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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光辉著《中国百年流行小说(1900——2010)》出版

作者:符号学论坛  来源:符号学论坛  浏览量:2864    2018-05-08 23:53:50

 谭光辉著《中国百年流行小说(1900——2010)》出版

 

作者简介:

谭光辉,男,1974年生,四川南充人,四川大学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助理。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符号叙述学研究。主持国家课题两项。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百年流行小说与大众文化变迁(1900——2010)》于2015年结题,获得“优秀”结论。2016年主持国家社科西部项目《文学作品情感表现与接受的符号现象学研究》。2007年出版专著《症状的症状:疾病隐喻与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主编教材《中国现当代小说文本细读》。在《文艺争鸣》《国际新闻界》《中国比较文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2015年获得四川师范大学“科研十佳”称号,获得“四川师范大学师德标兵”称号,获得“四川师范大学2013——2015年度劳动模范”称号。

 

内容简介:

本书所谓“流行小说”,是根据小说的再版次数、发行数量、销售数量、被作为热点讨论的程度等硬性指标确定的小说种类,它与“高雅”或“通俗”无必然联系、流行小说反映的是某时期多数小说读者的趣味、流行小说的主题、情绪、隐喻等的变化可以反映并阐释大众文化和大众心理的变化与走向,具有很高的文化研究价值。

 

 

如何跃入意义漩涡

——序谭光辉《中国百年流行小说(1900——2010)》

                                                                         

 

            谭光辉说:“我们研究文学史的方法,不是看文学史说了什么。而是要看它没说什么”。这是一句大气磅礴,振聋发聩之言,必将成为文学史界流行的名言。面对浩若烟海的文学史,这是勇者的眼光,独辟蹊径而从迷津中为我们找出新路,对于一个书写历史者,没有比这更为重大的使命了。

            而谭光辉挑选的课题,却是所有的文学史中最让人头痛的题目:流行文学。小说本来就是用来流行的,不是用来在宫廷显示权力,在府邸虚作声势,在庙宇仰奉神灵的。小说是闲言碎语,稗官野史,让引车卖浆的平头百姓仰天大笑或涕泗滂沱。因此,不流行就不成其为小说,就如一名球员、一位演员、一位歌星,竟然拒绝满场惊艳,一举成名,这是违反题中应有之意的“错逆比喻”。虽然有甘愿写小说而束之高阁的自命清雅之徒,恐怕此种的鄙视,只是明知作品无法流行的自我标榜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史,就是小说流行史。

      但是流行又是个千面怪兽,是个脾气不可捉摸的狐精。即是负责包明星成名的包装公司,也从来做不到一包一个准:签约十人,能成一人,已经上上大吉,可以用来炫耀。小说的流行,规律更是无从捉摸。

可以看到许多文学史家在漩涡里打转:一边说大众的趣味决定了叙述的流行,一边又不得不说小说的流行决定了大众的趣味;一边看到流行小说使出版商不得不趋之若鹜,一边又不得不看到出版商用各种手法制造流行;一边找到证据说流行小说决定畅销榜,另一边又有证据说小说之流行被畅销榜决定;一边明白文学史应当重视流行小说,一边又责怪文学史过于被流行小说所吸引;正在说明白小说为了够及更多读者,它的使命就是流行,同时又说小说一旦流行就不得不“俗”,因此追求流行就是“媚俗”;前面说批评家不应当忽视一个时代大众的共同想法;接着又说分析大众风尚并不是文学史家的任务。

以上的矛盾解释,恐怕两边都是对的,文化现象就是经常像漩涡一样打转,不由得不令研究者心生畏惧:流行到底有无规律可循?没有规律文学史又如何写?许多文学史作者果然学乖了,找到了捷径:描述现象罗列事实,使当今材料考证为主风气大盛,一本书店自印的坊间小刊物可以考证出一篇大文章。另一法是只谈某种流行与某种文化气候有关,说《海上花列传》来自上海开埠风气之大变,张爱玲作品中处处看到现代化的车轮的印痕,这种研究结论在前,你不说大家也知道。

而谭光辉不然,他是个专门挑危险的激流漩涡纵身跃下的弄潮儿:越是水情险恶,越显智者本色。这本九十万字的专著,非但不回避流行小说引发的各种理论难题,而是在现象的描述中贯穿了辩证的理论立场。文化现象的本来形态,就是意义漩涡:面对两个平行的解释,可以有几种处理方式:“辩义”解法决定一对一错,一个取消另一个;“反讽”解法一主一辅,一个拿另一个作为背景衬托。而“漩涡”解释,就是在同一次解释中,两个看来矛盾的解释同时有效,双方并不互相取代,而是互相补充,互相依靠,形成一个有你才有我的解释回旋。欲对付流行小说始终未能解开的诸种难题,这可能是唯一可行的立场。我理解谭光辉的雄辩,就是以这种漩涡解读为主要方法,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看到文学史没有说什么”,看到文学史的一说压制另一说的轮回。

笔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把文化定义成社会相关符号意义活动的总集合,文化必须被理解为一个社会的各种意义活动的汇合。笔者至今坚持这个定义,欲理解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用一个可以“一以贯之”的论辩,用一种价值观把丰富的文化现象简单化,用尺子把混沌拉直,可以说本身就是虚妄的。

谭光辉的流行小说史,让我们明白,不善于利用解释漩涡,不善于内化冲突,就难以彰显文化本有的多模态多元性。谁能适应并充分利用评价漩涡,谁才不至于写出一本可能“自圆其说”,却罔顾文化复杂性的所谓历史。就这一点而言,谭光辉完成的不仅是一本流行小说的文学史,而是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强有力的思维方式,可以为文化运行的本质性漩涡形态去蔽。

 

                                                                   赵毅衡

                                                                         20173月,蓉城初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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