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文本中心：论尤里·洛特曼的文本观
作者：彭佳 来源：《符号与传媒》第三辑 浏览量：6666 2012-09-20 10:49:04
[ 编者按 ] 本文是对洛特曼《文本运动过程：从作者到读者，从作者到文本》一文的回应。
文 本（ text ）是前苏联符号学家尤里·洛特曼和塔图尔学派思想体系中的重要观念。洛特曼对文本的定义是：“文本是完整意义和完整功能的携带者。从这个意义而言，文本可以看作文化的第一要素。” [① ] 在理解这一定义时，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文本之所以成其为文本，是因为它具有意义，不管它的意义是被赋予的、自携的、还是被解释出来的；第二，文本是文化的构成单元，它推动文化的创新与发展；第三，文本的意义是“完整”的，但并非是封闭的、确定的、终极的；第四，文本的功能包括信息传递功能、记忆功能和创新功能。应该说这个定义是相当宽泛的；然而，如果要全面了解洛特曼的文本观，我们不妨先回到对“文本”的最窄定义，即文学文本 (literary text) 上来。
对于“作者 - 文本 - 读者”之间的关系，理论界一直争论不休；其侧重点在三者之间不停地滑动。洛特曼早期的思想深受形式主义的影响，对文本的研究集中在其形态和结构上。随着研究的不断发展，洛特曼开始了学术上的转向，他的文本观也有了很大的拓展和丰富。对洛特曼而言，在“作者 - 文本 - 读者”的关系中，文本是处于中心地位的：正是文本自身的多语性使得它具有创新功能，可以促进新意义的产生。文本在传播中起到的不仅仅是中介的作用，也不仅仅是实现对信息的传递，而是积极地参与传播的过程，它能够激发记忆、并对自我进行重新编码。而作者和读者之间符码的不对称，是文本实现记忆和创新功能的条件之一。
就文学文本而言，作者想要赋予文本的意义是先在的。这一“先在”只是时间上的，并不意味着优先性和规定性。既然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某种程度的共同记忆是交流的前提所在，那么读者要理解某个文学文本，就必须具有和作者共享的记忆。然而，事实远非如此。读者的记忆可以被“唤起”，记忆容量可以扩充。在《文本运动过程》一文中，洛特曼列举了普希金诗作的例子，说明了诗人是如何通过向读者提及一个他们无从知晓的文本，而使得并无外文本经验的读者改变了自身的记忆维度的。 [② ] 文本在传播过程中实现了记忆功能，这和作者对文本类型（私人文本和公开文本）和材料的选择不无关系，但这并非决定性的。同时起作用的还有文本自身，以及文本发出者和接收者之间的不对称性 — 洛特曼在文中所举的俄罗斯 18 世纪人物肖像的例子，恰好说明了作者在选择文本类型时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受文本自身规则影响的。读者在这一过程中并非完全被动：他们被“唤起”的记忆程度不同。这样的文本运动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正如有的学者在批评伊瑟尔的现象文本观时所指出的那样：“词语当然是给定的，但即使对词语字面意义的解释也不一定就是确定的，而由此生出的不定点更难以预料了。” [③ ] 但充满这种不确定性的文本并非毫无附着的漂浮之物，尽管读者由于不同的经验被“唤起”的记忆不同，作出的阐释也不尽相同，但他们的理解有一个基本的落脚点：即知道诗人在故意将自己放置在朋友的位置上去阅读这首诗。不管读者的反应是接受或是拒绝，都是对这一意图的反动。在这个过程中，作者、文本、读者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有机互动的体系。 文本记忆功能的第二点，是它起到了承载集体记忆的作用。文本的意义是在和其它文本的关联中获得的，在一个文本中可以照见其它文本的影像，以及文本形成时的文化语境。即使某种文化或其中的一部分已经被埋没和遗忘，但承载了文化记忆的文本以不同形式得以保存，使得后继者可以通过对文本的拼接映照出一个完整的文化镜像。文本和文本之间交互渗透、相生相应，构成了文化的全息图像，使文化可以得以传承和复现。由于新文本不断被发现和创造，新旧文本相互影响，文本语义和诠释可能不断增加。这就涉及到文本的另一个重要功能 — 文本的创造功能。
洛特曼认为：“简单的信息传播要成为创造的过程，其条件就是文本接收者的符号结构要更复杂，并且要具有人格。” [④ ] 文学文本在传播的过程中，意义维度会得到增加。原因之一在于，文本在酝酿中就受到了一个具有多义性的象征的影响，而文本的创作过程就是将这一象征进行展开，在展开的阶段中，由于不同性质的符号之间相互转换，形成了意义和结构的不对称和文本的不可译性。原因之二在于在文本传播的过程中，由于语境的改变，文本的语义得到了增加。而文本意义增加的第三个原因则是因为读者的符码系统和作者的符码系统是不同的，这种不对称性使得文本和读者之间永远在寻求相互理解，而在读者的理解中形成了新的文本。洛特曼用下图表示在文本接收者的不同理解中形成新文本的过程 [⑤ ] ：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读者（ C1 、 C2 、 CN ）的符码虽然有重叠之处，但却不是一致的，因此在他们的理解中也生成了不同的文本。值得注意的是， C1 、 C2 、 CN 也可以理解为不同语境的符码，当文本穿过一个符号域 (semiosphere) 的边界 (boundray) 进入另一个符号域时，或者从一个文化的子系统移动到另一个子系统时，文本都会发生改变。在洛特曼对文本生成过程的分析中，文本的动态发展轨迹表现得非常清楚。但这一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仍然有待商榷。
洛特曼认为文学文本产生的第一步始于作者心中的一个多义性象征，这个象征的意义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具有不确定性。在接下来将其具体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可能的平行计划，任何一个计划都可能被另一个取代。他将其称为“准备材料”。作者选择哪一个平行计划放入文本的过程是带有随机因素的，文本的不确定性在这一选择的过程中上升了，语义也增加了。文本的产生必须经过其它文本的“过滤”，由于类型不同，它们相遇的点上不可译性和不确定性继续上升。当文本最终和读者相遇时，在读者因人而异的符码系统的作用下，两者之间由于互动和对话又产生了新的意义。对这一过程的勾勒体现了文本发展的不确定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洛特曼认为文学文本的生产从逻辑上说是从一个多义性象征开始的，接下来才是这个象征的具体化过程。而事实上这两个过程是交织在一起的，洛特曼自己也承认：“我们在这里是在讨论逻辑模式而不是在描述实际的创作过程，因为实际情况下，初始象征的产生时刻和连续交叉织就作者意图的过程往往不可能分开。” [⑥ ] 洛特曼之所以要做这种看起来无意义的区分，目的是为了强调其文本理论中最重要的一点：文本的自主性。在他看来，正因为文本始于一个可以被阐发出不同意义的象征，它的多语性从产生的初期就是毋庸置疑的。而文本的多语性正是它可以不断生成新文本的最根本原因。第二，作者在和文本相关的“平行计划”中进行选择时，是带有随意性的；最终形成的文本只是所有可能性中的一种。洛特曼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从作者的角度而言，文本永远不会完成，他深知文本的任何细节都只是可能实现的范式之一，因此他总倾向于重写和改变文本。任何要素都是可变的。” [⑦ ] 而在实际的文本传播过程中，一个文本一旦形成，作者往往就会对它失去控制。手抄本时代每一个抄写者在文本上留下的不同痕迹、文学作品审查制度对文本的删改、翻译过程中出现的译文与原文的不对等都会改变文本；作者反而无权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改动。文本不确定性的来源之一确实在于它只是一个原本可能实现的范式的现实化，但由此认为作者可以变动文本中的任何要素，这是没有说服力的。在理解文本与准备材料的关系、以及同一主题在一位作者的不同作品中复现这一现象时，不妨引入“先后文本”这一观念进行解释。 [⑧ ] 此外，不同文本对某一文本的“过滤”，也可以从“伴随文本”理论的角度进行考察。正是因为文本和文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张力和互动，它才仿佛具有了某种“自生性”：文本与文本之间可以互证、衍生、相生，从而不断生成新的文本，在动态发展中不断向前推进。 从以上的分析中不难看出，洛特曼之所以不惜笔墨地对作者和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不同关系进行讨论，其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证明这两组关系的不对称，而“不对称性”正是促使意义产生的关键。文本内部语言符号、结构和外部关系的不对称保证了意义在传递中变化和增值。得出这个结论以后，我们可以从对文学文本生成过程的分析上向前推进一步，看看一些基本观念是怎样被运用于宽定义的“文本”上的。
如上文所说，不对称性是产生意义的关键。洛特曼将文本分为 分离型文本（ discrete text ，又译作“离散型文本”和“第二性文本”）和图像文本（ iconic text 又译作“浑成型文本”和“第一性文本”），也有这两种文本混合而成的文本。前一种主要是指由自然语构成的文本，而第二种文本则是指由连续性的符号构成的文本，如电影、绘画、音乐等各种艺术形式。这两种文本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它们之间存在不可译性，不同文本使用的代码间的半透明状态使得新意义不断产生，文本由此具有了“雪崩似的自我意义生成能力”，而两种文本之间的张力关系构成了文化永久的机制之一。文本的独立功能和“自生性”再一次得到印证。
文本不仅可以产生新的意义，还起到重要的交际作用。洛特曼对雅各布森提出的交际模式做了详细的分析，并提出了文本交际模式。在这一模式中，雅各布森所认为的交际过程中的现成代码被翻译行为取代，并且在“我 - 他”模式的基础上增加了“我 - 我”的交际模式；而后一种模式可以被运用到对不同类型的自我阅读过程的分析中去，如梦境、沉思、自语等等。洛特曼将文本的社会交际过程分为五个部分：一 . 文本发出者和接收者之间的交流；二 . 接收者和文化传统之间的交流；三 . 接收者和自己的交流；四 . 接收者和文本的交流；五 . 文本与文化语境之间的交流。 [⑨ ] 文本在各个阶段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在第一个部分中，文本作为被传递的信息完成的是它最基本的功能，即信息传递功能。在第二个过程中，文本的记忆功能得到了实现，接收者通过和文本中储存的和集体文化记忆相关的内容的交流，对文化记忆做出新的阐释和补充。在文本接收者和自己的交流过程中，文本成为了自我交际行为中的媒介。接收者通过不断地将自己“代入”文本，和文本中的各种人物和关系进行互动，从而达到自我审视、自我反思的目的。通过“我 - 我”的交际，接收者更加了解自己，可以认识到深层次的自我。在第四个过程中，文本的智力机制表现得尤为明显，它可以选择自己的受众，并试图使接收者接受自己的符码。接收者也以相同的方式回应。文本和它的接收者之间存在着平等的对话关系，互相塑造着彼此。而在文本和文化语境的交流中，它是作为独立的符号体存在的，当文本越过一个文化域的边界进入另一个文化域，它可以在边界的“过滤”中为自己重新编码，从而生发出在原有的语境里所不具有的意义。 在洛特曼的文化思想体系里，文本的意义是远非终极性的。由于文本的多语性和相互之间的不可译性，它可以引发连绵不绝的阐释，生成大量新的文本。在“发送者 - 文本 - 接受者”的关系中，文本占据着中心地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本是完全自足的。文化语境、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的符码和文本自身的符码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形成了复杂的对话关系，也推动着文化不断向前发展。从整体上而言，洛特曼的文本观可以说是另一种“文本中心主义”；但这一观念有别于结构主义封闭的文本研究，特别是突破了作者早期研究中所受到的形式主义影响的局限，而是从宏观上把握了文本的动态发展，将文本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作者简介：
彭佳，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pj8024@163.com
[① ] 康澄，《文本 — 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核心概念》，《当代外国文学》， 2005 年 (4) ，第 42 页。
[② ] Lotman, Ju. M. Mind of the Universe: A Semiotic Theory of Culture ,Translated by Ann Shukman. introduction by Umberto Eco.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66-68.
[③ ] 朱刚，《从文本到文学作品—评伊瑟尔的现象文本观》，《国外文学》，1999年(2)，第29页.
[④ ] Lotman, Ju. M. Mind of the Universe: A Semiotic Theory of Culture ,Translated by Ann Shukman. introduction by Umberto Eco.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69, p15.
[⑧ ] 关于“先后文本”的观点，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的“伴随文本”一章中已经得到详细的讨论，此处不再赘述。见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⑨ ] 郑文东，《文化符号域理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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