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民间叙事方式的“交流诗学”

——评王委艳《交流诗学：话本小说艺术与审美特性研究》

中国叙事传统依据现实本原为参照，以文本之事和现实之事的距离远近来衡量叙事学本体，因此，中国传统叙事话语体系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叙事文学文本之实的真实描述和系统归纳之上，带有民族叙事独有的文化内涵和思维方式。青年学者王委艳融贯中西方叙事理论，汇集古今学者的研究精华，以世界性的学术视野和当代立场系统化地考察中国传统话本小说，用“交流诗学”描述具有中国特色的交流叙事模式，打开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新局面，为当下的国内小说研究提供新的理论研究范式。

一、拟书场叙事格局下的“说话体”

在《交流诗学》中，王委艳用副标题“话本小说艺术与审美特性研究”表明研究的双重指向：一是“交流诗学”理论的提出是基于“文本-理论”的文艺学知识生产模式，是以话本小说为核心，立足于作品来总结作品所呈现出的创作规律；二是“交流诗学”理论描述涉及作家、作品与读者的关系，研究话本小说从产生到接受的完整生命流程，是对话本小说艺术与审美特性的理论总结。因此，作者使用全新的跨学科理论研究视角，以“交流性”为关键词，在考察话本小说文本形式的形成过程中，关注话本小说如何建立叙述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形成独特的叙述格局和文本模式，对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其一，“说话”艺术是话本小说形成的源头。两宋时期城市繁荣、商业发达、市民阶层壮大，促进城市娱乐形式的多元化，出现大量“勾栏”“瓦肆”这样提供说话艺术表演的书场和行会组织。一方面，大批失地农民涌进城市和城市贫民构成城市的低级阶层，另一方面，大量科场失意流寓京师的下层文人出于生活所迫而从事书场技艺生涯。作者将这些提供精神娱乐、又依靠“说话”艺术作为生存之道的艺术形式界定为“生命形式”，它们在说话人和看官的长期交流磨合基础上形成“说话”艺术的基本程序。随着明清两代，城市规模的扩大，商业经济的繁荣，造纸印刷业的发展直接推动书坊的出现，客观上为话本小说的产生与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官私教育机构规模的扩大，教育走向大众化，培育一大批潜在的文化消费者，而与此相随的社会现象是，科举窄途导致大量文人不得不转向其他行业谋生，就为话本小说的创作提供人力资源，最终形成以“作者—作品-出版商-读者”关系链条为基础的话本小说市场化运作模式的文学场。

其二，拟书场叙事格局形成话本小说的文体“说话体”。王委艳指出话本小说的创作者，用可以储存并传递的物质化书面载体，固定活态的“说话”人与有血有肉的“看官”之间动态的表演交流过程。那么，“说-听”模式的书场表演艺术如何转化为“写-读”模式的文本阅读模式并被读者群体接受的呢？作者从话本小说的标题、主题、叙述程序、叙述者、叙述话语等文体特征进行系统性阐述与分析，指出话本小说是对书场说话艺术的模拟，书面文本中的“看官”是一种虚拟假想的接受者，“说话”者也变成具有“角色跳跃”特征的叙述代理，受民间说唱影响的语言形式也逐渐由多“韵”减少为多“散”。

其三， 话本小说的创作具有自觉的文本追求。作者重视话本小说作者在序跋中所体现出的文本创作理念和价值追求，指出话本小说作者对话本小说的正名与定位也形成明清之际中国通俗小说理论系统。或说，话本小说作者肯定通俗小说具有劝诫说教的社会责任，也迎合读者口味和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关注作品的娱乐性。

二、“交流性”为目的的叙事模式

话本小说是虚拟“说话人-看官”动态交流关系的书面建构形态。这种书面化的拟书场叙事的目的也是要实现虚拟“说话人”（叙述代理）和虚拟“看官”（读者）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在话本小说中表现为立体、多层的叙事模式和叙述结构。作者糅合西方小说创作理论、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和国内传统叙事理论，以“三言两拍”为文本研究对象，提出一系列全新的理论描述来阐释话本小说的“交流性”叙事。

首先，“大主题”先行的传统结构模式形成话本小说立体网状叙事结构。话本小说是中国传统的主题先行的结构模式，强势的主题决定话本小说故事的叙事进程和情节发展方向，而“拟书场叙事格局”使以人物行动为中心的线性叙事成为保障叙事流畅性和连续性的必需方式。由于话本小说作者的封建文人身份、话本小说市场化运行机制、读者反向塑造等原因，直接促使话本小说主题选择的非自由性，由此，忠孝节义的主流价值观念和因果报应、积德行善的民间信仰就构成话本小说的主题内涵。作者认为在这样强势主题的内涵引导下，话本小说呈现出横向与纵向结构上的不同构成形态，也表现出时间空间化布局的连缀故事结构形态。

其次，“交流性”构成话本小说情节组织和运作方式的独特传统。王委艳采用普通大众的“人生典型情景”一词来描述话本小说中的母题类型，比如“乔装”、“真假”、“朋友之义”、“救助”等，指出这些不断被重新组合和编织的母题是作者和读者在长期交流磨合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共同心理特征的历史性选择。同时，作者从叙事节奏、戏剧性情节模式、“场面化”的空间叙事模式等角度，解读话本小说如何对“说-听”艺术交流中的叙述经验进行书面化改造，而保留了“交流性”的独特特征。

最后，“奇书文体”存在“尚奇”与“劝谕”并存的双层结构。奇书文体是中国古典小说普遍存在的一个文本现象，而“奇书体”转折性叙事结构促进故事线性叙事想小说主题结构预定的方向运行，在转折性叙事结构之下还存在着深层的“劝谕图式”文化结构。因此，话本小说的“劝谕”观念与接受者的观念的相互认同形成叙述者-文本-读者的交流模式。这些新的理论观点丰富当前古典小说叙事研究成果，开拓话本小说的研究范式。

三、“交流诗学”的传统文化内涵

话本小说是中国民间文化与主流文化结合的产物，作者从文化的视角考察话本小说的叙事形式，提出三个重要的研究视角：

第一，文化标志物的三种形态参与话本小说的文本建构。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独特性要借助器物、观念和制度等三个层次来体现。一是具有明显文化标志物的器物形态直接参与话本小说中故事情节运行、叙事结构营造和作品情感容量；二是命相观念、因果报应等文化标志物的观念形态成为一种艺术方法运用在故事情节和叙述结构中；三是科举制度、婚姻制度等文化标志物的制度形态制约话本小说的情节发展、结构安排和人物行为方式。

第二，话本小说文化叙事存在遵从和背反两种文化叙事模式。相对于主流的道德伦理和意识形态来说，源自“说话”民间艺术的话本小说长期处于从属于主流文化形态的“亚文化”地位。从通俗小说的大众化立场来说，遵从主流价值取向是话本小说作者自觉的行为，他们认同这些规范人们行为的核心价值，与话本小说读者保持一致的道德价值立场。从另一方面看，话本小说作者受当时社会商业经济的冲击和多元化社会思潮的影响，对某些主流道德价值规范与现实生活冲突的观念又表现出暧昧和模糊的背反态度，比如贞洁与情欲、做官与发财、女性地位等。总之，作者以大量的文本分析为基础对两类文化叙事模式进行归纳和整理，使我们能够重新衡量话本小说在中国通俗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第三，话本小说三种意识性表现形态的多重解读。作者从价值层、观念层和意识层区分和界定话本小说意识形态三个层面的不同内涵，也即，文本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和读者意识形态。王委艳认为“话本小说丰富的文本资源和统一的价值意识”所呈现出独立的价值系统，可以命名为“文本意识形态”，而“文本的主题与故事自然呈现的内涵发生了错位现象”，这种矛盾现象正好表现话本小说作者表达自我意识形态的不自由和真实意图。“作者意识形态是话本小说整体所表现出的意识形态的倾向性”，时代意识形态会影响读者阅读话本小说时采取的立场，因此，作者的“意向悬置”有可能会因时代因素被“误读”或永远“悬置”。

作者将话本小说的叙事放置于民族传统和历史变迁的文化视野中，引进西方读者接受批评理论的交叉视角，使我们认识到作为民间叙事文学的书面化样式的话本小说在中国传统叙事文学及通俗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文化价值，对传统文化的再阐释和重新发现具有明显的启示意义。

总之，“交流诗学”话语的理论价值不可估量。《交流诗学——话本小说艺术与审美特性研究》一书所提供的文本研究范式，不仅对于中国传统叙事文学及现当代叙事文学研究具有借鉴性，以“交流性”为核心的关键词也对西方叙事文学研究有一定的启发性。

作者简介：柴鲜，1981-，女，陕西汉中人，文学博士，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信阳师范学院南湖学者（青年B类），研究方向：中西文学比较及叙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