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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妍评赵星植《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

作者:于妍  来源:符号学论坛  浏览量:210    2019-04-20 23:47:58

重返皮尔斯—评《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

于妍

 

早在20世纪60年代,传播学科的集大成者施拉姆就曾指出:“我们有时会忘记传播研究是一个领域,而不是一门学科。在人类研究中,它是众多学者通过但很少停留的巨大十字路口之一1时至今日,传播学仍因其跨学科血统和碎片膨胀的研究不断进行着内部反思与范式重建,同时,技术推动下媒介化社会的既定事实也为其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但正如胡翼青教授所言:“互联网研究确实可能或未来可能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产出论文最多的领域,但话语权和影响力也许并不在传播学者这里。”2在此背景下,符号学作为“人文社会学科的公分母”3无疑为传播学注入了新的理论资源,将关注点从经验学派的效果研究转向对传播文本和意义的探求,归回对人的主体性的尊重,传播符号学的发展正当其时。

  传播符号学连带传播学与符号学两个学科,是科学与人文交融形成的理论范式,在广告、旅游、动漫、营销等新老议题中均有极强的应用价值。相较扩展应用而言,学科理论奠定的任务显然更为艰巨。所幸,赵星植于2017年出版的《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以下简称《皮》)一书中仔细梳理了皮尔斯手稿,指明“传播”是皮尔斯符号学体系的固有命题,重新确认了皮尔斯对传播学领域的广泛影响,在对皮尔斯符号学进行概述的基础上重构其传播符号学体系,尤其是对其第三分支即“普遍修辞学”进行了填补式的整合研究。《皮》一书共计包括引论、结论、访谈与七个主体章节,大致可以分为体系构建、与传播学的勾连、新媒介中的应用三大部分,以下展开具体说明。

作者首先从逻辑学、形式科学、共识之学三个方面总结皮尔斯符号学的特性,如重视真相获取、运用“试推”的推论方式、致力于普遍原则的确定等,并点明其三大分支:符号语法学、批判逻辑学、普遍修辞学,第三分支即为皮尔斯传播思想的主要直接来源,最基本的目的,“就是探究符号使用主体之间通过符号传播意义、交流意义,并由此形成有效的符号传播社群。”4在此基础之上,作者搭建了皮尔斯传播符号学的总体框架,包括符号传播过程及规律、传播规则及探究方法、符号传播与社群形成规律三大皮尔斯主要解决的议题,总体上是对人类如何利用符号实现心灵之间的交流以得到符号意义,以及过程中的“自我”、“社群”、伦理规则的探究,与传播学的基本领域密切相关。

第二章中,作者梳理皮尔斯传播符号学对“符号”、“信息”、“意义”这几个概念的本质与其相互关系的介绍,指出皮尔斯认为由“共同基础”决定的共同心灵是传播活动开展的最基本条件,而“共同基础”必须在“社群”中获得,其生成不仅依赖符号自身,更需要“间接经验”也就是先前经验知识积累的激活。第三章中,作者多次强调复述了皮尔斯意义上的“传播”定义,即:“观念或意义在传播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更接近于心灵之间的交流、互动”。5由此,皮尔斯传播观明显注重意义解读,认为传送双方皆为主体,在平等的对话交流中获得“信息量”的增加,共享意义,了解自我。作者借用芬兰皮尔斯研究者皮特里宁所绘图示来说明皮尔斯的符号三元传播模式,将“符号-对象-解释项”、“符号-发送者-解释者”、“意图解释项-效力解释项-共同解释项”三组三元关系一同考察,并与传播学术史上的经典传播模式进行对比,强调皮尔斯模式加入传受双方互动与着重意义的增加生产的特别之处,最后介绍了延森利用该模式进行的媒介融合研究,为读者提供了皮尔斯理论应用的前沿成果。

第一部分的详尽梳理将皮尔斯的传播哲学观念做了一系统体系的介绍,点明其对解释项也就是意义的尤为重视,在第二部分的四五六章中,作者从“自我”、“社群”、与其他传播学哲学思想家的对话中解释皮尔斯与当代传播学研究的渊源。从传播学术史上来看,皮尔斯作为实用主义的创始人对作为欧洲传播学在美国“登陆点”的芝加哥学派无疑有巨大影响,而作者指出,其作用功效远超出实用主义的范畴,“符号自我”、“探究社群”实际上奠定了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基础,詹姆斯、杜威、米德、库利、莫里斯、菲斯克乃至于哈贝马斯均从皮尔斯的相关思想中获得了理论触动。

至此,作者已搭建了一个较为完整丰富的皮尔斯传播符号学体系,对其思想进行整合分类并与早期传播学者的主张进行勾连,应当说业已完成了一项基于一手资料的庞杂工作,实为难得。但作者并未止步于此,在第七章中首先引入“元媒介时代”这一术语以描述当代技术轰炸下的全新文明形态,并具体选择社交媒体、VR这两个革新人类交往传播模式的最前沿议题进行分析,为读者示范了如何应用皮尔斯理论对后期现代社会中的媒介形式与文化现象进行凝练抽象的分析,彰显传播符号学在新媒介时代的旺盛生命力与强大解释力。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论及,21世纪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网络社会成为与现实社会共同存在的现实客体,“传播学的视阈理应超越大众传播学的范式,重回传播社会学的角度”。6互联网打破时空界限并不意味着人际交往的消失,“地球村”时代反而更加呼唤人与人之间心灵的交流,皮尔斯传播思想强调互动、对话和沟通,注重传受两方主体意义的获得与信息量的扩大,符合当代传播实践对理论更新的要求。近些年,胡翼青、吴飞等重新审视被忽视的芝加哥学派,挖掘其理论思想,受到不少学者的推崇,作为其理论雏形奠定者的皮尔斯也应得到更多学者的重视。诚如黄旦教授提出的建议一般,传播学研究“不是要再爬从前的那座山,修葺从前的那座庙,而是需要新的想象力。”7我们有理由相信,赵星植的这本专著作为标杆范本,将吸引更多学者重返皮尔斯,为传播符号学的理论建构寻找更多宝贵源泉。

 

1. Schramm, Wilbur, et al. “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mment.”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23, no. 1, 1959, pp. 6–17.

2. 胡翼青,张婧妍.中国传播学40年:基于学科化进程的反思[J].国际新闻界,2018,40(01):72-89.

3.赵毅衡.符号学文化研究:现状与未来趋势[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30(12):169-172.

4. 赵星植.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7:43

5. 赵星植.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7:79

6. 赵星植.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7:13

7.黄旦.对传播研究反思的反思——读吴飞、杜骏飞和张涛甫三位学友文章杂感[J].新闻记者,2014(12):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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