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系和海派符号学的联系
——符号学岂容成为“传销噱头”？
李幼蒸
【前言】本人于文、史、哲、艺诸学科内整整35年来在部门符号学和一般符号学层次上的研究经历和体悟，最终得以概略提出于此次南京大会，在此首先再次感谢主办方为我提供了在国际学术场合表达不同于西方符号学的中国符号学理念的机会。本人希望以此35年来的、以及其前20年来的有关人文科学理论的独立研究经验，贡献于未来中国人文学术的发展事业。本人在国内外多年来亦曾努力于汇聚中外学人，以期强化大家对符号学之深意的认知，并力劝学人朝向严肃的符号学科学目标，俾使符号学可对中华人文学术的发展做出真实的贡献。然而时当文化学术界商业化大潮无远弗届之今日，在“符号学”名下的一些唯利是图者，将本人提出的理想主义符号学理念，暗中视为他们追求个人和集团私利的障碍。因此不顾本人长年来关于正向治学态度的积极阐述，执意要将中国的符号学科学事业，曲解为追名逐利之工具。一些人因为素来欠缺理论性学术训练，故虽长年学习、工作于海外，却因无力深入研习理论，而早就放弃了符号学研究。但当其后在国内发现了大批中文符号学出版物后，竟然突然发现了重返符号学的捷径。这个捷径就是：可通过国人较比深入的符号学研究成果以获得对符号学理论内容进一步理解；同时又发现了学术发展过渡期的中国学界，可为学术投机取巧提供特殊的机会，遂决定“踩在他人成果”上及通过迎合商业化时代读者畏难喜易心理，以借助符号学名号来哗众取宠。
在国外，尽管也有不少“空头符号学家”，但他们不可能在人文学界产生什么严重的学术副作用，所以想在国外用符号学来炒作，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学术过渡期的中国学界就不同了，特别当学术崇洋媚外思潮甚嚣尘上之际，我们竟然在人文科学理论领域看到一种奇怪现象：在西方学习西方理论无成者（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西文的理论方面著述就知道了），却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学界发现了在中国“搞西学理论”则可成为一门生意经。为此只须完成一次隐蔽的“双结合”：将“本人洋学历”和国内他人的“洋理论研究成果”加以结合。这一结合的客观条件当然是社会崇洋媚外风气的存在。海派符号学于是就在新世纪的中国学界诞生了。
要想实现其目标，当然就得精细计算各种海派推行技法。本文后面要介绍的就是所观察到的一些方法策略。海派符号学的第一策略就是“架空符号学”，将其编成一批“抽象规条”，便于在文化界推广。但是，由于其成果多是变相袭取而来，只能忽悠（其创造性贡献表现在：如何进行理论上的“哗众取宠”之法）不熟悉国外理论资讯的读者大众，却并无实在的创造性价值。对此，内行和了解国外学术情况者，马上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学生们不易看出来，领导们也不易看出来，非西方学术专业的学者可能也不易看出来。反过来，他们却都有可能因此而成为其支持者。我们于是在此现象中可以充分领悟海派学术运作艺术的“炉火纯青”。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其操纵学术鼓动术的技法（这就是一种符号学分析课题），这不仅对于中国符号学的健康发展而且对于整个中国人文科学的未来健康发展，都是重要的借鉴资料。
岂只是符号学，本人作为自新时期伊始的“第一天”就介入现代西方理论引介活动者，35年来真是看惯了学术界的文革后遗症有多么严重。这样的学风问题才是今日人文学术难以提升的根本性问题。本人于80年代中最初曾经积极支持和参与甘阳等组织的“世界与中国”丛书译事（海派符号学的手法与甘阳他们25年前的做法相当类似：基本上通过建立“广义编辑集团”方式，用以充作“学术研究事业”之准实体，而这个“符号学团队”的工作内容主要是不同媒介的编辑出版而已。其“发表”系列的经营方式也是彼此非常雷同。但只有一点不同：甘阳系统的参加者的确是有一定理论眼光者，他们毕竟大多数是哲学专业的，而海派符号学则明显欠缺理论思维能力，故其“操作面”一定进入不了哲学界）。也是在经过若干次劝说、争执之后，才知道彼此根本“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就从此离开了他们。1988年在京津符号学座谈会上首次与各界符号学理论爱好者（特别是到会的不少比较文学界和英语界学者）聚会，企图共议成立符号学组织之事，而讨论会进行中即获知相当多人只不过是想借助符号学的新颖来追名逐利而已，故在会场与彼辈公开争执后，不久即放弃了继续参与推动之想。本世纪起，结合本人整个90年代在国际符号学界的工作经验，对于符号学理念获得了进一步认知，遂开始重新在国内努力于符号学之推动。嗣后即根据本人在欧美十余年的国际符号学活动经验（这也正是今日海派符号学者脱离符号学研究的十年），不断宣扬符号学的伦理性理念。但是就在本人和忠实于符号学科学理念的学者们的努力过程中，符号学投机者亦悄然随至。他们（在先）已经主要倚仗国内学者的学术成果补充了自己的符号学理论知识（通过学理层面上的“混作”），（其后）又在学术活动中实施壮大本派之策术（在学术活动层面上的“混作”）。如前所述，他们的言行方式特点，也反映了今日学界一些急功近利学人的普遍运作方式，故具有普遍性意义。以至于值得将其此种特殊学术实践的细里加以适当剖析，以供研究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者参考。这是本文撰写的主要目的所在。
本文最后部分贴附一封两年前 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校长王铭玉教授来信。该信表白了他那时对待符号学学术的一种“过谦”态度。我希望明年他主持的语言符号学学会的例会上，也能够将一种“虚心学习”态度带到他们的例会上去。一定要让本系统师生认识到：符号学不能靠拉邦结派、投机取巧达成。而是要端正学风，刻苦学习。不要把每个人的宝贵时间都耗费在如何借符号学名号扩张本学会的集体虚荣上去。我在此作为促进中外符号学交流达30年（从1982年初次参加多伦多国际结构主义符号学夏季研讨会开始算起）的国际符号学学会的负责人之一，仍旧期望贵会能以国家民族全体学术提升的大局为重，引领本系统师生朝向正派治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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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比较文学理论是战后在美国形成的、具有美国文化特色的一种“广义人文理论”，其内容远不限于文学，而是遍及文史哲与社科的理论性议论领域，其学科性根源其实是美国英语系，与英语系的“文学理论”（其内容也远不限于文学）不仅是一脉相承，简直可以说是一而二、二而一。之所以是具有美国文化特色的，说来话长，但一较深刻的原因是：“理论”本来是以“哲学”为基础的，但美国战后哲学主流变成了分析哲学及分析派的实用主义，其特点是大幅度朝向科学化方向，固然因此提升了论述精密性，但也同时大大窄化了论题范围，以至于对社会、文化、历史等领域的涉及深广度均越来越缩小。与此同时，战后欧洲兴起的新人文理论思潮渐渐扩及美国，这些思潮涉及的各自欧陆哲学基础却只能在哲学系占据偏位，反而首先流向了文学领域，特别是英语系文学理论。同时，六十年代开始，美国文化的另一特色“多元文化”兴起，其宗旨更是直接相通于“比较文学”（再往后，在此领域内，随着华裔人文学者居美越来越多，又与“中国研究”〔即欧洲所说的“汉学”〕结合渐密），以上所言种种思想来源最终汇聚为一个于七八十年代相当繁盛的“比较文学理论”。“多元文化研究”如果侧重于文化传统的多元性，“英语系理论”如果较多强调现代理论与英语文学传统的结合，那么“比较文学理论”则更加偏重于以文学理论为中心的一般文化理论。因此，此领域也就易于与“文化符号学”等相汇通了。于是“多元文化研究”和“英语文学理论”二者的结合就形成了一个在内容范围内遍及文化各域的、具有理论解释兴趣的（不只是文史描述性的）新跨学科领域。此一美国文化学术界的发展使其补充了美国文化界的理论思维范围。许多哲学界不谈的跨学科人文理论话题，自然就可由在这个新学科领域内（往往在较低理论思维水平上）讨论。所以，我个人的观察是：比较文学理论和美国主流哲学大致来说是一种“共生体”。不过，不言而喻，在此文化互补关系内，哲学自然倾向于“窄而精密化”，而“文学理论”（“各西语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理论”）则倾向于“宽而形式化”。所谓“形式化”其实反而是因主题空洞而抽象化、“随意化”，形式化当然不等于严密化，却形成了一种美国文学研究的新风格：具理论思维的形式性却乏理论思维的严密性。同时却因为此学科在文学内容上可无所不包，也就易于形成从内容（特别当东方文学、文化进入后）到理论的“博杂性”。内容是广泛了，但“理论”却驳杂了，比较文学理论领域渐渐成为相当随意的一个领域。与该领域数十年来理论式思维活动的表面活跃性相反，该派的杂家风格（既指其学科本身对于理论知识的结构性欠缺，也指其学术实践运作风格的轻浮性），使其始终难以成为西学界文化理论创新的重要基地。但是这样的论学风格却可能恰恰方便地“落户”在学术发展过渡期的中国学界。如果今日我们到处看见人们对学术界“浮躁风气”的批评，就不难了解海派符号学的风格可能在中国学界找到了多么适意的繁殖土壤。
众所周知，美国理查-罗蒂作为主张哲学和文学汇流者，曾经是美国比较文学理论和英语文学理论界的理论权威之一。关于他的学术理论问题自然无法在此深论，我只想指出一点：80年代时他对文学理论界的“理论价值”极其推崇，但是到了90年代则有所变化。1993年我在访问他担任校级哲学家的弗吉尼亚大学比较文学系时，他刚从大陆、台湾访问回来不久。他特别对我说，他在台大外语系讲演时已指出，今日英语系的内容过于脱离文学本身内容而喜欢空谈理论。虽然罗蒂本人日后也并未纠正他自己的类似倾向，而且退休后又转到了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继续任教。（我并因此也得其推荐在该系挂名访问学者一年）关于哲学和文学理论的关系，是本人一向所关注者，应该指出此一关系首先是一种美国文化现象。它反映着今日作为世界科技工商第一大国美国的人文文化特色。自然这个美国特色和两岸四地又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但这是另一个大课题了。此处不容展开讨论。
以上所谈对于我们具有重要性，乃因中国和美国之间在历史上、现实上都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性，因此此一现象成为一个特别与中国人文学术理论的发展方向有密切关系的大问题。对此，我们不妨说，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而其“喜”却恰是其“忧”的基础！即，其“重理论”的“可喜”却可成为其“以混乱理论性话语导致真正科学性人文理论反不易形成”之“忧”！为什么呢？在众多原因中最主要的是：比较文学系的“理论性课程教育驳杂”，因此其有关哲学性的以及任何他科的理论论述均难以深入，而更谈不到介入今日欧美哲学界所面临的与人文科学各科理论互动关系问题（注意今日西方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理论界的所谓“理论权威”多是哲学家出身了）。这本来并没有什么要紧，到底其主业并非在于理论方面。可是，随着当前人文知识分子的理论分析兴趣大幅度地超过前辈人士，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广义比较文学理论现象”：学者一方面喜欢谈理论，而另一方面其理论性教育背景又明显不足（更不要说有关基本数学、逻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了），更没有知识条件参与今日“哲学和人文理论”前沿科学的深入研究。但另一方面，正是比较文学理论家在社会上、文化界、学术界制造“文化理论话语”产品的能力，却比专业哲学界大得多。但这也仍然不是最紧要的，更为我们为其“忧”的原因还来自“社会现实”：这类不严格的理论话语制品却恰恰最有社会性效果，因为它虽然不严格，却有“文学家”们的另一种优点：善于创造吸引知识分子大众的“理论修辞术”，即古代说的“哗众取宠”之术（但和古希腊智者派所代表的哲学史上理论程度甚高的、反柏拉图主义的“修辞学”不同，现代商业化时代的“大众修辞学”的理论水平则务求其低、其巧，以使其适合于人文理论水平本来不高的读者大众的“口味”。也就是，以“迎合群众”为其治学运思的主要标准）。也就是它获得的读者“理解度”和“认同度”反而可能特别高，因为它善于“因才施教”（投其所好），即将其理论话语制作得“使其合乎一般学人现实水平的需要”，自然包括着它可将严肃科学话语“通俗化”以使其“落实到”读者心里（以此，它可以事半功倍地袭取他人理论知识，即不需要自己下工夫研究原典，而只要在真正专家著述文本上进行有目的地“袭取和编排”即可），也包括着它自己借题发挥部分。此种“通俗化的理论交流”并非真是将严肃科学化理论加以忠实地（一些比较文学家们是否能够真正读解专深理论文本，也是颇成问题的，当然他们绝对善于掩饰此一普遍的理论训练缺失背景）通俗化，而是将他人较比专深完成的理论话语“改造成”“群众喜闻乐见”的貌似理论性的通俗语言！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他们不搞自己的真正本行“文学作品”而开始偏爱“理论性话题”的缘故，并可进而装成 “理论家”模样。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个争名夺利的“捷径”：在真正理论工作者的中文文本上进行直接“编辑加工”而伪饰以直接取自国外。这正是我们之“忧”的根本问题所在。而且问题中的问题是，他们不仅善于此道，而且他们的行事风格特别“适合群众的需要”，后者遂成为一切问题中的“最基本问题”：一些比较文学理论家的存在其实是“最符合商业化时代文化需要者”：为科技工商主体社会提供着相应于“学界群众理论好奇心程度”的“理论话语产品”。让我们再继续明确化这一界定。不是指仅在报刊杂志上去满足新闻读者大众的“理论趣味”（如果这样，不过是为报刊杂志提供些“理论性花絮”），而是指为人文学界知识未足的广大学人提供满足其“适合其知识水平”需要的“理论读物”。因此，由于此种类型的“改装式理论话语”是特别适合于“文化知识国情”的，也实际上最为“群众需要的”，所以其“市场文化品价值”也最高。此种学术商品遂与严肃学术产品被投置于同一学术市场。在此市场竟争中，彼此按照同一学术商品交易规律进行“竟争”，其结果如何，岂非一目了然。此类通俗或半通俗的改装式理论话语品的制作者，也就可能通过“优胜劣汰”市场规律逐渐成为学术理论界的“话语控制权”具有者。复杂艰难的人文科学革新事业必将因此受其重创。这特别是在自文化“一穷二白”的文革后恢复仅几十年的社会文化界内所易于发生者。
当代西方“比较文学理论潮流”，固然补充了学院派哲学所忽略的各种文化与学术中的理论问题的讨论，但是其根本性缺欠在于该领域出身的“理论家们”没有知识条件进入包括哲学在内的今日西方人文理论认识论大变革的基础性、核心性部分，所以不可能真正参与创造任何独立的理论性成果。如果在西方如此，那么在中国，这个领域的“理论家们”的相关理论基础部分的训练就差的更多了。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知识性或理论性能力独立处理人文理论性问题。为了扩大学界影响力，他们只有不断在文化意识形态宣传术上下工夫才成。为此，首先的运作基础就是“群众基础”。为了建立此基础，所以逻辑上必然地要搞“拉邦结派”。此外他们可以在此人文学术发展的过渡期，通过大批移植西方理论时髦和按照本领域的“跨文化”方式随意插入本土资料，以作为某种“兼顾中西的”理论话语制品。在新时期中国人文科学正待全面恢复之际，此辈海派人士不是自身以及联合他人共同强化自身学术基础训练，而是带领群众一起靠各种方式来投机取巧和沽名钓誉。
当今日西方符号学潮流的创造性贡献（由于类似的原因）日渐式微之际，中国符号学潮流却可利用本土知识理论水平较低的现实，重复国外几十年前的符号学时髦，并通过在国内制造流行，以虚假地在中土“复兴”国际符号学思潮。他们并不关心西方符号学思想面对的理论性难点（当然他们的知识修养也远远不可能为此），而只是参照当初西方符号学流行的历史，设法在中土复制符号学时髦，并通过将西方符号学业者引入中土，以在崇洋媚外环境下，企图通过此挟洋自重方式来制造中国符号学流行的势头。至于符号学涉及到的各种相关严肃理论问题，他们自然是根本不当一回事了。
如果扩大到中国人文科学发展前途来看，比较文学理论界背景的海派符号学家们，竟然突然可以让我们再次“刮目相看”了，其现实的能量还真不可小觑。有鉴于此，“符号学界”的分裂已经在所不免。今后自然是各走各的路的问题，不管他们的“雪球”滚得有多大，那是他家的事。但是，本人作为长期推动中国严肃符号学的学者，作为长期面对学术界各式各样“后文革”的歪风邪气者，自然觉得仍有必要对此现象加以澄清，以有助于人们辨析真伪。以下让我们将海派符号学常用的炒作技法列此，以深入把握他们的“符号学运作”之背景及过程细节。如我在南京大会上所说，符号学作为一种泛制度性分析科学，是最适合于解剖任何文化“操作过程”的。同时，不言而喻，我们之所以决定将与之分道扬镳的理由陈述于此，也含有普遍提示性作用。我们关心于中国人文科学建设的学人都应该首先关注动机、学风和正当方法的问题。故我们“符号学界”在南京大会后的这一分裂事件，也包含着一种积极的意义：认清人文学术世界内真伪难辨的复杂性。
1。根据中文材料易于获得的对符号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却示人以其知识独立来自研究西方原典的印像
1988年当我们在北京第一次组织跨学科符号学聚会时，一些来自比较文学界者表现出的争权夺利姿态，曾为我在会上当场予以抵制。当时彼辈知难而退，因为他们那时根本没有知识基础和理论训练以进行国内“夺取”和国际拉拢的学术性资本，所以90年代时一些比较文学界人士干脆放弃了来自其美国比较文学系研究生层次的初步符号学研究〔甚至于自言已经不搞符号学了〕。等到本世纪回国后，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在海外事业有成的符号学专家了呢？（而且在海外工作这些年并无英文符号学著述发表记录，这个“专家认定”是怎么产生的呢？）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在国外未能独立进行符号学研究却在回国后了解到，国内二十年来的大量中文符号学资料的存在，遂找到了有助于他们克服自己本来单靠自己通过英文无法掌握的符号学理论难点。于是渐渐发现了一个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获利窍门：利用国内崇洋媚外环境而充分倚仗自己的洋资历（a）；通过变相袭取中文符号学著译材料并伪装以独立取自西方原典（b）；借助自身文革时期经历或参加过的帮派实践经验（c）；与适合中国学界国情的学界新帮派形成法（d）。借助此四种条件，以为足以将中国符号学事业逐渐掌握在本派手中。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学科的理论化训练基础（请想想看，他们一生究竟在哪个阶段学习过什么真正的“理论”？和哲学与科学都连边也沾不上，却敢于以理论家自诩），却发觉西方理论可在新时期成为另类争名夺利手段。正因为中国现当代教育学术史的曲折性发展，学术文教环境薄弱，大多数师生不了解西方学术实情，其留学经历本身遂提供了利用此中外文化环境条件的区别，让青年们误以为他们具有“西方理论教育背景”，所以必然深入掌握了西方理论。他们中间一些人遂成为我一直批评的“留学生副作用”中最突出者的例子之一。因为其他门类文科留学生还是学习过真正理论的，而“比较文学系”恰恰并无什么严格理论训练。但现在他们不怕了。自有其他中国国内认真研究理论者所提供的著译作品为他们提供了暗中“补课”的材料。国内更多“解释性的”研究当然比西方原著容易切入（在难点和广度两方面。当然他们都有智慧将其中几项挑出，加些相关国内外其他材料，揉制成某些特殊学术性“专题”，并将其通过各种媒介打到社会上去，给人以正从事于理论专深研究的印像）。
2。让学生减少学习时间而多替导师干活，导师则不吝公开表扬以作为回报
今日文科一些导师中颇有一些人利用学生作为免费劳动力，以参加自己帮派的营建。结果学生不专注于学习，而是花大量时间替老师做此额外工作，甚至于以此类“课外活动”充作其课程学习内容。其“代价”真是廉价无比：通过公开夸赞和表扬学生以对其利用之。导师根据今日教育学术系统的缺欠和没有客观学术品质控制的机制，竞可通过长期利用学生劳作和鼓动青年追慕团体虚荣的手法，以达一举多得目的：参加帮派营建，将参与学生自然纳入本派，又可据以代替教学，甚至于通过此少教课方法以掩盖其本人的专业知识不足。学生可以不必系统深入学习，却安排他们从事翻译或参加著述，不管质量如何，只求形成“政绩”：译著丛书等实体存在物。如何“动员群众”就成为导师的一项“团聚”艺术。其窍门在于：通过吹捧学生以不费吹灰之力地达到既让学生为其免费服务又自然而然地加入其派系的目的。学生在校的首要任务是学习，作为跨学科理论的符号学更要求具有涉及多科的大量知识准备（因此符号学学习明显地要比其他课业要求支付更多学习时间），对此则可全部“免谈”，只要人手一册《符号学宝书》，读后就算是“过了符号学基本关”。（通过读一本东拼西凑的“符号学概论”就算搞了符号学，这是十足的误导视听。这样学来的符号学知识可以说一点用处没有！）学生们不必刻苦学习，却可以随时听到导师的表扬，这当然是导师“无本而万利的”受到欢迎和扩大知名度的手段：既不必多花时间教实学，又可广募崇拜者和追随者。
最可称作具“特色”的招收研究生的方法是：不是老师教学生，而是老师提前招日后“教自己”的“准老师”：即招收学生的“专业方向”，正好是老师自己所不懂而又需要懂的专业，或者需要示人以自己具有该专业知识者。实际上他们让所招收的学生“自生自灭”或“自学”，而自己可以通过“审阅”和“查问”研究生该专业问题而额外扩大老师自己的知识面。
3。自己无理论翻译经验记录者，却通过挑剔他人翻译手法（此可称之为“姿态符号学示意法”）以显示自身比翻译者更精通于理论
由于这类事干多了，反而令人起疑。我之疑即源于此：怎么彼辈从不翻译理论文字却这么频繁地热衷于挑剔他人的翻译错误？我还最初有所“同情”，因为彼辈以西方理论家自诩，却从来自己不“下场练一下”给大家看，但又担心他人对其理论能力真实性起疑，所以不时得用此法“误导于一时也好”。自己根本没有理论翻译能力，却通过“指点”、“批评”他人翻译正误优劣方式，以“不费吹灰之力地”赢得自己精通西方理论经典的印像。我们今日的学术教育制度中的缺欠，真是给这类靠西方学历弄虚作假者提供了大方便：竟然这么多人真可为其所欺！结果，此一自我凭空增加的“学誉”姿态的结果竟然就是：没有能力进行理论翻译者。还不是什么语言问题，而是彼辈自己一进行翻译必立即暴露其问题不是别的，正是他〔而不是别人〕才不能准确把握专门词语原义。但是他如今一摆出这幅“高高在上”的架势来，就真能得逞于一时。那么彼辈为什么要在已获高知名度后还非得需要加上这一项小儿科表演不可呢？因为符号学理论家不可能离开理论思维能力，而为了显示自己虽然没有任何理论翻译记录却具有作为“西方训练的国际高级符号学理论家”的资格，于是想出这么一种海派高招：不时唱几出翻译空城记！
4。广泛吹捧其他学人成绩，既达扩大“群众基础”之效，又借以间接排斥对手成绩
前已指出，他们不是指出学人学生知识不足、促其努力补课奋进，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大肆称赞之。对于社会上一般学人也通过此法加以拉拢，不是诚恳与人论学，彼此指出不足之处然后考虑如何补课进取，而是对于任何学术表现加以“不分青红皂白地”认定和吹捧。我遂注意到怎么有这么多知名学者采取的手法都如出一辙，渐渐才看出门道来：用此方法可廉价地扩大自己拥戴者和追随者范围，并（甚至于更主要的是为了）通过此“人海战术成绩统计法”以贬低或排挤对手。其共同的手法就是：不管当前中国符号学知识水平如何不高的事实，而对一切沾上“符号学”标签的出版书、文均加以系统的吹捧，并不分青红皂白地尽量网罗刊载，一方面向外、向上夸张地显示（在自己推动下）全国性符号学的成绩，另一方面通过此（实为特意选择性地）成绩统计法以歪曲性表达出版物中的“轻重先后”时间分布图，借以贬低或排挤对手；即通过歪曲性删选纳入统计清单的项目和出版时间，以突显本派和掩盖对手的学术成绩记录。由于此类“统计法策略”必须经过先确定统计原则才能实行，所以不大可能是“随性而为”，而多是精心思考后的“制作品”。我们可以通过检索这类统计表的各项记录而清楚地看出统计表制作者想通过此表突出谁和贬低谁。他们因为急功近利所以顾不了容易被识破的缺点而只图在读书读者群内造成一时性印像。（我是最早在中国现象学家们的类似作为中发现此手法的，不料今日复见于符号学界。同时可以发现，凡被掩盖最多的也是他们最“害怕”的，所以就干脆用最简单的小儿科技法让对手的早于他们甚多的“记录”在本自家统计表中“消失”。例如，不要说本人自1977年起的关于电影符号学的译、著彼辈从来不提，本人靠后的关于电影符号学的绝对首次的系统性论述均不被纳入外，连本人出版于1980年的典型“文学符号学”《结构主义》也一概不提。更不要说本人1980年代关于文史哲艺各学科领域中的不少其他论著了。他们中间一些人在不得不与我直接时往往态度甚谦，而在此类具体文字中则毫不含糊地加以排挤。所以当我看到南师大外院的中外出版物中〔当然也在一些友好儒学界同仁的出版物中〕主动要我详述个人出版记录时，还一时不大习惯了：国内人不是专门排挤他人吗？他们怎么不一样了？果然这就成了我们可以相当时间合作下来的基础）
其另一项类似的“人海战术法”则是将历史上，特别是现代史上，任何搭一点符号学名号边的前辈名流的著译都算在中国符号学史的发展史记录内，目的是掩盖其对手在先对符号学所做的贡献，即用此小儿科手法向大众暗示：先辈大师早就研究过此西方理论了。因为在实在无法将对手的创先成绩加以抹杀之时，就想出另外一种“混同术”：放宽范畴规定法，不分辨份量、程度、主题同异、理论深度等，硬是将“昔今作品”纳入同一类别加以互比，其真实目的则是用学术史上的学者知名度大小来压制同代对手。例如，钱钟书是每每要抬出来的“工具”之一。二十几年前就有一位比较文学者因为有了哈佛“光环”就变得忘乎所以，硬要将送他审阅的我的关于解释学的文章中的说法加以改动。按照他对国外的宣讲，“解释学”是钱钟书最早引介的（即他提到过这个词“解释学”。但这个词已存在了千百年。而“解释学”作为一种现代哲学则是上世纪的事，我们的哲学家们还都没有注意到过呢。更不要提超越“解释学哲学”的解释学涵义了）。虽然业界皆知钱先生并不研究现代文学理论，更没有什么哲学兴趣。今日符号学界自然也不忘向钱先生“借势”，以一方面剽窃对手的知识、一方面设法歪曲对手的创先贡献。而这些比较文学界出身者的共同心理特征就是：趋炎附势！他们或靠洋势力，或靠土势力，或靠“人多势众”，总归就倚仗一个“势”字。此种作风不除，中国学术未来绝无进步希望！他们是仁学精神所说的今日最大“乡愿”之一。再加以文革时期亲身耳濡目染后所增附的人际斗争层面技术性能力，加以在崇洋媚外时代获得了洋资历，又在商业化追名逐利作风全面渗入学术界之时，其学术方向遂可能成为中国人文科学前进的巨大障碍！
5。通过迎合他派以形成学界舆论“联盟”态势
在此须提出一个对于今日中国人文学术发展至关重要的“国情”。中国存在着一个庞大而重要的“文学学术界”和其中的核心部分“文学理论界”。后者正处于全面历史性转型的过渡时期。在此时期内学者面临着知识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和职场利益现实性之间的尖锐张力问题。有识者会勇于认清学术实际，努力于自身补课提高。但如一方面在此前大家都不熟悉的新知新学理论方面畏难，另一方面又对可能“失去”自身“学术地位优越性”而心存懊恼，那么海派符号学就正可以“趁虚而入”，投其所好。即为其提供容易接收的“理论代用品”。该派的“一本书主义”还可立时满足文学理论家的心理安慰性的“理论需要”：“原来符号学没那么难！”于是他们共同形成了一个“合作互利结构”：通过相互承认、相互支持对方在本领域内的名势，以实现一个“跨学科合作利益共同体”。海派符号学遂可获得他派理论专业学者的拥护，乐于为其鼓吹。二者共同的功利主义目标开始转为以严肃、艰难的符号学科学方向为对立面。因为符号学科学的严格科学性要求，等于给他们制造了在学术界争名夺利的技术性障碍！但是我在此呼吁我们的文学理论家们和号称专长于理论性思考的现代文学史家们：应该有勇气立志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朝向自身真实的价值目标，不要为一时的名势观念所约制。至于其中青年一代学人，更要高瞻远瞩，敢于迎难而上。你们没有前辈人的“面子”包袱，没有必要参加实际上没有任何实质性收益的学术名声争比。更要客观地认识到，严肃学术实践和借学术为名的炒作，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更为重要的是理解我今日所说的“符号学精神”，绝对不是要大家去寻找一本“符号学教科书”，以为看完了以后就可照着去“做习题”了。这是今日搞符号学者的最大误区。这样的符号学宣传大概相当于一种“学术性教派”活动，对于任何人文学术实践都只能有损害作用。我们说的“广义符号学”是指一种战略性学术态度：如何将传统学术和现代理论加以有机结合的态度。至于具体实施，必然是一个长期渐进过程，谁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不可以妄求什么“学术万金油”。至于“狭义符号学”（部门符号学），则只是现代方法论之一。在我们的古今学术汇通过程中，符号学只是其一（现在一些人文理论家喜欢根据国内资料范围自行创造自身对西方理论的解释方式，却不意识到根本的问题是：一是国内理论性资料仍然极其有限；二是“跨学科理论实践”要求另外一种特殊的“理论间合理协调术”，这就要求更高级、更复杂的理论思维战略。二者都是国内理论家们未加深思的。当然众多研究生的认知误区也在于此），此外我们还须有：分析哲学，解释学，现象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十数家、几十家各学科内的大量新理论、新方法可供参考。这些不同的方法论资源，都是我们在广义符号学学科（一般符号学）课题设计中要灵活采纳搭配使用的（一位打算写“符号学理论概论”的人起码要熟悉现代西方哲学，我们的符号学理论家和书评家有几个人在这方面是有真实准备的？本人完成的《理论符号学导论》是根据以往30年的相关研究的结果，其中主要处理了哲学和符号学的关系这样的认识论大问题。如果没有大量现代西方哲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文艺理论等的知识准备能够处理吗？）。哪里只是一个单一符号学问题！（这是海派符号学最易“露怯”的地方，因为抄袭派只能抄袭表面，没有能力抄袭深处。）那些把符号学当作“义合团式道符”加以吹嘘者，正是在颠覆着真正符号学精神。还不要说彼辈对于部门符号学其实也可能是外行，所以故意要将理论问题和实用问题混为一谈。这是他们在学术文化实践分类层次上玩弄“混同术”的另一表现。
7。袭取他人所创论题，换以不同的内容，显示也同样有能力介入理论前沿
此辈因为理论训练甚差，并无独立思考判断能力，却善于摘取他人理论成果、加以改头换面，示之为自己独立创造。自从他们发现了此一本万利地“做理论”的捷径后，“理论来源”自然源源不绝。为什么还要另行扩大自身“理论成果展示”呢？因为在获得了“理论家”声名后，不能在任何重要论题上落人之后，遂注意不断暗中追踪他人新颖论题，自动予以“分享”，之后再填充以自己认为更能迎合读者大众的内容，以期一举两得：既肤浅地通过示人以“占有同一论题”，表示在研究范围上并不落后于对手，又一贯地通过选择自认为更能够“讨喜”的内容以赢得更多的信从者。在运用此一策略时自然不忘“中西兼顾”，以示同样有能力全面（就如各种西学专业者为了在国际学界不费力即可扩大知识面印像一样，纷纷通过表面层次上的比附，来从事各种“比较文化”研究。他们这样的实用主义方向将既导致他们远远落后于西学主流，又导致他们远远落后于国学主流。“比较研究”，特别是“比较文学”，又特别是“比较文学理论”，必须注意自身这一知识结构方面的内在局限性）。如果学界制度健全，理论程度永远维持在中等的比较研究界，既可以发挥文化学术通俗化的功能，又不至于妨碍主流学术的发展。但是当制度不够健全时，特别是在崇洋媚外和趋炎附势风气严重时，彼辈如拉邦结派经营有术，则可能仍然跃居要津，甚而有朝一日得以左右着主流学术大方向。
8。不重理论基础探讨，却将一套名词概念随意散布于文化各界，以扩大本派传媒影响力，“符号学”遂相当于“实用传播术”中的“符号性符咒”
这是符号学拉邦结派的最佳途径：打到社会去，打到文化界去，用新颖名词“忽悠”。只要这些名词可以浮滥于各种文化现象中，传布于各种媒体中，便意味着他们在“传播”符号学了。在此滚雪球活动中，主要的途径是根基于“一本书主义”。试想，本文作者如无在先长年研习如何能在1977年底译出《结构主义》？（1980年台湾《中外文学》之所以注意到此译著，当然是出于对大陆会有此类出版物的好奇心）而本人仍然不过视之为个人全面新研习的起点（以前20年的连续研习经验都被自己视为“前基础性的准备”。本人对“基础”的准备观念如此，而时人轻视“基础”又如彼。彼此的治学观念不一致的根源在此），并事实上在不断学习中规划着前进的步骤，垂暮之年仍然如此。海派符号学倒好，根本不安排、不鼓励学生和信众树立长期艰苦学习的认识（因其本人就从无这类经历），而是告知大家只要看一本“符号学宝书”，其后即可成为“符号学家”，并可于“加入”帮派后分享“派系”荣耀。今日信众可以如此轻信，使我们不觉想起80年代大陆各种迷信的流行泛滥。人们连什么是自身真实的“利益”都可不顾，一味听任各式“教主”摆布，还以为自己可通过此廉价“精神激荡法”而迅速提升了精神境界。殊不知，此乃源于个人理性能力的丧失而已！正像一切社会文化“蛊惑术”一样，其共同的聚众手法就是通过“人海战术般地”滚雪球法，企图在文化学术界造势。当我看到他们的宣传品和图片后，还真想到一个形像的比喻：如果说他们上课开会还不能说成是像是在搞传销的话，但如说他们的作派类似于“72小时英语速成法大会”或美国星期天的“布道会”，到还真有几分神似。总之其基本聚众策略就是：取悦群众，吹捧信众，迎合大家畏难趋易心理，授以简便可行的“符号学口诀”（相当于某种基本“教义手册”）。更主要的是，玩弄一种变相的商业化手法：市场兜售术：“快来买吧！越来越多的人都买了！”也就是像一切教派一样，通过让信众“感觉到”本派势力在扩大中，从而产生“吾主真伟大”的浅意识（类似于经纪人鼓动的歌星崇拜术）。故海派符号学正要利用此种学界浮躁心理来“扩大队伍”：“我偏不提倡诚实、基本、严格、认真；而是反之，我就是要利用当前学生畏难习气和今日学界浮躁心态，扎扎时时地扩大队伍，把你们“高倡理想和原则”的凉在一边。
海派符号学的聚众术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阴鸷的是精心玩弄一打一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法家策略。所谓拉邦结派，一定要辅以暗中实施打拉之术，而且他们的洋学历还有助于将此法施用到国外去。在对付明显或潜在对手时，他们细心观察对手的“敌”、“友”关系，然后尽量准确地设计和实施打拉运作术。而且甚至于“辩证地”耍弄对同一“对象”在不同时段地或打或拉策略，再根据效果，继之以方向、剂量的调整。如果是对手之明确“对手”，自然在必定拉拢之列，如果本来是对手之“友”而认为可“以利争取”者，则先诱之以利，待无效时再换之以“打”（排挤）。其符号学滚雪球过程中充斥着此类打拉手段。一个符号学学人怎么会精于这一套呢?是从海外学来的吗？当然不是，而是首先学自其文革经历，只不过那时将其用于政治，现在则将其转化到学术，二者的“程序结构”则一。80年代去文革不久，此类学界人际斗争手法并不乏见，而如今过去三十多年了，竟仍然将该“智慧”存留在心中备用，并运用得如此纯熟！令人叹为观止。当然也许事实是：同一“权术”也可袭自今日如战场般的商场。那就是：学界和商场的权术学是完全同构的。若真如此，我们的人文科学理论前途危矣！
9。分道扬镳的理由
我们的现实商业化大环境为此种学界行为提供了运作模型和施为土壤，以上指出的各种“手法”，当然是符合今日文化界商业化大潮的总形势的。彼辈不过是善于跟进而已。本人最初对此辈作风仍抱有期待，以为学人不可以无良知到这种地步，况且早在二十年前即已对彼辈有所告诫，稍有良知，当有所醒悟。况且如此关乎民族学术前途的重大任务，彼辈不至于如此不识大体吧！（2008年在推荐他们参加那次南京国际研讨会时，我才突然记起彼辈1988年时的表现，所以竟然“不礼貌地”直接提醒：你们绝对不能到会破坏主办人的权威！我们好不容易安排了这次国际聚会。彼辈于是唯唯，让我放心。因为他知我知，我们都记得1988年彼此冲突的往事。）可是两年前发现很可能是积习未改之后，我所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与之“划清界限”。避免将名字“混”在一道。但之后仍采取团结态度，因为我们鼓励任何人参加符号学学术的活动。不料后来发现情况不仅未曾改善，竟然变本加厉。南京大会后，“中国符号学”反而立时变成一块争抢的大饼。同时体悟到，所牵扯的问题还远不只是一个我们今日推动的“中国符号学论坛”的问题，而是甚至于关系到整个中国人文科学理论化发展的问题。彼辈既然也以“理论家”自居，必然“紧盯”他人作为。如果问题涉及如此广泛的人文科学革新的大方向问题，毫无理论基础的彼辈如果仅在符号学界领域“混”一下也就算了，但如一半出于野心、一半出于肤浅，而自以为可以利用几年来经多方面运作而赢得的大名而可在各个方面任意“插一脚”，我们此后还须不时分出精力来对付他们，有此必要吗？我们在南京大会上赋予“中国符号学”以如此重责大任，彼辈对其哪里能有基本的理解和道义感回应（彼辈本其商人化心态可谓直视道德为无物），但却完全可能利用其势力将我们的论题“拿过来”，加以歪曲性利用，一方面借以自广，一方面用以进一步阻碍我们的论题发挥正向效果。为什么？因为如果严肃学风普及，客观环境将不利于其“符号学传销术”的实行了！
所以本人到此之时，也就不能再担心“投鼠忌器”了，而是应该优先考虑众多问题中之“尤其大者”。并认识到海派符号学将符号学加以庸俗化利用的决心甚为坚定，以至于我们到了必须与其划清界限之时。本人在此声名：本人所说的“符号学”和彼派所说的“符号学”（不折不扣地）完全是两码事！敬希读者慎辨他们的“符号学表演秀”和我们的“符号学科学建设”之间的本质差异性。但是我们同样诚恳提醒注意，以上所谈都是针对该派少数操纵者所说的。希望任何系统的符号学爱好者都不要为本系统的可能不当学风所限，而应以个人为治学本位，明辨是非，独立选择自身的学术实践方向，不必像小学生似地以为必须听由“老师”来安排自身的学术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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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文最后将大约两年前王铭玉副校长给我的电子信附此。此信内容只涉及他和我两人，又都只相关于符号学事务，故可无碍于公布。大家知道，王铭玉先生在首届中国符号学论坛上自行宣布他们明年的“语言符号学学会”的例会将同时承担“第二届中国符号学论坛”，也就是自行决定要将两个会变成一个会来开（尽管该学会从未参加过南京大会和首届论坛的组织、筹办和运作，却如此大大冽冽地当着各界与会者的面，坦然宣布其“夺权”计划）。我听到后大为不解，并在自由发言开始时，作为“论坛”的主要组织人，第一个上台去否定了他的宣布。因为他作为该会副会长的发言显然是要以其二级单学科会议“自行接收”我们辛辛苦苦形成的、与该学会并无关系的、面向全国各人文学科的跨学科会议。这不仅是极其不礼貌的“夺权”行为，而且是在以其作为学会负责人的实际行动去公然“违背”他们也受邀参加的论坛之宗旨：跨学科精神！一个二级外语界的学会是不可能在学术上“接管”大于他们数十倍、数百倍的中国人文科学的科学事业范围的。不知这样的的学术上的自信心是来自哪里的？这岂非是类似于本文所述海派符号学所具有的同一种“学术自信心”吗？我一再指出，我们都是严格意义上“初学者”，目前最需要的是虚心学习，以便期待将来有条件担负民族人文学术发展的大任。但如按照这种只想着如何迅速扩大本派权势和知名度的立场来利用符号学名号，这就不是在搞学问了。而王先生今日是一校之长，是下届该会例会主席，尤其应该将端正学风放在首位。现将他当初那封含有 “过谦”自表的信公布，希望大家能够本严肃治学态度来引导师生朝向正派符号学方向发展！
（2013年：3-31/4-1）
尊敬的李老师：
来信收到，仔细拜读了您的除夕感言，为您的学识和思想所折服，中国学术界，尤其是中国符号学界太需要您这样的大师和旗手了。您虽然常年在国外，但您是真正的爱国者，您是真正的中国学术的代表者。
应该是两年前，在南京师范大学张杰处我们见过一面，并有幸一起吃过饭。我是您的学生和崇拜者，第一次读您的书是1993年，您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理论符号学导论》，虽然当时读起来很吃力，但坚持读完。正是在您的影响下，我开始了符号学研究的尝试，并且在十年后（2004年）出版了《语言符号学》专著（我以前主要是搞语言学研究的），在全国外语界第一个开设了语言符号学的研究生课程，同时以“现代语言符号学”申报了国家教育部的重点课题（今年刚刚结项）。客观讲，我的研究还很肤浅，以后的路还很长，但有您这样的老师我会珍惜的，也会坚持走下去的。
去年我参加了一个语言文化学研讨会，总觉得从符号学角度有话要讲，于是谈了些想法，没想到大家挺认可。过后我就把想法写成了文章，定名为“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语言文化研究的拓展”，然后作为主旨发言者又参加了台湾政治大学的一个国际学术会，大家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回来后经过修改投给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因为我毕竟不是搞文化研究的，虽然有想法，但毕竟“文化”以及“哲学”的底蕴还嫌浅薄，编辑部的几位外请专家陆续在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目前是第三次修改）。我想文章是越修改越有提高的，所以我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读完您的感言之后，我特别想让您帮我再看看第三次修改稿，甚至不揣冒昧地恳请您亲手斧正（可直接在电子稿上修改），因为有您的支持与呵护，我会进步更快的。（为了方便了解背景，我在寄给您成件的同时，把修改原件及编辑部来信一并发来，供参考）
2012年的南京国际会议是件大事，您为此次会议付出了许多，大家为此感动，更为此而感谢您的精神。我的稿件也是在为会议做准备。希望听到您的意见！
最后向您拜年！接受学生的祝福：扛起大旗，让中国的学术再次发扬光大！
学生：铭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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