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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冬晴月评董迎春《走向反讽叙事——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符号学研究》

作者:胡冬晴月  来源:符号学论坛  浏览量:2012    2018-09-18 10:52:41

 胡冬晴月评董迎春《走向反讽叙事——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符号学研究》

 

图书信息:

作者:董迎春

出版社:苏州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72-0388-4

               

 

谈到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人们总会感叹其文本中或优美、或隐晦、或崇高的意象,也会为其中浪漫的、悲剧的、喜剧的、讽刺的情节所折服。在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浪潮中,诞生了不少的诗人,他们写出了包含无数能够激发社会想象、欲望、恐惧与抵抗的符号的诗歌,引人共鸣。在80年代,诗歌作为文化的重要形式,推动着同期文化的发展,也为90年代甚至当代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借鉴意义。

纵观80年代的诗潮,足以看出,80年代是一个充斥着理想与激情的时代,也是各种文化意识形态碰撞激烈的时代。这一时期,对中国诗歌来说意义非凡。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带来了诗歌创作的转型;另一方面,诗人们在创作中使用的意象、传达的思想具有多样性和代表性,可以作为一个世纪的缩影,给人以研究价值。本书所探讨的诗歌语言正是80年代最重要的部分,作者将这一时期的诗歌纳入到符号学视野进行考察,从而为这一时段的诗歌史建立了新的理论。

本书分为导论“80年代思潮命名:思潮论石头的转义:语言论(上)“80年代诗歌走向反讽:语言论(下)“80年代诗歌解构与建构:文学史论以及结语:反讽之后等六个部分。

导论中,作者深受符号学的结构主义思潮的启发,将中国1980年代的诗歌运行与发展纳入到符号学的视野,通过研究1980年代的诗歌话语,探究其类型化的传达方式。据此,作者将20世纪80年代诗歌视为一个文学场,而这个文学场由不同的社会文本、文学文本等符号组成。在对这个问题展开研究时,董迎春以海登·怀特的转义理论为学理基础,深入揭示了这一时段诗歌运行的内在动力和基本特征。

在第一章“80年代思潮命名:思潮论中,作者谈及了80年代诗歌话语的形成及背后渗透的意义,挖掘命名背后渗透的文化动机与意识形态。在这一章中,作者首先确定了文学史的诗歌1980年代范围,进而界定了自己的研究对象——“朦胧诗第三代诗人女性诗歌大诗写作等诗人和诗歌形态。他以此从诗歌的命名问题上探讨其精神向度、美学特征、文化立场和诗歌观念,进而揭示出这些诗人、诗歌的话语形成机制。如果说朦胧诗是对1949年以来诗坛上盛行的颂歌与战歌的反叛,那么第三代诗人所代表的口语诗的出现则是对朦胧诗的英雄化和崇高化的叛逆。而且,第三代诗人在文化消费时代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作用下,出现了解构的倾向。

在第二章石头的转义:语言论(上)中,作者将论述的重点放在1980年代诗歌话语的形态特征与美学意义方面。他根据符号学转义理论将80年代的诗歌分为表现式隐喻还原式转喻综合式提喻反讽四类,并分别以北岛、于坚、西川和伊沙四位诗人作为代表,讨论隐藏在其背后不同的意识形态意蕴——“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虚无主义,从而将这四人所代表的诗歌创作归结为政治型写作大众化消费型写作综合的思想型写作批判型写作

在第三章“80年代诗歌走向反讽:语言论《下》中,作者将隐喻转喻提喻反讽的诗学理论,进一步上升到了形式论机械论有机论语境论的层面来进行分析。例如,朦胧诗的隐喻写作通过意象意义来完成,对于诗歌的形式美有着重要的影响;口语写作中的零度抒情与叙事,则是一种以转喻话语为特征的机械论写作方法;以诗人柏桦为代表的后朦胧诗人,在丰富了诗歌的审美性和文学性的同时,清醒而充满智慧地践行着综合型与思想性的诗意追求和写作伦理。

通过前三章对于诗歌浪潮和诗歌问题的探讨,在第四章“80年代诗歌解构与建构:文学史论中,作者提出了重写诗歌史的问题。虽然早在80年代末就有学者就重写文学史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但并未触及文学问题的根源。作者认为,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最大的问题就是与政治的某种复杂的纠缠关系。重写文学史的前提和趋势,是要回到审美自主这一艺术本位的文化立场上来。比如关于朦胧诗的排列问题就有争论,朦胧诗秩序的建构,引发了许多诗人、评论家的质疑,诗人们秉持自己来操办一切的态度来建构文学史,这些现象都说明了当代诗歌写作、当代诗歌史都需要被重新认知。作者在书中谈到了重写文学史的方法,即在当下的文化立场中找到有效的诗歌话语。作者通过挖掘这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符号学意义,重写了这一时期的诗歌史。

这本书理论性强,但作者却通过引用许多20世纪80年代著名诗人的诗歌将原本晦涩难懂的理论阐述的简单明晰,每一个章节的开头,都引用了一首诗歌。诗歌,原本应该是远离政治性,回归文学性、审美性的美好事物,作者基于这种对诗歌的敬意,丰富并完善了当代诗歌史的建构,是一部集理论性与艺术性的佳作,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如今这个世界最可怕的不是物质、欲望的符号的轮番轰炸,而是在一个缺少批判理性的社会色调中人的内心的自我放逐,与其说这是一个符号化的时代,不如说这是思想渐于沉默的时代,作者在这本书中,通过诗意的书写,让读者体验到书写建构的世界中的审美与道义对现世的克服的信心。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胡冬晴月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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