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域·生命·量子宇宙及符号理论的边界
——读《生命符号学：塔尔图的进路》
作者: 卡莱维·库尔
出版社: 四川大学出版社
译者: 彭佳 等
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614-7952-0
索卡尔事件已经过去近20年了，那篇著名的诈文《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及其所代表的科学主义与后现代人文主义之间的“科学大战”的战火已经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近20年来科学与人文在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合作。越来越多的学科自称交叉学科，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摒弃“人文”与“科学”之间的严格界限。该书所涉及的符号学、传播学领域尤其如此。“超越界限”已经不是某种携裹恶意的讪笑，而是学界的严肃问题。
本书的主题涉及“塔尔图”和“生命”两个关键词，前者是表明学派及其自设的理论视角，后者指向涵涉论域。莫斯科-塔尔图学派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符号学流派之一。其技术色彩浓厚，借助了普利高津、控制论、生物学等自然科学概念用于探索文化符号体系的运动规律。该学派从结构主义出发，但拓展出更为深远的研究进路，其提出的符号域（semiosphere）、环境界（umwelt）等理论不仅远远超出俄语世界，也远远越出语言学和文学，成为世界性广义文化研究和世界符号学运动的重要丰碑。由于地缘及学派更迭等原因，莫斯科塔尔图学派也有过自己的低谷。随着一代大师洛特曼的故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塔尔图学派主要转入总结性阶段（《外国文学评论》.1994.1）。有学者一度认为，随着该学派中许多学者在第三次移民浪潮中移居国外，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形式上已不复存在，或者说它已经完成了在语言学发展中的历史使命（杜桂芝《外语学刊》2002.1）。不能说这种判断完全错误，但至少片面地将塔尔图学派局限与语言学范畴中。实际上，连同塔尔图学派在内的整个世界符号学运动都在二十世纪末面临同样的问题——突破结构主义方法，越出语言学范畴。以此而言，塔尔图学派的理论遗产更具前瞻性地提供了跨学科视野和突破口。乌克斯库尔关于环境界预设了“有机体的符号世界”这样一个更宏大的理论视野。以此而言，语言学历史使命的终结不仅不是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终结，反而是该学派破茧而出的一次羽化。以1992年塔尔图大学成立了专门的符号学系为起点，“新塔尔图学派”以崭新的面貌呈现于世界符号学运动之中。它不仅沿袭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传统血脉，还融入了魏克斯库尔（Jacob Von Uexkull）生物符号学的广阔视野。新塔尔图学派展现了其富有自然科学色彩的特征，并在新时代与时俱进。
从范畴而言，符号学被扩展到人类之外的生物领域至今仍为许多学者所反对。部分原因是以索绪尔为起点的语言符号学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研究，其范畴预设即是人类社会文化的。不过，如果我们不以学科为限而稍微回溯“符号”一词的本意可知。柏拉图对话中已出现sēmeion一词用以表示“迹象”“线索”“证据”之意；古罗马时期，医生盖伦（Claudius Galenus of Pergamum）以“semiotics”为名写了一本有关医学症候的书，被视为今天“符号学”这一名称的最早的使用（俞建章、叶舒宪《符号与语言艺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12页）。可见，原初的符号并未预设“语言”或“文化”学专享领域。仅仅是以语言这个特别典型的符号系统为对象建构了符号学早期的学科架构。换言之，二十世纪初符号学思想的兴起只人类知识谱系在某个文明阶段的必然结果。索绪尔、皮尔斯等时代的智识精英以其敏锐的思想力在一个更大人类知识发展背景下各自独立发展的符号学理论。不仅索绪尔、皮尔斯如此，洛特曼和乌克斯库尔也并未遵循任何符号学经典或术语，他们是在发展出自己的思想之后与欧美符号学思想殊途同归并产生了共鸣。早期的洛特曼无疑是结构主义者，但此后他超越了这个阶段并以自身的“基础转向”而使自己的符号学研究具有了过程化、动力性特质。于是，对结构主义或索绪尔符号学系统的“越出”也是自然而然的。或者说，当前符号学这种“扩展”只是展现了“符号之学”一度被遮蔽的应有之义。
本书所涉及的主题不仅是传统符号学不断自我越界的结果，更是多学科面临渐进中自然的碰撞。这种越界使得，原来被以“学科”名义划分的诸门类学科各自的具体问题中的规律具有某种共通性。这种共通性乃是一种百川到海的必然走向。在我们面对生命、宇宙这类更宏大问题时只是从不同视角唤起对一般真理的追索。比如，在生命或生态的共通话语背景下，“生态符号学”与传播学中的“环境学派”或“媒介环境学”之间所讨论的问题的异质性甚至只有一层窗户纸。而这种宏大关照下的具体问题视角中的局限也极易在不同视角下一览无余。越出人类社会文化的意义思考，并非为其他生命形式设定一种专属的意义理论，而是提供了人类反观自身的不同视角。正如洛特曼所认为的，“智域”就仅仅是抽象的符号域所涵涉的生命经验中，关涉人类生命经验体验的物理现实部分。
全书三部分也分别代表了符号学向人类以外的圈层越出的三种策略：生命符号学（semiotics of life）、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以及生态符号学（ecosemiotics）。生命符号学既包括生物符号学、也包括人类符号学，在三者中外延最广，因而用作标题统领全书；生物符号学着重从人类以外的生物世界的非语言表意关系来探讨生物环境界广泛存在的一般符号关系；生态符号学更强调人与其所在的生态圈的共生性关系。在我的理解中，这三者是一个方面的不同侧面。例如，生态圈常常被视为以人为中心的生物环境界总体关系。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不难感到这些全新领域带来的观念冲击，并且也能感觉到这一领域的研究还远未完成。例如，如何呈现生物、生命与生态之间的深刻内在关联——生态圈为什么只是环境，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如果我们接受盖娅假说的核心启示——“地球是一个生命有机体”，则我们需要在生命符号学中为更广义的生命体及其内部的符号意义系统进行一个定义。生命符号学的未来方向不仅仅是以现有生物学为基础的旧有符号论套用，而应当是对生命本体、生命形式以及生命世界提供有意义的关照维度。这是一种生命符号学理论自身具有生命力的关键。实际上，生物中心主义的某些论点以非凡的勇气提供了一种启示。任何自然科学都无法回答“生命”“意识”此类问题，量子力学和诸种探索科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却在解释宇宙的终极奥义的层面仅仅发现了更多令人困惑的科学事实。近几十年来，量子科学家们的前沿理论日益颠覆一个外在于生命和意识的“客观独立宇宙”。纠缠粒子的超距作用取消了坚实的空间，波粒二象性相关实验让物理学家们开始将作为生命意识载体的观测者纳入实在世界的考量维度之中。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约翰·惠勒曾说“在现象得到观测之前，现象就不是真正的现象” （罗伯特·兰札《生物中心主义》重庆出版社2012,p43）。生物中心主义者为此总结了几个非常有趣的原则：
所有的粒子和对象——与观察者的在场有着相互纠缠作用的关系。若无一个有意识的观察者在场，它们充其量处于概率搏动的不确定状态。（罗伯特·兰札《生物中心主义》重庆出版社2012）这暗示了观测者意识可能与物质具有无所不在的交互可能，在生物中心主义者看来生命和意识才是理解宇宙真实本质的关键。
此种生命、意识的答案不会仅仅由生物科学、基因科学或某种单一维度的科学负解答之全责，它应当是关乎科学与意义的综合学科形态。费尔曼在《生命哲学》中指出，生命和语言（符号）之间存在着一种关联，……从这个角度来看生命哲学的发展的话，就可以把这种发展从目的论的角度解释为过程，这一过程从叔本华的“生命意志”通过尼采的“权力意志”到詹姆士的“信仰意志”一直通往符号符号意志。在他看来，现象学对生命哲学的你的都是朝向一个方向，那就是语言（符号）（费迪南·费尔曼《生命哲学》晚上2001.p191）。有理由相信，兼有意义之学的哲思与自然科学精密的生命符号学，应勇担此窥探生命意义奥义之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