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断裂处产生意义：评乔琦《形式动力：新诗论争的符号学考辨》
和庆鹏
作者：乔琦
书名：《形式动力：新诗论争的符号学考辨》
出版社: 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5年
ISBN: 9787561486702
DOI: 10.13760/b.cnki.sam.201602018
现代新诗的诸多纠葛与争论是很多人不敢触碰或者有心无力的问题。从《尝试集》引发的白话诗论争到《新诗潮》与《中国新诗》的晦涩论争，可以说现代新诗是伴随着争议成长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伦理与美学、社会与文学、启蒙与艺术等问题相互缠绕，遮蔽了一些本应受到关注的诗学本质问题。目前国内对新诗理论问题的研究，又缺少真正的诗学探索，新诗论争中的核心问题依旧被搁置。因此乔琦敢于触碰这个充满争议的领域，本身显示出极大的魄力。而更值得标出的是，她独辟蹊径的探索无疑为新诗研究打开了另外一扇通往诗歌本质的大门。在诗歌符号学理念的支撑下，乔琦深刻剖析了新诗的每一次论争背后的深层问题，找到了新诗发展的内在动因——形式动力，从而弥补了国内新诗形式论研究方面的欠缺。正如书中提到的，诗歌在断裂处产生意义。同样地，弥合新诗在形式研究方面的断裂，正是此书生成的意义。
当大量西方理论传入中国后，不乏有学者喜欢用外国的理论套用中国现象，意图在省事之余显示出自己高端的立场，但这样的阐释都是“纸老虎”——是真的纸做的老虎，毫无生命力可言。而这本书难能可贵之处便在于，书中处处渗透着诗歌符号学的理念，却每每都能和中国诗歌现象严丝合缝紧扣在一起，显示出某些被大家忽视的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同时也显示出论者对某些问题的本质认识。书中缜密的符号学分析，辅以大量精彩的诗歌案例，更为此书的观点增添几分信服力，让读者在浩渺的时空中体会诗歌意蕴的同时，感受诗歌与符号结合的魅力。
第一章“早期新诗‘诗体演变’与诗性探寻”，锁定在新诗诞生后面临的第一次责难，即胡适等人和胡先骕等人关于《尝试集》的论争，其论争集中体现了新诗诗体确立的艰难历程。这次论争表面看起来是文白之争、古今之争，是传统诗学与新兴诗体的博弈，实际上都是在围绕着一个问题兜圈子——何为新诗？这是新诗诞生后必然会遭遇到的问题，双方都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而双方的回答都没能令我们满意。在古典诗歌传统长久的统治之下，新诗的反对者一味从新诗对传统的背离上否定新诗地位，而在社会语境元语言的逼迫下，新诗肯定者自我维护的角度也大多从内容出发，强调时代精神和诗歌内容的契合。两者都不约而同地忽略了从诗歌自身向度深入走下去的可能。而乔琦却从这场论争的漩涡中跳了出来，从符号双轴的维度探寻新诗的“诗性”所在。任何表意活动都是在符号双轴上展开的。雅柯布森对双轴做了界定，组合轴为“结合轴”，按照语法规则将字词组合成句，聚合轴为“选择轴”，按照相似性关系展开，保证诗歌的张力。乔琦认为《尝试集》首先打开了诗歌的组合轴，即放开了字数限制，打破了古典诗歌中整齐划一的诗行。到了郭沫若《女神》，真正实现了组合轴和聚合轴的双向打开，因此新诗既有自由的形式，又有巨大的张力。基于此，乔琦得出结论：“通过观察这个过程，新诗的主导因素也凸现出来：长短不拘的诗行，字词间、诗行间的张力，大体是新诗之为新诗的最重要方面。”（2015，p. 23）
雅柯布森提出著名的符指过程六因素分析法，以及六因素分别对应的六种功能：情绪表现功能、意动性功能、指称功能、诗的功能、交际功能和元语言功能。一个符号表意系统可以同时具有多种功能，但其中必然有主次之分。诗歌作为一个庞大的表意系统亦然。当符号表意侧向自身时，诗的功能占据主要地位，诗性得以实现，与此同时，诗歌保留着其他诸如情绪表现、元语言等功能。乔琦从诗性功能入手，指出了《蕙的风》论争中存在的“诗歌被道德包围”的问题，重现实轻艺术，重元语言功能（诗歌解释现实、宣传思想、呼吁民众的功能）而轻诗性功能。因此，当我们重新面对《蕙的风》时，我们要从这些前人的问题中跳出来，毕竟诗性功能才是诗歌的主导功能。
当白话能否入诗不再成为缠绕新诗的梦魇时，从此以后，中国新诗面临一个更为本质并显出难度的问题，那就是新诗的语言究竟应该如何选择？换言之，也就是怎样的“白话”入“诗”的问题。由此引发了1922年“丑的字句”论争。虽然争吵甚烈，但核心问题却并未得到解决，直至现在，我们依然可以听到“连厕所、小便也能写进诗？”这样的疑问。在第二章里，乔琦抛开了诗歌语言到底应该是美的还是丑的这样的二元对立，往前更走一步，一针见血地指出初期白话诗中“丑的字句”入诗，恰恰是新诗语言聚合轴宽幅选择的结果。聚合轴，即选择轴，是由一个符号文本的每个成分背后，所有可替换、可比较、可选择的成分组成的。书中引用了赵毅衡的观点：“聚合是文本构建的方式，一旦文本构成，就退入幕后，因此是隐藏的。”同时，“宽幅聚合轴的投影，使组合风格变动大得多，有更多意外的安排，也就是说，宽幅导致风格多样化”。（2011，p. 164）同古典诗歌相比，新诗要宽幅得多，在之后的百年变迁里，新诗也在宽窄幅交替中完成蜕变，直到现在，又呈现出宽幅的状态。当然，乔琦提出的当下新诗语言在异化符号消费的压力下是否是一种假性宽幅的忧思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
诗歌超规范、陌生化等独特性诗歌语言已成为人们的既定共识，毋庸置疑，但诗歌语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质呢？在20世纪30年代，雅柯布森和特鲁别茨柯就讨论过“标出”的概念。后来，赵毅衡将标出引入到文化研究领域。“标出项”与“非标出项”以及裹挟其中的模糊项“中项”相对立。新诗的诗体之所以如此难以确立，新诗之所以饱受争议，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新诗的标出性不足，以及接受者对标出的理解不够。标出性决定诗性，而此书在前面论述过，元语言性与诗性为争夺诗歌主导功能会发生相互侵占，因此，元语言性对诗性的压迫也就造成标出不足或者难以被很好理解。这其实是从创作者（在诗歌创作中注重元语言功能而轻视诗性功能）和接受者（在解码过程中注重元语言功能而轻视诗性功能，因而无法理解诗歌核心）两个维度来说的。
如同本文的标题，在断裂处产生意义，乔琦在第二章第三节着重论述诗歌刺点的问题。当诗歌标出到了一定程度，诗歌可能就会产生刺点。STUDIUM和PUNCTUM是罗兰·巴特提出的两个重要概念，赵毅衡分别译为：展面和刺点。展面相对于接受者的常规阅读而言，而刺点则挑战人们的常规阅读经验，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和挑战，多数还暗含着深层的意蕴。接着，该节通过大量诗歌案例分析了刺点的呈现及意义，刺点如何确立等问题，最后指出诗歌刺点虽然造成了意义断裂，增加了阅读障碍，但正是这种空白召唤着接受者进行积极的思考，“在断裂处寻找意义，是阐释刺点的真谛”。（2011，p. 70）
在第三章“新诗‘内容—形式’之歧解”中，此书又带领着读者重回40年代内容与形式之争。在40年代特殊的社会语境之下，文学与政治的结合成为创作的中心，继而导致政治抒发的内容成为主导，换言之，诗的元语言功能再一次压倒诗的诗性功能，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文学内容与形式的论争。七月诗派的阿垅等人对卞之琳、沈从文等人的诗歌创作提出批评，认为诗歌应与政治结合，诗歌要表现现实，“在新诗，排列有两重的性质：力的排列和美的排列。前者从内容上发展，而又反作用于内容……后者纯粹得多，简单得多，属于修辞的，仅仅形式本身的，使调子妩媚的”，并且他们认为“无论如何，美的排列只是次要的；只有力的排列，才是真正首要的”。（阿垅，1986，pp. 36-42）其实，关于内容和形式的矛盾也并不是在这一次论争中突然出现的，其矛盾是一种普遍存在。内容和形式相互交融渗透，共同构成诗歌文本的深层结构。乔琦借用里法泰尔的主型、核心语等诗歌符号学概念证明了其观点的合法性。
主型是一首诗中最核心的意义单元，主型为文本派生提供动力，而模式则是对主型的回应，决定着派生的方式。基于“主型—模式—文本”基础上的诗歌自我规定为一个自足封闭的体系，而打开这个庞大的诗意世界的钥匙就是核心语。在一首诗当中存在着诸多的符号，而其中最关键的那个，就是核心语，它对诗歌的建构以及解构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乔琦借用冯至的《蛇》来印证核心语在主型展开过程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核心语的展开序列和主型的展开序列之间有暗合之处，并且暗合之处越多，诗歌意义便越丰富。核心语和主型关系的论述，直接为“内容—形式”交融的处理提供了范例，可以说是完美地将内容和形式熔铸于一体。
皮尔斯的符号“无限衍义”的观点给予了阐释极大的自由，似乎每个人都可以对一个符号做出自己任意的解释。艾柯和卡勒之间关于“阐释”和“过度阐释”的论辩就显示出对意义阐释做出界定的必要性，而刘西渭和卞之琳关于“圆宝盒”的公案更是体现出阐释中完全偏向作者或者完全偏向读者，都是不可取的界定方法。乔琦尝试给出一种诗歌阐释的选择，诗歌文本的“无限衍义”，再结合书中前面章节探讨过的“标出性”、“刺点”、“核心语”等，诗歌的阐释的确难以确立中心，但并非意味着阐释无可操作。毫无疑问，里法泰尔的诗歌符号学体系，会为我们的阐释增添助力。乔琦更是对当年争论不休的《圆宝盒》做出了诗歌符号学的阐释，为其漫长的衍义过程增添了一抹独特的风采。
《尝试集》被今人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其语言的平白如水，缺乏标出性。而当诗歌走向另外一边时，又招来了晦涩难懂的诘难。从白话诗创立到如今，诗歌晦涩是一直延续至今的问题。在本书第五章中，乔琦通过考察《现代》、《独立评论》杂志上的讨论和《新诗潮》与《中国新诗》的论争，对晦涩这个无法回避的诗学问题做出界定与评价，并提供一种理解的可能。
Ungrammatically，是里法泰尔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但长久被人忽视的概念，乔琦认为“不能只按照字面理解为‘非语法’，其意义并非‘不合文法’所能涵盖，似乎唯有返璞归真一般地译为‘不通’，方能最大限度地传递里法泰尔的本意”。（赵毅衡，2011，p. 116）此书第二章就提到过诗歌符号的表意特点是迂回达意，这就决定了“不通”的存在。迂回有替换、变形和创造新意三种途径，一方面它增加了诗歌的韵味，扩大了文本的张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诗歌不同程度的晦涩，导致“不通”出现。“不通”在文本中的呈现与核心语的展开状态有密切关系。核心语及其展开过程一旦被扰乱，整首诗的意义就会被干扰。尤其是核心语中描绘体系的“不通”，常常出现于相关序列与核心语关联的薄弱环节，难以辨认，因此造成意义割裂，出现了双重符号，返过来又加剧了“不通”的程度。需要指出的是，“不通”并不意味着无法解码，相反它召唤甚至强迫接受者读出意义。因此，我们需要采取一定的对策来应对文本阅读过程中的“不通”。里法泰尔提出诗歌阅读的两种方法，即教学式阅读法和追溯阅读法。教学式阅读法是初级的阅读方法，按部就班地考证诗歌符号与现实的关系，当面对“不通”时就无能为力了，而追溯阅读法是里法泰尔给出的应对“不通”的灵丹妙药。那么，追溯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呢？就是要从诗歌中的刺点、断裂、“不通”的地方开始。
我们为何如此确定一个文本即便存在多么难以跨越的“不通”，最终仍然可以被解读出一定意义呢？赵毅衡提出：“只要有相应的元语言，就不可能有无意义符号文本。在文本生成与传播过程中，意义是缺场的，但是意义的存在却是事先确定的。元语言的定义，不允许一个文本得不出任何解释意义。”（2011，p. 232）因此，相应的元语言是跨越“不通”的前提，也是阐释行为得以合理进行的隐性条件。元语言大体可分为三类：社会文化的语境元语言、解释者的能力元语言和符号文本的自携元语言。元语言决定着接受者对文本的接受程度。在具体的阐释中，接受者往往是三种交叉使用。而里法泰尔更多强调的是文本自携元语言。对此不难理解，里法泰尔的诗歌符号学以诗歌符号的自我指涉为前提，将诗歌文本看作是自足的封闭体系，强调诗歌的形式结构分析。然而，由于其它两种元语言与自携元语言发生冲突，导致读者对诗歌的判断，姑且不论合理与否，连基本的判断都无法清晰明确，从而陷入“晦涩”的漩涡。
乔琦通过考察20世纪30、40年代的晦涩论争，指出其分别代表了两种元语言冲突带来的阐释困惑。第一种是读者能力元语言与文本自携元语言的冲突。里法泰尔的诗歌符号学阐释方法，操作的前提条件是假设读者有能力读出意义，然而事实上，由于历史传统、阅读经验等很多方面的原因，读者能力元语言并无法顺利成为解码的钥匙，相反读者能力元语言还会与文本自携元语言发生冲突，导致读者解码的混乱。第二种是社会语境元语言与文本自携元语言的冲突。在40年代，战乱频繁，时局动荡，救亡图存是中华民族的第一要务。越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下，社会语境元语言对文本自携元语言的压迫就越为厉害。在中国新诗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诗歌似乎很难取得一个较为独立的地位，时常被夹杂在政治的浪潮中，作为政治的传声筒而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导致一部分坚持艺术探索的诗歌，不被人理解与接受，甚至被扣上背离政治路线的大帽子。这也是40年代《新诗潮》《诗创造》《中国新诗》等刊物引起论争的一个重要缘由。但我们必须意识到，由以上两种元语言和文本自携元语言冲突而引起的晦涩，是一种较为低级的晦涩，只要我们扫除外部的干扰，这样的晦涩是很容易解决的。还存在一种更为高层次的诗学意义上的晦涩，那就是迷人的“阐释漩涡”，即“两种元语言组合互不退让，同时起作用，两种意义同样有效，永远无法确定：两种阐释悖论性地共存，但是并不相互抵消”。（赵毅衡，陆正兰，2009）也就是说同层次的两种元语言，可以在一次具体的阐释活动中同时存在，哪怕得出完全相反的意义，但他们仍然存在，并没有高下正误之分。接着，乔琦借助陈敬容的《夜客》分析了其表面文本中嵌套的两套同时存在但并不相同的文本，很好地支撑了“阐释漩涡”所带来的阐释意义。
在最后部分，乔琦强调形式演化使新诗达到新的境界，并对穆旦的《诗八首》做出了精彩绝伦的形式分析，来论证此说法的合理性。至此，乔琦完成了对新诗论争的符号学考辨，书的正文内容告一段落。纵观全篇，新诗解读的符号学尝试贯穿于本书的每一章节，几乎做到了新诗论争与诗歌符号学的完美契合。掩卷之余，不禁感叹笔者深厚的文字运用能力，缜密的逻辑思维，信手捏来的诗歌案例，精彩独到的分析角度。从新诗研究的断裂处——形式论研究出发，生发此书，不仅为新诗论争所触及的诗学问题做出极好的解答，还为我们打开了另一片阐释的广阔天地。
读罢全书，慢慢回味，总觉得仍未过瘾，总希望能够继续读到论者在新诗发展的其后阶段的研究著作。期待论者能够继续在诗歌符号学的向度上挖掘出更加珍贵的宝藏。
引文文献：
阿垅（1986）. 人·诗·现实. 北京：三联书店.
乔琦（2015）. 形式动力：新诗论争的符号学考辨.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赵毅衡（2011）.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赵毅衡, 陆正兰（2009）.元语言冲突与阐释漩涡. 文艺研究, 3, 9-10.
作者简介：
和庆鹏，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西比较诗学。
Author：
He Qingpeng, postgraduate candidat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ield is western and Chinese comparative poetry.
Email: 535277961@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