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欧洲的社会历史符号学审视：评胡易容、陈文斌主编《当代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潮文选》

张碧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这一特定称谓，虽散见于学界关于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及东欧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述之中。“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结合，在怎样的价值立场和思想方法上，得以能够被视为一支具有相对独立品格的“学派”？随着相关研究的推进，对这一问题的阐述也获得了极为充实的论据。

仅从文学、文化批评理论角度而言，包括阿多诺、巴赫金、马舍雷、霍尔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体现出的后结构主义倾向，曾被理所当然地视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主流，这些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体现出大不相同的理论旨趣、批判领域及符号学方法的运用方式。值得注意的是，除此之外，却存在着一支在以上诸多方面均截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学派。通过胡易容、陈文斌所编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潮文选》（一下简称《当》）一书，国内学者得以对其管窥一班。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发展状况的论述

笔者曾在其他文章中做出如下判断：索绪尔传统符号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符号学思想方法的主要资源。[1]同时，众所周知，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同样以从索绪尔传统内部分裂而成的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作为基本符号学思想来源。从这一角度讲，索绪尔传统及由此衍生而成的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思想，便成为贯穿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发展的基本脉络。  

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阿尔伯特·伯格森以此为契机[2]，对葛兰西、阿尔都塞、普兰查斯及拉克劳/墨菲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键命题——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描述和剖析。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所提出的这组范畴，本来就带有某种符号学意味。毫不夸张地说，在19、20世纪西方哲学思想的诸多脉络中，“还原论”作为其中一种极为重要的致思理路和逻辑方法，深刻地影响着这一时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一如西方学者理查·德乔治等人所言，包括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索绪尔在内的诸多思想家，都在各自研究领域不约而同地体现、发展出“现象”/“本质”、“表层”/“深层”的审思方式与理论结构。[3]从这一角度来讲，如果将索绪尔符号学方法视为一种人文社会学科的基本视域，那么，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弗洛伊德关于意识和无意识关系的论述，都可被视为某种符号学探讨。

伯格森的论述，分别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翻转”、“意识形态逻辑吸纳政治结构”、“意识形态逻辑/政治逻辑吸纳经济基础逻辑”和“所有结构消失于话语”四个阶段来展开。[4]诚然，关于葛兰西、尤其是阿尔都塞的符号学思维，以及关于拉/墨马克思主义身份的论述，伯格森的这篇文章想必会引发西方左翼思想界的争议[5]，但如撇开这些其他层面的问题，便不难看到，伯格森的描述和分析的本质，体现为探讨近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链条中，是如何以符号学名义展开其还原论式逻辑建构的。所以，以此来看，伯格森事实上是在西方近代哲学发展的精神史及方法流变的角度着眼，来审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发展历程。可见，伯格森此文的重要意义，就像索绪尔关于语言深层结构的论述一样，隐藏在其表面的行文逻辑之中。

作为一支具有多重发展脉络的学科史，符号学在西方思想史上，本身便呈现出极为庞杂而多元的发展样态。关于符号表意过程、表意方式的论述，西方历代学者往往体现出截然不同的理论旨趣。撇开马克思本人及马克思主义论述中的还原论特征来看，其著述中关于符号学思想的其他体现方式亦极为丰富而多元。多年来，意大利学者奥古斯特·庞其奥及其学术团队，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流通方式的论述进行了深入地符号学观照。不可否认，无论是新近作古的翁贝托·艾柯、斯图亚特·霍尔，还是仍活跃于当代思想界的茱莉亚·克里斯蒂娃，都对这一问题有所论及，但就关于这一论域所进行的工作的持续性及影响性而言，庞其奥团队的功绩显然至今无他者能出其右。这种师承罗西-兰迪的研究思路，尽管同样将语言学作为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却与索绪尔主义的形而上学旨趣截然不一。一如庞其奥所言，“我们既不打算对索绪尔理论进行分析，也不试图将公认的索绪尔与最近从其手稿中呈现出的索绪尔加以比较。”[6]显然，庞其奥及其同仁开创了一种有别于索绪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研究范式，其意义不言而喻。当然，这本文集所收录的庞其奥的研究毕竟过少，其更多的论述，见于笔者与唐小林先生合编的《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一书。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符号学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理论体系中，政治经济学显然与当代西方批评理论关系最为紧密。当然，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家们对政治经济学的符号学式批评维度，亦显得极为多元。在《当》的几篇政治经济学批评论文中，如何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直面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命题，成为其重要议题。众所周知，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两大哲学思想基础之一，后结构主义——尤其是其解构主义形态，曾以其冲决一切价值体系的理性力量，对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基础构成极大冲击。当作为思想方法的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侵入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中时，我们虽无法否认，由于后结构主义更加倾向于在具体社会语境中来阐释表意过程，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一种更具活力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范式[7]，然而与此同时，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对话语结构的消解[8]，以及对所有哲学话语体系的符号化理解，亦使其由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话语符号”，从而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并阉割了马克思主义所应当具备的阐释、改变并创造历史的物质性力量。那么，如何面对后现代主义及其后结构主义思路的挑战，便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及知识左派必须应对的课题，于是，我们便看到以艾伦·伍德、约翰·福斯特为首的诸多学者所发出的“保卫历史”的大声呼吁。

与其他曾参与这场论争中的学者相比，彼得·艾维斯的符号学方法视角显得更加明显，同时，与其他学者面对后现代主义“语言学唯心主义”所产生的恐慌心态相比，艾维斯则提出将语言学-符号学方法还原至历史生产语境之中，从一种历史性角度来重新理解社会交流活动。一如他所言；“语言根本不是参照语言以外的非语言存在的活动”[9]，表面上，艾维斯似乎仅仅是再次强调了巴赫金关于语言符号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维度，但实际上却隐含地回应了后现代主义者的方法性质疑：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的所有话语形态，都是以符号的形式在具体历史社会语境中生成的；它是与这一时代特定生产关系相符的意识形态表征，而非人云亦云的漂浮能指。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与索绪尔符号学的形而上学属性，从本质上无法调和。对此，萨林斯等学者关于两者的结合曾怀疑不已。[10]这种犹疑并不奇怪：在西方知识界得到如火如荼发展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索绪尔符号学传统几乎成为“符号学”的代名词，却同时忽视了其他至为重要的符号学支系。就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除了别无选择地借鉴索绪尔符号学资源、并相应地承受其方法的局限性外，对其他符号学支系并无觉察，这其中尤其包括皮尔斯符号学传统。[11]当皮尔斯符号学的巨大价值得到系统发掘后，马克思主义者惊异地意识到，这种全新的符号学方法对于社会文化批评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12]

《当》作中韩国学者金周汉的论文，即是对这种新动向的某种反映。表面上，金周汉只是强调了皮尔斯“符号三分法”对于重释马克思商品生产理论的方法意义，但实际上，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重申了后现代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在指出商品在使用价值外所具有的“符号价值”后，作者由此引申出“感知”的社会生产意义：“我们需要另一个人类劳动从感知中生产一个符号：意指（signifying）。就像是传播劳动用产品生产商品一样，‘意指’从感知中生产出符号”。[13]商品的被消费过程，不仅是物质性使用价值的消耗，同时也是消费者以感知的方式“解释”商品意义的过程，同时，“在解释的过程中，其他人个人的有关世界的‘身体经验’变成了可沟通的东西——一个符号。……正是符号生产过程的同时，解释的方式或解释的‘系列符码’也同样被生产出来。就如消费同时生产商品生产，解释生产符号和符号关系”[14]，消费者在其各自的生活语境之中，为商品的符号意义进行“解释”工作，从而使得表意实践活动呈现出开放化、社会化特征。显然，恢复对商品所承载的符号表意机制的开放式考察方式，正是作者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本意所在。此外，拉戈波罗斯等学者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同样遵循着类似的论证逻辑。

三、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与文化、艺术

无论如何，马克思本人当年无暇对艺术符号形式给予足够的评价，是学术史上公认的憾事，这也使马克思主义美学史在源头上缺乏关于艺术形式问题的足够的立论基础，从而使得在相当长时间内，马克思主义艺术-美学批评一度形成了将对所有艺术形式的批评都千篇一律地归入上层建筑的批评窠臼。尽管米哈伊尔·巴赫金、伽尔瓦诺·德拉-沃尔佩曾就将符号学传统引入艺术批评做出过相应努力，[15]但客观地讲，这种努力在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史上要想形成巨大影响，仍需时日。然而，《当》中所编入的数篇论文，则从一种更为开阔的后结构主义视野之中，描绘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批评符号学的全新发展态势。

学者安迪·布伦顿、何塞·兰达等人显然延续了这种尝试，相对于德拉-沃尔佩所援引的索绪尔传统符号学，其对皮尔斯符号学的运用更加符合当代符号学发展潮流；同时，较之德拉-沃尔佩佶屈聱牙的论证过程，其思路也显得更加清澈明晰。然而，无论是德氏还是布伦顿，都意识到承载意识形态的历史语言在向诗性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必定通过隐喻方式来实现，换言之，作为意识形态产物的文学，必定以符号隐喻形式得以体现，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布伦顿的观点实际上是对德拉-沃尔佩观点更为简洁而清晰的陈述。

皮尔斯对“解释项”的强调，使符号表意机制被描述为呈现出开放性语境化特征。这种观点与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伏洛希诺夫极为接近[16]，一如兰达所言：“伏洛希诺夫的符号学理论与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之间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17]兰达注意到，伏洛希诺夫基本是从科学视野来认识意识形态现象的，这种“科学视野”集中体现为，认识到每个特定阶层、团体都具有属于本共同体的意识形态。[18]同时，伏洛辛诺夫关于符号是不同阶层进行“阶级斗争”的判断，则将符号的形成置于一种普遍性社会语境的视野下。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兰达结合伏洛喜欢诺夫和皮尔斯的观点，对乔治·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进行分析，从而继承、并更为细致地发展了伏洛辛诺夫（巴赫金）关于小说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批评范式。

此外，作为罗西-兰迪传统的继承者，苏珊·佩特丽莉与庞其奥在其论文中，从商品交换的角度审视了语言现象中能指及所指的交换现象，并以此对《爱丽丝漫游仙境》一文进行了批评。相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这种将对商品交换现象的符号学审视作为基础的批评方式，显然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吹来一股清新而强劲的风。

结语

综上所述，胡易容、陈文斌所编纂的《当》文集，为中国学者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在延续其符号学方法的过程中所做出的重要讨论，同时，论文中普遍对皮尔斯符号学的倚重，则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发展方向由索绪尔符号学的形而上学向历史主义方向的复归。这些努力，当然使得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重新踏上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希冀的道路。仅从这一点来看，该文集的重要性即可窥见一斑。

张碧，男，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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