供帮助，同时让我们能够注意到音乐实践又是如何反过来影响音乐价值评判标准的。

布鲁斯·霍纳认为，用来描述流行音乐的“话语”会对音乐的生产、音乐形式、音乐体验以及音乐意义产生实质性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将注意力从抽象意义上的话语转移到具体的话语实践上，来证明音乐课堂如何成为反叛并修正学术研究和流行音乐话语关系的有益平台。同时，我们应该将话语冲突当作一个平台，以此修正我们对流行音乐的经验以及阐释流行音乐的方式。

吉尔伯特B·罗德曼认为，我们提出的每个当代问题，都需要检视历史语境来回答，因为历史化并不是简单地识别理解有关过去的时间，同时也提供一个易于接受的关于当代现象的视角，因此，在研究大部分流行音乐相关的事件时，我们需要将历史视角引入其中，这对我们理解这些时间有着很大的参考价值。

戴维·桑杰克指出，与流行音乐事业紧密联系的“机构”，其伴随文化已经让我们觉得不可撼动了，它们成为了流行音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对于流行音乐机构的讨论提醒我们所有的作品都是由关联的个人或团体的合作网络创造的，诸如《滚石》杂志和NARAS这样的机构在流行音乐发展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我们与流行音乐机构的关系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复杂的、矛盾的，因此，我们与流行音乐的机构的关系永远是值得研究和讨论的话题。

罗宾·贝林格认为，流行音乐是一个在特定的社会图景中获得意义的复杂活动，从脱离语境的歌词分析来理解流行音乐的“政治”也许会走入误区。在研究音乐与政治时，首先应该将音乐看做是一种嵌入权力关系的活动而不是一般的政治歌曲来思考它们的关系，其次要明确音乐的政治意义最终可能是需要情境来决定的，最后，将音乐政治放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体系中考量也非常重要。

罗塞尔A·波特强调了一直被研究者忽视的流行音乐中的“种族”概念，但他同时意识到多种类型和文化的重组性现象由来已久，以至于很难画出一张清晰地流行音乐民族志谱系，种族的问题，整体上的政治身份问题终将消失，和我们关联的是音乐的情感政治，是音乐向我们个人言说的主观感受。

哈雷·克鲁斯对“性别”主要讨论女性、表意系统与流行音乐之间的关系，同时强调之所以集中讨论女性性别，是因为在摇滚与流行音乐的生产和消费中，权力关系表现出对女性在流行与摇滚乐坛中的角色和意义的限制。作者同时还提醒我们，不要将性别研究孤立出来，因为事实上性别认同与种族认同、代际关系等因素交织在一起。最后，着这还指出，真正的问题，不该朝向流行音乐是否带有性别色彩，而是流行音乐如何通过它的意义系统和情境实践，以特定的方式建构起性别身份及性别意义。

狄娜·温斯坦讨论了摇滚与“青少年”之间复杂深刻的关系，一方面，青少年催生了非主流音乐的发展；另一方面，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他们又不断地逃离与再创造。同时作者注意到了从商业消费的角度来看，青少年对于流行音乐的影响力，已经变得格外强大。

“文化中的流行音乐”部分中，作者们通过审视这些术语的不同意义，探索它们是如何与流行音乐的形态取得一致的，以及是如何帮助塑造音乐以及我们对音乐的体验的：

安娜比德·卡沙比安考察了“流行”一词在流行音乐研究中的衍变、被谁改变以及结果如何等一系列问题及其民粹主义转向，作者同时指出，对于那些能够随处可闻的音乐——比如商场、电影、电话、办公室及有声读物中的音乐的研究的缺失，与我们如何定义流行音乐有很大关系，但是，我们需要倾听一个新的音乐世界，需要新的研究手段和问题，需要重视随处可闻的音乐，因此，我们需要建立新的聆听模式，需要对我们赋予音乐以价值的方式提出质疑，而要做到这些，首先就是对流行一词的含义的扩展。

戴维·布拉克特以R&B和rap两种音乐类型为例，讨论了流行音乐中非主流流行音乐的“音乐”的部分是如何被定义、被改变以及被接受或反对，指出了流行音乐的文本与语境之间存在分裂，作者同时也指出，建立音乐文本与文化语境之间关系的理论方式已经逐步发展，以更好的应对流行音乐带来的各种挑战，而音乐中的专业训练，对于流行音乐中“音乐”部分的研究，依然存在着巨大价值。

理查德·米德尔顿通过具体的流行音乐作品，讨论流行音乐的“形式”，作者指出，形式已经成为特殊例子与传统或大量作品之间的对话，而最有说服力的方法是强调它的惯例作用，体裁总是将一系列东西联系在一起，类型也规定了种种要素。重复是形式的重点问题，这个问题随听众的社会情境而变化；同时，音乐形式与大量的音乐实践和音乐文化相联系。

约翰·谢菲尔德指出，文本与音乐似乎是非常不同的东西，文本的所指如何与音乐相关？这个问题一方面与20世纪各种形式的文化理论的发展相关，另一方面与音乐的记谱法相关。当文本的意义扩展至所有能产生意义的文化过程或人工制品时，术语“文本”的所指开始与音乐相关。流行音乐文本包括音响、歌词、图像及乐段，这种文本具有难以置信的复杂性，并且很难分清流行音乐作为文本与其语境之间的差异，同时，在这一文本中，各要素的重要性都不应被贬低，如果流行音乐文本概念要保持中心地位，我们应该期待音乐学研究领域的转变。

辛西娅·福克斯以麦当娜、王子和武当派三个具体案例作为考察对象，着眼于歌手、消费者和形象之间的联系以及在真实性、身份和意义概念影响下音乐和“形象”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最终考察流行音乐和形象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这种关系在文化、政治、商业维度上的表现，弄清流行音乐和形象之间的复杂结构。

戴维R·沙姆韦以摇滚乐和爵士乐为例，探讨了流行音乐从其他艺术形式中获取的“表演”行为对于流行音乐的影响，认为如果表演能够使演出风格成为所有音乐类型的一个关键所在，那么我们将可以通过我们所欣赏的演出而将音乐类型区别开来。与此同时，流行音乐能够将多种表演形式融合，使其成为最具丰富演出形态的音乐类型。

威尔·斯特劳讨论了音乐“作者”这一不易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流行音乐作为复杂的人工制品，其背后往往会涉及到一系列由不同的人完成的富有创造力的工作，比如作曲、器乐合奏表演、编排与策划等等；另一方面，即使只针对流行音乐本身，对于大多数流行音乐来说，表演者与创作者往往也是分离的。作者通过20世纪70年代迪斯科的发展过程，讨论了音乐形式、音乐产业策略和音乐创作者的理念这些流行音乐作者的关系。

保罗·西伯奇认为，“技术”是个体理解音乐的重要元素和关键话语，一方面，技术引导和调整他们在制作音乐、聆听音乐时的选择，另一方面技术也是音乐立足的一种基本元素，是运营策略和最终盈利的内在组成部分。技术不仅仅包括各种机器的使用，还是一种更宽泛的意识，一种生产和消费的组织管理模式，通过研究音乐实践中所伴随的技术问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揭示音乐实践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技术必须被理解为一种话语。

马克·芬斯特和托马斯·斯维斯认为，音乐一方面充当表达文化形态的角色，另一方面又身处于经济和产业的语境之中，这样的身份差异是的音乐处于一种张力之中。因此，作者考察了音乐这两重身份之间不断发展的张力，分析了对这一矛盾现象的不同的研究立场和态度，同时讨论了与流行音乐“商业”问题相关的唱片公司、出版和许可和新兴媒介网络传播等问题。

萨拉·科恩认为“场景”的概念在被扩展，在音乐中，场景不仅关涉参与同一类音乐活动或是有共同音乐品味的群体，也指特定的地域活动。于是作者通过讨论一些流行音乐场景方面的理论，以寻找“场景”这一概念是如何被定义、运用和重构的。作者认为，一方面，场景是一种本土文化，另一方面，场景已经被推入全球化的大语境中了。因此，在对音乐场景的研究中，应探究立于本土，放眼全球的音乐场景。

概括说来，这18个关键词几乎囊括了流行音乐研究的方方面面，但是，随着流行音乐的不断发展，新的问题也会持续出现。以一个与“技术”相关的事件为例，韩国歌手权志龙于2017年6月9日发行了SOLO迷你数字专辑，采用了独特的USB盘实体发行形式，由于该盘内未包含任何音乐而仅提供通过授权网站播放音乐的链接，韩国音乐作品产业协会（KMCIA）认为这样的非CD得形式不能计入专辑销量统计，而美国公告牌（Billboard）则认为“USB应与唱片一样被同等对待”。这表明了，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之前对于流行音乐实体专辑销量的定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进行改变，而这种改变引发的一系列改变，比如对听众消费习惯的改变，而消费习惯改变之后对于流行音乐形象塑造的改变或是对流行音乐播放平台的改变等，都需要我们不断地给予关注。

尽管此书成书于上世纪90年代末，距今已有近20年，但此书所提供和讨论的研究视角，依然几乎涵盖了当今流行音乐研究相关的所有重要领域。因此，此书的翻译，对于中国流行音乐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关键词作为流行音乐研究的指南，能够为我们提供新的思路。此书的翻译也许能够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对于流行音乐在研究中所受到的轻视做出一些改变。传播学、文学、图像学、政治学等研究思路和方式的介入，为流行音乐研究提供更宽广的路径，同时，流行音乐自身确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也许也能够为其他学科的研究带来新的提示。

中国流行音乐研究的乏力需要改变，此书的翻译也许恰恰能够作为改变的一块基石。因为对于流行音乐的研究，最终还是会回到“当我们讨论流行音乐时，我们究竟在讨论哪些问题？”虽然书中18个关键词的论述并不完全和中国的流行音乐的历史进程和思想维度完全吻合，但至少提供了一种研究模式，同时也让我们有意识地跟随当代流行音乐发展的脚步，推进当代流行音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