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所10年出书系列：哲学符号学10书
彭佳
在当今的学科设置中，符号学作为一门子学科，被放置在“哲学”之下；由此可见，哲学符号学的讨论，本就是理所应当。从符号学的发展史而言，哲学符号学亦是其来有自：尽管“符号学”（semiology）一词迟至19世纪末，才被语言符号学家索绪尔创造而成，语言学亦因此被视为符号学的开端；但是，对于符号的讨论，却早在数千年前的哲学传统中就已经有所展现。当代符号学家对哲学符号学的逆向建构，可谓洞见迭出：拉尼根（Richard Lanigan）对柏拉图《智者篇》的符号现象学解读，将柏拉图对意识对象和经验世界的话语建构视为二分的符码模式, 邦非里奥利（Stefania Bonfiglioli）在亚里士多德的相对范畴论中对格雷马斯符号学方阵进行了重新阐释 ，更遑论迪利（John Deely）经年深耕写成的、精研经院哲学的多本符号学著作，为哲学符号学的“史前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应当说，在符号学与传播学研究越来越紧密结合的今天，哲学符号学对现象呈现、意义形式和经验诠释的不懈探索，始终为符号学的形而上之展面，拓展着新的疆宇。
十年以来，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的各位同仁对存在与意义进行着各个方向上的探求。赵毅衡坚持对意义世界的形成进行深入的观察，在多重世界之叠合构造、形式直观、想象统合、社群解释等方面，提出了富有原创性的观点。祝东与王俊花则是回到中国哲学与美学的古典体系之上，对名与实、形与象、言与意之表里相生、互为投影之关系，做出了深度的思考和探索。他们的研究让我们看到：在当代的理论视域中回到古典，去重建学术的脉络与关联，对于西比奥克穷其一生提倡的“总体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的建立，做出了独树一帜的贡献。同时，在研究所出版的译丛系列中，西方符号学家们在哲学领域的耕耘得到了最为浓墨重彩的呈现：《符号自我》与《存在符号学》关注人最为基本的存在意义，身份与自我、此在与存在，符号学家们试图在意义的漂浮中为人们寻得可能的“锚定”；在《意义的形式》与《生命符号学》中则可以看到，符号学的意义形式叩问，已经延伸到了生命哲学的领域，并将引领着作为“周围世界”（Umwelt）之主体的人，去反观人与其他生命体之意义世界的差异与相同，从而建立更为宽广的视域。当然，迪利这位当代最为博学的哲学符号学家，他杰出的工作决不应该被人遗忘：《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应当说是迪利一生所从事的、哲学符号学史的脉络梳理与重构工作的一个精彩缩影，作为建构哲学符号学史的一部杰作，它绝对值得一读。而在《维尔比夫人的表意学》和《认知符号学》这两部书中，读者们可以看到：符号的表意与认知，这两个处于符号过程两端的意义活动之哲学范式及其与语言学、生命科学的渊源。或许，哲学符号学这种跨越疆界的审视，正是哲学与符号学这两门相互叠合又各有不同的学科共同的生命力之所在：它们的叩问泯灭了边界，并带着我们进入对丰饶无尽的意义世界的不断深入前行的旅程。
赵毅衡：《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
祝东：《先秦符号思想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
王俊花：《皮尔斯与中国古典美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
文一茗译威利，《符号自我》（Semiotic Self），四川教育出版社，2011年；
周劲松译迪利，《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The Impact on Philosophy by Semiotics），四川教育出版社，2011年；
魏全凤、颜小芳译塔拉斯蒂，《存在符号学》（Existential Semiotics），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
彭佳、汤黎译卡莱维·库尔，瑞因·马格纳斯，《生命符号学：塔尔图的进路》（Semiotics of Life: Approaches from Tartu），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
余红兵译西比奥克与德尼西，《意义的形式：建模系统理论与符号学分析》（The Forms of Meaning: Modeling Systems Theory and Semiotic Analysis），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
胡易容译索内松，《认知符号学》（Cognitive Semiotics），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
宋文、薛晨译佩特里利，《维尔比夫人的表意学研究》( Significs by Lady Victoria Welby)，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