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俊花《皮尔斯与中国古典美学》
祝 东
（兰州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我的案头有三部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推出的有关皮尔斯的符号学著作，分别是赵星植博士的《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及其译著《皮尔斯：论符号》（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以及王俊花的《皮尔斯与中国古典美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据说“传播”这个课题是皮尔斯自己提出的，如赵星植所言：“皮尔斯的传播学理论是他本有的研究路径，而非后人对其思想所进行的传播学式的阐发”，[①]也即是说，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研究并非文献的爬疏与传播符号学理论视域下的“建构”性阐释，而是题中应有之义，准此而言，皮尔斯与中国古典美学乍看起来就有相去甚远的味道，毕竟这是一个纵横古今、横跨中西的学术课题，一个皮尔斯就够让多少符号学研究者望而却步，再加上幽远缥缈的中国古典美学，多少让人有些惊异，而惊异也许正是美学的开始，因此王俊花的《皮尔斯与中国古典美学》本身就是一个美学式的题目，值得我们与作者一起去领略这场贯穿古今中西的美学之旅。
赵毅衡先生近年多次深情呼唤符号学研究要“回到皮尔斯”，中国的符号学在索绪尔的影子中徘徊了几十年，索绪尔教程的各种译本在中国遍地开花，其符号学术语在中国学界亦是耳熟能详，“索绪尔的成功之处，恰恰就是皮尔斯的失败之处”，[②]这绝对是精到之论，皮尔斯艰深的思想、晦涩的语言、丰富多变的术语无不让读者望而生畏，遑论研究。准此而言，读懂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已经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情，更何况让皮尔斯与中国古典美学联姻，从这个角度来说，王俊花就是一个大胆的“媒人”，她是如何撮成这段贯穿古今、沟通中外的“因缘”，就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在绪论之中，作者向我们阐述了她撮成这段因缘的理由。在作者看来，人类精神的伊甸园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拆毁和重建的过程，而人类又是一个共同体，人类的思维必须依赖于符号，人类的思想都是通过符号来表达的，如果没有符号，人类无从思考，因此符号是人类精神伊甸园的主人，这一点在新传媒时代就显得更为重要。与此相关的是，皮尔斯的符号学指示了一切的可能性和未来性，其连续性也将超越人类文化的狭隘视域，将人类的精神世界引向更为广阔的天地。所以，作者直言，勾连皮尔斯与中国古典美学的因缘是“建立中西汇通的美学体系的迫切要求，也是改逃避为直面、积极回应传媒时代挑战的途径之一”，[③]因而在王俊花开来，用皮尔斯符号学阐释中国古典美学具有五个方面的“革故鼎新”的意义：
其一是改直观为符号。在皮尔斯看来，不存在所谓的直观，人类关于内心世界的全部知识都是由对外界事实的观察中推演出来的，而符号则是思考和思想的必经之路；其二是改二元分裂为三元连续。皮尔斯的三元符号学突破了索绪尔二元分裂哲学的限制，以及语言学的牢笼，从而还符号学和美学以无限空间；其三是改评点为形式。中国古典美学受制于其生发的形式，也即随意性、评点性、伦理性等，而皮尔斯的符号学则可以以简驭繁地发掘中国古典美学以三为体的形式特征；其四是改模糊语言为逻辑范畴，改世俗为哲学。中国古典美学尽管丰富，但是其表达模式却是诗性的模糊的，要寻找中国古典美学的脉络，皮尔斯的符号学提供了这样一个逻辑利器；其五是改猜谜为科学，改各行其是、“一盘散沙”为科学的共通共识。皮尔斯的符号现象学可以破除主客之争，其三价符号联结的是第一性、第二性与第三性，美学也将在皮尔斯符号学的导引下演变成具有规范的科学探究的“共同体”。[④]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体认，作者选取了《易经》《诗经》《论语》《庄子》《声无哀乐论》《坛经》《林泉高致》七部中国古典美学经典，与皮尔斯的符号学相互参发，相互印证，足以启“有蓬之心”。
在王俊花看来，中国古典美学本身具有“以三为体”的形式特质，而皮尔斯的现象学符号学也是三位一体不可分解的，也即是第一性、第二性与第三性的三位一体性。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三分法基础之上的，而这种关于第一性、第二性与第三性的划分，也正是建立在皮尔斯的现象学理论基础之上的。“第一性只存在于自身，不指向任何东西，也不隐藏于任何东西背后。第二是遭遇某个东西的蛮力，而相对于这种东西是为第二。第三是沟通两种东西的中介，它使得它们彼此发生联系。”（1.356）（东按：本文所引皮尔斯译文，均以王俊花《皮尔斯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译文为主）也即是说，皮尔斯的所谓“第一性”其实也是要回到事情本身，因为它“只存在于自身，不指向任何东西”，如此则排除了形式的确定性，以及实现方式的必然性，“它没有确定的形式，或者说，它的形式就是它的自由”，[⑤]惟其如此，第一性便处于一种具有开放性和可生成性的状态之中。
至于“第二性”，皮尔斯认为“我们对它仅有的直接了解存在于意志中以及知觉的体验中。正是在意志中，第二性最为强烈地呈现出来。”“第二以诸如此类的事实与我们邂逅：另一个，关系、力量、影响、依赖、独立、对抗、发生、现实、终结。”（1.358）第二性发生在意识和体验之中，皮尔斯所谓的“遭遇某个东西的蛮力”即是指这种意识和体验。意识始终是关于某种对象的意识，意识与现象的结合，也即是皮尔斯的第二性范畴，这也是“第二性必须依赖第一性而存在”的深层原因。[⑥]
在皮尔斯看来，“第三的本性就是关系”，“第三性，我指的是绝对起点与重点之间的媒介或联系的纽带。起点是第一性，结点是第二性，中间就是第三性。”（CP1.337）第三性是沟通第一性与第二性的中介，“是一种居间性、过程性、趋向性、意向性，必须依赖第一性的质与第二性的现实关系才能呈现，但第三性又是一种普遍性，远远大于单个的个体或行动”，[⑦]因此第三性是一种具有连续性的普遍规则，如李红所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第三种范畴是皮尔士符号学理论的基础，与之相应的符号类型为“符号”。”[⑧]
本乎此，我们便把握住了皮尔斯符号学的基础，也就抓住了打开中国古典美学的钥匙，也就可以理解文中诸如“水与第一性”“山与第二性”“乐与第三性”的意义，以及“和声无象”与第一性、“声音动人有猛静”与第二性、“哀心有主”与第三性的关系，乃至“仁者心动”与第三性的关系，郭熙与符号三角的意义。当中国古典美学的大门被打开之后，你会发现里面琳琅满目的艺术珍品居然可以如此“打开”。兹举一例以为尝鼎一脔。
《道德经》里的“道”，自古及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结合《道德经》里关于道的表述，以及皮尔斯关于第一性的界定，作者让我们惊奇地发现，道其实就是皮尔斯意义上的第一性，或者说皮尔斯的第一性其实就是老子的“道”。因为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是一种“不可名”的“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一种开放性、可生成性的状态，笔者曾经指出，名其实就是一种“符号化”过程，“只要一符号化，就背离了其原初之态，就意味着‘片面化’限定、‘撒谎’”，[⑨]当“道”要被视之、听之、博之的时候，其实已经落入第二性的范畴，而道本身则是第一性的，“先于人的知觉”，“先于分析”，“先于思索”，当“道”遭遇第二性的时候，最后被“可道”“可名”的那个“道”和“名”，就是符号化的“道”，而老子指出，“道可道，非常道”，几千年后，皮尔斯用“每一种描述都是不靠谱的”（1.357）进行了印证，因此，王俊花用一句绝妙的转译进行了总结：“第一性，一旦用第三性表达出来，就不是真正的第一性了。”[⑩]可谓精到。而文中像这样启人心智的论述，相信读者读后自有判断。
最近网上读到一篇署名葛兆光先生的文章《怎么写好一篇书评》，文章转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卜( R．K．Webb)的观点，认为一篇好的书评应该有如下几个标准：一，这本书是写什么的？ 二，这本书所用的资料是什么？三，资料和结论之间的关系如何？ 四，这本书给人的美感如何？按照这个标准，第一点与第三点我们已经谈了不少，而第二点与第四点还得再说几句。本书涉及的资料涉及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皮尔斯的符号学资料，一个是中国古典美学资料，而本书所有源自皮尔斯的一手文献军士王俊花本人“亲力亲为”，中国古典美学资料也均是第一手资料，并没有“旁假他人”。[11]文章中援引了大量皮尔斯论符号的资料，也确实是作者亲自翻译的，中国古典美学资料也是如此，然而，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注意，也即有些文献忘了注明出处，如文中第41页援引《庄子》之文“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忘了注明《秋水》篇名，第64-65页援引了大段皮尔斯的论述，也忘了注明出处，文中像这样的问题还比较多，于中国古典文献而言，检索起来还比较容易，但是译文如果不注明，则读者难以按图索骥，还是应该注意。
读王俊花的这部著作，总有一种元气淋漓的感觉，笔者并未见过王本人，但是从其文字之中，感觉她应是一位眼光犀利而又充满激情的诗人，无论是文中诗性的标题，还是激情澎湃的文字，都能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如“绪论”三的标题“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作者以辛稼轩的《青玉案·元夕》词句为题，是想说明皮尔斯与中国古典美学联姻中的“困厄迷茫”，在当今学术欢宴的大背景下，来一场纵横古今、横跨中西的学术联姻本非易事，如果做不好，还容易遭人诟病，辛稼轩“蓦然回首”的惆怅和对个人才情的自负，个中滋味，也许只有作者本人能够体味，然而，灯火阑珊之处“佳人”的风姿，相信读完本书的读者，每人都有自己的印象。
无独有偶，王观堂当年论及古今学问之三重境界，第三重境界也正是化取“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意，学术上要想有所发明、有所创造，非经历这样一种上下求索的历程不可，而只有在持续的关注和不断的求索之中，学术才可能有所突破。我们正处在赵毅衡先生所言的“第三次传媒突变”的时代，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思考的不仅是符号学应该怎么办，而且应该思考整个学术的发展该怎么办？固步自封肯定不行，盲目求外求新也不行，而像王俊花这样打开边界的束缚，在纵横古今的学术之旅中寻求文化的意义、人生的意义，这也许是《皮尔斯与中国古典美学》一著真正的学术意义。
“皮尔斯与中国古典美学尚有广阔的开拓空间，本书只能算作一个引子”，这是作者在《跋》中的谦辞，我们相信，这个领域确实大有可为，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能来此领域一起开疆拓土，如果能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么本书的意义自然不是笔者这里几句简短的赞誉之词可以形容的。
我们期待着！
[①]赵星植：《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②]赵毅衡：《回到皮尔斯》，《符号与传媒》，2014年第2期。
[③]王俊花：《皮尔斯与中国古典美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页。
[④]参见王俊花：《皮尔斯与中国古典美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10页。
[⑤]王俊花：《皮尔斯与中国古典美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0页。
[⑥]王俊花：《皮尔斯与中国古典美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7页。
[⑦]王俊花：《皮尔斯与中国古典美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9页。
[⑧]李红：《当代西方分析哲学与诠释学的融合——阿佩尔先验符号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0-82页。
[⑨]祝东：《去符号化：老子的伦理符号思想初探》，《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8期。
[⑩]王俊花：《皮尔斯与中国古典美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39页。
[11]王俊花：《皮尔斯与中国古典美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