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社会中的意义问题：评马西莫·莱昂内《论无意味：后物质时代的意义消减》

李俊欣

书名：论无意味：后物质时代的意义消减

作者：马西莫·莱昂内

译者：陆正兰；李俊欣；黄蓝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

ISBN: 978-7-5690-3001-3

DOI: 10.13760/b.cnki.sam.202001018

科学技术的进步总是伴随着人的异化与精神领域的迷失。机器时代的到来，人类开始拥有了力大无比的帮手，同时也产生了足以摧毁人类文明的敌人。从“文化工业”到“消费社会”，从“单向度的人”到“数字化生存”，冷机器生产出大量的形象与符码，数字设备的进步、再现与控制技术日益完善，使得现实被设想成为一组可以直接计算的参数集合，数字用户能从中能够更好地掌握现实，但与此同时，符号与信息的激增导致了符号的泛滥和意义的缺失。按照结构主义“意义在差异关系中产生”的观点，数字时代信息的“内爆”则会消除这种差异，使来越来越多的符号沦为无意义的噪音，最终形成了“能指丰富，所指缺乏”的当代数字文化景观。如果说人是符号的动物，追求意义是人类的生存法则，那么意义的丧失将会使人类沦为机器，变成物。因此，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中曾留下了这样的警世恒言：“人将会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2001，p. 506）

在追求精确和完美的数字冷面孔下，我们的日常生活却也逐渐走向了无意味。那么此刻，我们急需一名符号学家！这是意大利都灵大学的马西莫·莱昂内（Massimo Leone ）教授在《论无意味———后物质时代的意义消减》（以下简称《论无意味》）一书中发出的呐喊。“符号学不能也不必教导我们关乎生存的意义，但它可以而且必须警告死亡的意义。”（2019，p. 21）不断前行的数字化，使得我们的生活逐渐被无意义包围。作为一名符号学家，作者试图唤醒沉睡在数字世界中的读者：你是否在追求完美数字图像的同时失去了真我？沉醉在饕餮盛宴中无法自拔，抑或在网络骂战中黯然神伤？《论无意味》一书不同于经典的物质社会学，并非通过系统而抽象的方法解决当今社会的无意味问题，而是聚焦人类的日常活动和生活语境，寻找无意味产生的动因。作者通过在日本乘坐公共汽车的经历开启了发现意味和丢失意味的符号学之旅。

何为无意味（Insignificance）？无意味是否等同于无意义（Meaninglessness）？如果说“意义是一个符号可以被另外的符号解释的潜力”（赵毅衡，2016，p. 2）那么意义则必须通过解释实现，是解释的结果，意味则关乎意义的生成，是解释的前提。因此，莱昂内教授认为“符号可能因为它的符义内容、符用功能或两者兼之却无法被解码而无意义，但一个符号不会是无意味的。”（2019，p.12）也就是说，对于解释者而言，符号可能因为无法被感知和解码而无意义，但它本身不会停止表意，无意味的符号便不再是符号，而是变成了物。符号的无意义表现在三个层面：不可破译、难以理解以及神秘。当我们无法弄懂符号隐含的所指、代表的实际内容时，符号在不可破译的层面上无意义；当我们理解符号指向的内容却不明白其指向的对象时，则构成难以理解层面的无意义；当我们既不清楚符号指向的内容，也不清楚它指向谁时，这样的符号就好比小说家丹·布朗（Dan Brown）笔下“失落的秘符”，等待着诸如“罗伯特·兰登（Robert Langdon）”一样的符号学家去破译。无意味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既然无意味没有意指，我们又如何发现它的存在与价值？作者提出了两种发现无意味的路径：一是通过无意味到意味的过程，比如通过在日本乘坐公共汽车意识到欧洲公共空间的不稳定因素和暴力行为，只要付出足够的时间与精力，世界上的每件事物都能从其表面的无意味中被唤醒，在意义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二是从意味到无意味的反向过程，比如当人们开始为工具所主宰、无休止的数字生产剥夺了我们有意味的时间时，或者当我们沉迷于数字游戏的当下快乐，游戏的娱乐性迫使意义的在场结束时，我们便已身处于无意味的世界里。

《论无意味》一书聚焦看似没有意味，却反复进行的无意义人类行为。作者从日常旅行、公共事件以及艺术绘画中获得关于人类生存与意义的价值思考，处处彰显了他作为符号学家的敏锐洞察力，以及挽救符号意味的责任感。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么它如何将主客体以及主体间关系转变为空洞的刻板印象？当代社会中的“迷狂”现象与人的存在感缺失又有着怎样的关系？我们又如何抵制数字官僚带来的异化效应？也许我们无法在书中找到完美的答案，但作者关于无意味的符号学思考，同时彰显了符号学方法论的迷人之处，使其成为数字生活中警醒世人的一剂良药。

一、能指数字化：后物质时代的来临

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m）是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1977年提出的概念，与追求物质的极大丰富与享受的物质主义不同的是，建立在“马斯洛需求层次”和“边际效用递减”理论之上的后物质主义更强调人的精神满足和自我实现。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的转变，体现的是对经济增长的渴望让位于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对物质商品的占有转向对人生意义的问询。而这一转变的动因除了高度发达的工业生产外，还离不开公众对社会信息的追求。信息的激增和数字化节奏的加快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却也使处于临界点的事物出现了质变。

如果说物质主义的典型特征是“物质占有的奢侈浪费”的话，那么后物质时代对意义的空前追求则导致了“符号的浪费”。一方面，精神消费与意义需求导致了大量的符号被生产出来，形成现代社会中的符号泛滥和意义危机。作为传媒时代的预言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用“内爆”来形容数字时代的文化裂变，“内爆”是一个消除差异的过程，迅捷的数字媒介突破了时空的限制，抹杀了时空本该具有的意义。而有着“法国的麦克卢汉”之称的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意义的内爆”，认为当符号信息不断渗透到社会中，意义也将变得平淡无奇。“我们的生活已经混为一团，过去、未来、遥远或是眼前，这些似乎都没有了区分。个人的、公共的，一切都瞬间‘内爆’于我们面前。”（石义彬，2003，p. 211）另一方面，人的精神世界从物质的束缚中得到了解放，却进入了一个数字的迷宫，摆脱了多余的物质性，走向了数字化。“生活不再需要肉体和空间，我们就像世界各地不断流动的数字流量，在这里或在那里，以图标、声音或朋友的面貌出现：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乌托邦，一个并非完全缺乏神秘生命冲动（élan）的乌托邦，一个‘想要远离（cupio dissolvi)’的数字乌托邦。”（2019，p. 91）这便是莱昂内在《论无意味》一书中发出的感叹。作者认为反物质倾向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导致了“能指的数字化”，即人们开始寻求并发展愈加复杂的能指的非物质化形式，从物质的枷锁中解放，却稀释在数字的海洋。比如在电话通讯中，人们接受到的并非指示符，而是规约符，声音脉冲准确地与声源相对应，这种对应并非由其因果必然性决定，而是由数字代码的任意武断性决定，二进制将所有现象的意义转换成了一系列的“0”和“1”，使我们的身体仿若机器。在后物质时代，符号的大量生产，导致人们放弃选择，倾向单轴行为，失去意义；而能指的数字化更是突破了表意时空的距离，抹杀了时空本该具有的意义，使我们的生活日益走向无意味。

二、光晕的丧失：对数字生活无意味的批判

从网络蛮喷到意见相反者，从图像到购物，从集会再到饮食，处处皆是意味，处处也尽失意味。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通过“光晕（Aura）”在现代复制技术中的丧失来探讨艺术作品的无意味过程。“光晕”作为一种可感知形式，象征着艺术作品独一无二的神秘韵味，复制技术使得艺术作品时空表意缺失，出现了“失真”，也使得公众失去了意义的感知力，最终导致“光晕的丧失”，从而感叹“械复制方法最终是一种贬抑技术，它帮助人们去战胜作品……”（2006，p. 23），作为当代符号学家，莱昂内则从意义的角度对数字生活进行了考察和批判。《论无意味》一书的第二至七章揭示了后物质时代人们日常生活的意义消减过程，即数字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光晕的丧失”。

作者首先聚焦网络社会这一“数字竞技场”。无论是试图破坏虚拟公共对话的网络蛮喷，还是刻意标出自我寻求意义的“意见相反者”，都体现出社会生活的数字化引发的人性扭曲，意义交换过程中能指与所指的切割。他认为“当今数字对话中的大多数观点，都是由持相反意见者创造和捍卫的，这是他们寻求逃避存在无意味的一种方式。”（2019，p. 2）网络社会中，人们的日常沟通愈加演变成“重视形式，忽视内容”的空洞框架，机械地对抗着他人的言论，却不在乎实际争论的内容。如果说机械复制技术消减了艺术作品原有的“光晕”的话，那么在数字图像中，这种“光晕”或许一开始就不存在，原因在于数字图像的精确与完美，不允许“奇点”的出现。在莱昂内看来，数字图像对量化完美的追求，使得任何像素必须遵循整体的形象工程，任何想要显示奇特性的像素只能是故障的像素。数字图像对不完美的剥夺导致了图像的无意味，机械的完美恰如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所言的“冰冷的华丽”。

在第五至七章中，作者分别对日常生活中的购物、集会以及饮食的无意味进行了批判。从巴黎老佛爷百货公司那近似圣殿的购物空间，到集体仪式和个人惯例的日益消除的边界，再到食品神圣化折射的营销陷阱，种种迷狂的背后无不昭示了一个意义缺失的社会文化困境。“迷狂”背后彰显的是一种认同的“转喻”，即将自己的身份与热衷的事物相连接，以重新获得意义。无论是网络蛮喷对虚拟公共对话的破坏，还是通过对抗主流话语来标出自我的意见相反者，都是对数字生活无意味的反抗，以对立和对抗的形式获得某种情感上的认同，逃避存在的无意味。在日常生活中，迫切寻求一种归属感的集体行为则更加彰显了“意义的不在场”。首先，人们迫切通过商品的符号价值建构自己的身份，通过消费行为的差异确立自己的群体归属，通过时尚仪式展示个人的意义崇拜；其次，集体仪式与个人惯例的意义生成则基于主体在时空中保持的“重复”，尽管这两者的边界日益消除，但独立的个体只有通过集体的仪式才能找到自身的归属感；最后，人们对食物的迷狂引发了诸如“慢食运动”、“零公里行动”等备受争议的行为模式，尽管这些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商家的营销陷阱，但人们依然沉迷其中，渴求通过食物与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作为“吃货”的自我修养。

三、意味的重拾：寻求新的解释与共识

消极的批判是为了积极的构建，《论无意味》一书的写作目的不仅在于对数字生活无意味的批判，还在于重新发现意味的方向。

莱昂内对意义的关注涵盖了诸多领域，那些看似没有任何意味的事，在他看来都颇具神秘的意味。在《论旅行、厕所与归属：废物世界文化的符号学》（The Semiotics of Waste World Cultures: On Traveling, Toilets, and Belonging）一文中，他将目光集中在旅行中身体消除废物的地方——厕所。厕所既是身体驱逐和拒绝废物的场所，也是意义生产的空间，每一种“排泄性”的结构选择都与文化息息相关。在他看来，“优雅的厕所和高效污水处理系统使得我们感知不到我们身体的废物及其代表的意义，一旦我们的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本质上也就成了废物。”（莱昂内，2012，pp. 237-258）同样，作者漫步在都灵市街道，在与行乞者的相遇中激发了他对城市空间意味的思考，在《城市中的行乞与归属：一个符号学分析》（Begging and Belonging in the City: A Semiotic Approach）一文中，他发现行乞者对路人注意力的“打断”带来了“主体性”之间的碰撞，这种“打断”打破了城市居民的日常惯例，使得归属感和边界问题的意味得以显现。这种“意味的唤醒”也集中体现在《论无意味》一书的论述当中。通过观察日本公共汽车上睡觉的人意识到欧洲公共空间的暴力，对痛苦的习以为常使得痛苦本身变成了无意味的存在；通过对伦勃朗·梵·莱茵（Rembrandt van Rijn）的名作《尼古拉斯·杜尔博士的解剖学课》（Anatomy Lesson of Dr. Nicolaes Tulp）的细致解读，呼吁公众关注奇特性的价值，抵抗数字计算带来的僵化思维；通过《百万美元首页》像素拍卖的故事思考像素的符号学研究，像素售卖创造的“价值框架”，将原本无意味的像素变得有意味并且超乎寻常。从“厕所”的符号学分析到城市空间中的乞讨者，从公共交通中的潜在危险再到伦勃朗的画作，莱昂内无疑是一名杰出的“意味”的发现者，他以“画家”的视角凝视生活，擅于发现符号习惯背后奇特性的价值。正如作者所言：“符号习惯如同鞋中的沙砾，人们只有摆脱它们时，才能意识到行走的方便。”（2019，p. 16）因此，在追求精确和完美的数字生活中，意味的唤醒需要我们关注奇特性的价值，探索和发现隐藏在符号习惯背后的深层意味。

意味的发现总是源于这样的信念：“某物”的背后一定还存在“别的事物”。想要理解这个“别的事物”则需要借助第三要素，如皮尔斯的“解释项”。皮尔斯认为“传播的最根本问题不再是讨论如何把符号意义从发送者传递给解释者，而是专注于传受双方间如何协商彼此所产生的意义，并通过进一步的互动而达成共同意义的问题。”（赵星植，2017，p. 85）意义在协商之中产生，而意义的实现则依靠解释。莱昂内在《论无意味》一书中认为意味无法单独再生，意味的重拾需要创造新的解释，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在数字社会中，精确而复杂的计算方法，将社会生活控制在一系列固化的选择之中，而公共话语的非物质化导致了观点的碎片化和机械化，想要突破技术的束缚、数字的牢笼，需要创造新的解释和谈判的空间。在莱昂内看来，符号学在当今数字生活中的重要贡献，一方面在于挑战技术话语的霸权，证明语言领域的问题无法通过先进的技术来解决，而是通过解释、沟通和协商；另一方面，符号学应当而且能够创造用于主体意义交流的共同元话语空间，在虚拟的数字竞技场中重新创造共识。

一场旅行、一幅画作、一家咖啡店、一条满是砾石的小路都能激发作者对日常生活的符号学思考，让我们意识到生活充满了意味，同时也在丧失意味。在以数字化生存为典型特征的后物质时代，对意义的追寻既需要渴望解释的野心，也需要某种“畸形的热情”。莱昂内《论无意味》一书正是从反抗无意味的过程中揭示出当代数字生活的无意味现状，提醒众人“有意义是社会生活的准则，无意味则是一种边缘性的例外”（2019，p. 8）只是一种错觉。相信在未来的某天，我们会迫切地召唤一名符号学家，带我们探索“意味的发现”之旅，以更好地满足我们对意义的需求。

引用文献：

福柯, 米歇尔(2001). 词与物: 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莱昂内, 马西莫(2019). 论无意味——后物质时代的意义消减(陆正兰, 李俊欣, 黄蓝, 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赵毅衡(2016).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石义彬(2003). 单向度、超真实、内爆: 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本雅明, 瓦尔特(2006). 摄影小史/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赵星植(2017). 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Leone , M(2012). The Semiotics of Waste World Cultures: On Traveling, Toilets, and Belonging, Cultur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Culture and Axiology, 2, 237-258.

作者简介：

李俊欣，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符号学与传播学。

Author:

Li Junxin, Ph. D. candidate of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ields include semiotics and communication.

E-mail: lijunxin041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