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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跨学科对话

作者:李俊鹏  来源:网络  浏览量:1609    2017-04-17 10:16:43

 

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跨学科对话

——“马克思主义话语符号学理论与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建构”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俊鹏

 

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研究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时代课题,也是一项跨学科的时代课题。为了推进和深化该课题研究,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于20161127日在武汉蓝天花园酒店举办了“马克思主义话语符号学理论与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建构”学术研讨会,来自复旦大学、四川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的30余位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话语符号学理论与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相关问题展开了跨学科对话。现就会议内容综述如下: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话语符号学理论

  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构建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话语符号学理论的建设,会议在马克思主义话语符号学理论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

  武汉大学赵士发教授认为,方法论创新是学术创新的重要前提之一。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研究在今天遇到了一个瓶颈,体现在方法论上是缺乏必要的理论自觉与创新。这是目前学界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方法论、世界观与价值观是统一的,科学研究需要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与方法论指导。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在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研究中较为流行的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与方法论,特别是西方的符号学理论与话语理论。这体现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文学、哲学等诸多学科领域。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研究作为一个时代课题提出来,本身就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苏东剧变以来,中国学界的世界观、价值观与方法论危机,全盘西化导致的中国主体性缺失,以及理论、制度、道路与文化上的自我矮化与不自信的结果。因此,未来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现方法论上的自觉,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和方法论,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符号学理论,以此为指导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话語符号学理论是一种跨学科的方法论,需要不同的学科进行分工协作,共同研究。

  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教授唐小林认为当下我们应当思考如何将符号学引出书斋,引入当代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以及如何将批判性的符号学转化为批判性与建设性相统一的符号学,这就要求必须建设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开掘符号生产力,这是符号学这门学科能否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关键问题。唐小林引述四川大学赵毅衡教授的观点说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走的是一条文化批判的道路,它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符号增殖特征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并且把大众文化仅仅作为批判的对象,这就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建设性的不足,使马克思主义不能正视大众文化的存在,没有能够对20世纪以来人们生活世界的重大变化给出合理的解释。面对这种局面,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的理论环节上,建立一个面对时代、面向未来的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置身于今天这样一个信息社会,建设性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形态必然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建设性的马思主义符号学应当围绕以下几个基本原则展开:一是正视数字化的时代,坚持对现实社会和未来的解释权。二是必须回到商品分析这个基本环节,明确文化劳动为商品生产增加符号含量和文化价值。三是重视新兴产业的劳动者,将其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四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一样,勇于想象未来并参与未来的建设。

  话语符号表意功能的实现离不开接收环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何萍教授把关注点放在话语的接收环节上。话语能否被接收以及接收的效果不仅取决于话语本身,而且取决于话语提供者与接收者的社会关系、阶级地位和文化背景等因素。何教授举例说,“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谋和平、促发展、求合作的明确表达,但是当前国际竞争的激烈化以及中西交流的文化隔阂导致这一构想所传达的理念在进入西方主流舆论方面还面临一些挑战,这是我们国家需要解决的问题。当代中国的主流话语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虽然体现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但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的复杂化和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如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人民群众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联系起来是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这一情况要求我们认真检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丰富的学术资源转换为能够说明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话语,从而提升人民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自觉性。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陈曙光教授也把关注点放在话语与其背后因素的关联上。他着重论述了话语与权力的相辅相成的或隐秘性的共谋关系。首先,国家权力构成话语的支撑要素。只有依靠国家权力的支撑,话语才能够上升为一种话语权力,才能形成和巩固其合法性。其次,权力可以凭借其地位制造关于其自身合法性的话语。正如福柯所认为的,权力在扩散和渗透的过程中制造了一系列自封为科学的知识。当今西方凭借其强大的权力频繁地生产话语,如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航行自由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大国责任论、非洲殖民论等等。再次,话语产生和增殖权力。话语不是一个透明的中性要素,它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一个国家如果掌握了话语内容的提供权、话语议题的设置权、话语争议的裁判权,它就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塑造和变革这个世界的权力。

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陈文斌博士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从符号学的角度详细分析了马克思的商品概念,以此作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的基础。从符号学的角度看,商品本质上是一种交换符号,商品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等各个环节都关涉到意义传递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商品形式的奥秘在于它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的关系。也就是说,商品符号用物的关系遮蔽了人的社会性。商品交换也是一种符号过程。商品作为符号,表现为交换价值。购买者从交换价值中解读出使用的意义,因而同一种商品在不同的购买者那里会产生不同的意义。货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执行一般等价物的职能。从这一意义上说,货币是一种元符号,或者说是符号的符号。货币同语言一样,都是自给自足的话语系统,其中符号的意义和经验必须参考符号运行的整个系统才能加以解释。货币同时也是一种权力话语,它充当了对社会财富的一般声明,它授予了制约人民的特权,成为社会权力的最高象征,并允许它的持有者去表明这种力量。

关于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 
  针对西方话语研究的缺陷和中国学者话语研究的西方化杭州师范大学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中心的施旭教授阐述了话语研究的中国模式西方的话语研究是在西方的概念框架和问题意识的基础上展开的它陷于语篇和语境的二元对立和语言中心主义当中并且缺乏一种文化多元性的维度因此进行中国话语研究不能采用西方的话语研究模式构建话语研究的中国模式所凭借的资源是包含整体世界观和良智知识论的中华哲学和中华典籍其策略是利用本土文化并与其他文化开展对话反思历史并不断创新构建话语研究的中国模式应坚持社会问题意识努力发掘未知和有争议的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问题遵循整体与辨证的多元开放的面向实践谦卑致用的原则构建话语研究的中国模式的具体方法包括搜集材料的倾向要素程序和技术阐释材料的任务概念理论技术标准和立场等它们根据研究的目的和材料的性质而变化是开放灵活多元和可选择的施旭教授通过中美国防战略白皮书对比研究这一案例说明了中国话语研究的具体方法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赵凯荣教授从文化的角度说明了构建话语体系的重要性他认为一种话语体系生命力的获得就在于它是不可取代的赵教授通过中国画的例子表明虽然诸如毛笔和宣纸这些工具已经远离现时代但是作为一个具有独特内涵的话语体系的中国画是不可取代的因此它保持着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一样要保持它的不可取代的性质就不仅要强调它的内容而且还要强调它的中国化的风格在这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家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借鉴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讲师周可通过对李达的思想进行研究探讨了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的可能性以李达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的马思主义学者在20世纪上半叶所从事的理论工作使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知识和意识形态层面上成功建立起了一套话语体系李达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社会学历史学经济法学等领域力图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通常的研究认为李达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李达的学术成就更多的是受到了马思主义的影响而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当然李达的传统文化素养是十分深厚的他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传统文化是依附于中的封建制度之上的上层建筑所以他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批判的态度李达的著作中所体现出的有关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片段性观点表明他的探讨是和中国近代的国情和民族命运相结合的例如他对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研究是服务于中国的近代革命的李达的传统文化观对我们构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话语的启示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具有复杂多样的特性既有相结合的一面又有相疏离的一面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正是在这种关系中得以确立的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宋雅萍博士则从毛泽东思想中为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寻找理论基础毛泽东在理论上拒绝矛盾普遍性的简单和唯一的起源在实践上反对与此相关的欧洲资本主义现代性话语体系他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话语批判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建立中国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反对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虽然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也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但这里所说的矛盾的普遍性是矛盾性质的普遍性而不是矛盾在存在意义上的普遍性毛泽东指出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如果抽掉了矛盾的特殊内容就只能留下抽象的形式上的对立统一这种抽象的一般原则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所以毛泽东更强调矛盾的特殊性这种对特殊性的认识体现在毛泽东的唯物史观中就是对世界历史和民族历史之间一般与个别特殊与普遍关系的理解以及对中国独特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构想这启示我们在建构中国的现代性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既要体现社会主义方向又要体现第三世界的立足点同时吸取民族化的特殊因素 
  关于马克思主义话语符号学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发展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大众传媒等诸多领域来自多所知名大学的学者就这些领域展开了讨论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廖圣清教授围绕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能性三个方面谈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体系建设问题他认为在当下讨论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体系建设具有两个优势一是国家的重视二是社会发展的推动随着新闻技术的发展传播作为社会生活的中心对社会生活状况的影响已经进一步得到显现这使我们有可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推进学科体系建设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新闻传播学科体系应当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对新闻传播学科来说必须坚持现实导向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为新闻传播学科提出的重大问题就是如何通过新闻传播学科来推动社会的发展如何发挥新闻传播的社会整合作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些时代任务将成为建构新闻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以下问题新闻传播学科在中国的历史是比较短暂的1997年才从二级学科上升到一级学科我们的整个学科都是从西方引进而来的目前我们对这个学科的一些基本理论还没有理解清楚因此吸收和借鉴依然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需要进行的工作在吸收和借鉴的基础上我们必须重视基本概念的构建善于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经验这是形成话语体系的基础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郭冰茹讨论了中国当代文学参与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方面的问题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反映在当代文学中就是当代文学如何找到自己的文化身份的问题上世纪末以来学界逐渐认识到文学写作和文学评论必须体现中国经验和中国视角然而回顾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能够确切指认中国视角的因素在西学的影响下已经非常之少但是无论如何把一个对象放在一定参照系中加以比较它的特点必然会呈现出来当代作家在考虑如何呈现中国特色的过程中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尝试例如以苏童为典型代表的一批先锋派作家把中国古典的故事元素通过重新拼贴组合同时吸收西方当代小说的营养以创造性转化的方式写出新的故事在理论方面学界也注意到西方文论不能被简单应用到中国文学当中中国古典文论的方式和方法应当被用来充实当代的文学批评当然中国古代的诗论和小说评点方法要在今天运用确实存在困难但我们应当注意到中国的思维方式是整体性的因此应当避免西方文论中的二元对立同时进行详细的中国文本研究

国防科技大学的郭勤教授关注国防与话语体系的关系,论述了美国网络话语体系的构建与我国的网络安全问题。美国网络话语体系的构建包括以下几个环节:一是垄断核心技术资源,二是强推网络国际规范,三是拓展网络军备竞赛。美国的这些做法给我国的网络安全构成了挑战。首先,美国通过网络渗透侵害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以所谓“网络自由”之名对我国的网络管理横加指责,为自己输出意识形态寻找借口。其次,美国通过网络技术封锁损害我国的科技安全,声称在网络安全问题上要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一方面禁止因特尔向中国超算中心出售芯片,另一方面禁止华为等中国企业在美国销售通信产品。再次,美国通过网络攻防对抗加剧中美网络安全困境,不断制造中国黑客威胁论,激化双方的矛盾和纠纷。为了给中国的话语权以足够的支撑,我国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包括掌握网络舆论的主动权,加强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加快网络安全力量建设等。

  武汉音乐学院教授胡艺华讨论了文艺工作者与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的关系。首先,文艺工作者是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构建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伴随大众文化的繁荣发展,文艺工作者深刻影响着人民群众的价值取向和语言表达,因而掌握着重要的话语权,这直接影响着中国的话语体系。其次,文艺工作者的话语权意识是当代中国话语体系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某些文艺工作者在重大问题上失语失声,在文艺作品中自娱自乐,对话语权的把握和运用没能符合文艺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没有很好地贯彻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内在要求。最后,自觉、自信、自强是文艺工作者参与中国当代话语体系构建的内在要求。文艺工作者要有守土有责的话语自觉,守土负责的话语自信,守土尽责的话语自强,更好履行自己的使命。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李燕博士聚焦于新闻舆论宣传工作与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关系,以毛泽东的新闻话语实践为切入点讨论了如何更好地通过新闻舆论工作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伴随着中国革命由城市转入农村,毛泽东的新闻实践也从新闻传播事业相对发达的中心城市辗转到媒介传播原始简陋的穷乡僻壤或者居无定所的行军途中。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中,毛泽东的新闻话语能够建立起来有赖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毛泽东新闻话语的实践唯物主义性质。毛泽东的新闻实践与革命实践密切关联,其内容贯穿着鲜明的時代精神,直接回应了当时中国最迫切的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二是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的新闻话语直接面向民众启蒙,揭露民众所遭遇的各种强权和损害的真实状况,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变革的真正力量,使报刊成为人民的文化和精神教育的强大杠杆。三是历史性和世界性的视野。由于中国已被纳入世界历史,所以中国人民的解放并不单是中国的问题,而且也关乎世界人民的解放。从这一视野出发,毛泽东的新闻实践为中国革命赢得了广泛支持。毛泽东的新闻传播方法同样对我们具有启示意义。面对来自五湖四海和不同阶层的不同的受众,毛泽东善于利用多种舆论宣传方式,使山崖、石壁、门板都成为了舆论宣传的阵地,并且采用漫画、歌谣、地方小调和方言等各种方式,使舆论宣传深入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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