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以符号学为主线的著作，赵鑫珊《人和符号》一书，贵在新鲜与丰富。在此书中，赵鑫珊引用了极为丰富的材料，范围从儒学、艺术到科学，无所不包，可谓丰富；并且，在这些范围广阔的材料中，还包括了极为新近的事件，比如世博会，甚至比如只比此书完稿早两个月的2011年日本大地震——此又可谓新鲜。本来，作为人文学科的数学，符号学本该担当起这种职责，那就是为事件赋予意义，或者说，澄清事件之所以有意义的机制。在这个意义上，赵鑫珊此书，确实合符号学题中之义。

《人和符号》宣称，“符号世界高于现实世界”。无论我们如何解释这个声明，它至少提醒我们，符号现象对于人类生存来说何其重要。此书通过处理种类繁多的符号现象，不断地申说各类“符号”之重要——比如，把纳粹运动归为一个政治符号现象，把西方科学的展开与各类符号体系的演进相结合。

然而，作为一部符号学著作，《人和符号》缺并不能真正让人满意。或者说，如果人们期待《人和符号》真正给我们那些符号学可以给我们的东西时，他们多半会感到失望。作为二十世纪以来人文学科形式论运动中的一环，符号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有着这样一种诉求：在复杂的符号现象中，寻求一种，或者一组可重复、可操作、可解释的形式。而为了满足这种诉求，无论是索绪尔、皮尔斯、胡塞尔还是他们的后学，其运司都立足于扎实的分析与推理之上。而这一切，恰恰是赵鑫珊此书所缺乏的东西。

在《人和符号》一书中，充斥着大量自传式，或者说日记式的段落。比如某年某月某日，作者在德国某地偶尔有所感，或者作者应邀参加某地艺术活动，和某某谈论之类。且不说这种日记式的姿态是否有曝私癖的嫌疑，在文体上是否不够得体，仅就一部学术著而言（或者用作者自己的话，一部哲学著作），以这种姿态提供出来的信息本身，就占据了过多本该由思想和论证填充的空间。而和这类日记信息一起占据了巨大的空间的，乃是一些常识：比如，在《纸币这个抽象符号的伟大》一文中，作者写到了自己如何在德国的咖啡馆里如何“惊叹地”发现了纸币作为符号的本质——而我们知道，这是卡尔·马克思（一位作者经常引述的思想家）留给我们最为重要的理论遗产之一。

更重要的是，在很多时候，作者更是直接用个人的感觉代替了论证。在书中，充斥着大量的评价，比如第七篇卷首语的第三段，对“符号世界能触及的人生世界”，连用了八个涉及感觉的形容词。自然，感觉分析本是现象学的拿手好戏，而与之唇齿相连的符号学，亦不必回避这个领域；但是，无论是胡塞尔还是梅洛-庞蒂，其对感觉的描绘就本质上都是一种理性的分析，而不是像赵鑫珊这样，以之为逃避理性的借口。更进一步的，在《人和符号》一书中不断出现的，对“高级”、“低级”等语汇的使用，也无一例外地呈现出独断论的面貌：作者并没有告诉过读者，当他把M. Stifel的无理数公式描绘为“同我国古诗处于同一层级”时，他究竟是根据何种标准划分了一系列层级，又是根据何种理由把两种文本划分到这一系列层级中的一个里去的？当作者宣称，微积分极为“壮美”之时，我们完全可以像一个新批评家那样问：那么，什么是造就“壮美”等概念的结构原则？——而读者的这类形式论要求，在《人和符号》中，几乎完全得不到应答。

综合而言，赵鑫珊的《人和符号》一书敏锐地看到了符号学对于时代的意义，看到了符号现象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但是，作为一部符号学-哲学的著作，《人和符号》缺乏这类著作应当具有的理论品质，而多了许多对于思想来说不必要，甚至是不得体的姿态与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