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什么学术理论，都可能共用一个名号，却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一个是有助于该学术理念前进的，而另一个是导致该理念后退的。岂只是后退，可能还会损害该学术理念。二十世纪西方众多思想流派多有此类问题，而尤其以“符号学”名号下的表现最值得深省。因其涉及广泛，“符号学活动”导致的负面效果，可能也最比较严重，原因简述如下：
与文史哲宗艺各域活动相比，跨学科的符号学之“界域”最为广阔，因此其负面效果波及的范围最大；
与文史哲宗艺诸常规学科相比，跨学科的符号学受到的学术史上实学基础的限制最少，因此更便于任意“创发”，并因此而难以受到客观学术条规的检验；
符号学对“理论化”的强调，在欠缺常规学科系统制约情况下，易于成演变为各种“形式化理论话语游戏”，也就是失去或弱化其与各类现实的关联性和互动性；
此种“凭空造论”的倾向和能力，如结合以商业制度化的运作方式，将形成为“以空对空”的思维形态之大流行：即将话语的形式化游戏误当作是“理论化”的新形态，从而根本上弱化或瓦解人文科学的伦理性和思想力。是的，在其各种负面效果中，最严重的就是把语言表达的形式化倾向，当作是理论思维能力提升的主要标志，从而深度地阻碍学者的思维能力之真实提升；
在此情况下，话语生产形式化倾向，还将与人性的另一弱点相结合：这就是，避难就易。因为“玩弄空洞辞藻”可以比严肃理论思考更容易；不仅是更容易，而且是更易在商业化学术市场炒作上见成效！今日“形式---技术性层面上的功利主义”更具有普遍的“优越性”：即语言的技术性玩弄，正如商业性、艺术性、时尚性、娱乐性层面上的“技术性玩弄”一样，因其“空洞无物”反而可迅速流行。于是，一种庸俗符号学，可以因而成为学术界的“一大流行”（往往因将俗常思想话语换为一套“义同形异”表达系统而易见成效：一方面以其“形异”可的造成表达面创新的印像，另一方面以其“义同”可造成读者“容易接受”的效果；如果再加上把其他各种前人制作的现成的“形异”话语系统加以“二度的义同形异”的改造性运作，其修辞学新颖力之成效就可加倍提升，而受者的实际知识和思维水平却可能只在原地踏步却并不自知）。其结果是在学术方向上导致“以曲乱正”，不仅不能成为真实符号学学术继续提升的基础，反而适成为引诱符号学学者浅尝辄止、沾沾自喜的利器；人们忘记了，符号学的“精神”或“本质”是与人文科学主流之科学理论化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理论符号学，更不可能成为一种文科领域内的 “科普文化”。对于自然科学世界，正规学科和其常识普及在制度和功能上，界域分明，不至于相互妨碍；而对于其科学性远未健全的人文科学来说，特别是对于其中最具前沿探索性的符号学来说，二者之间则极易产生混淆。结果，符号学的“科普形态”在学术条件未成熟地区，最终可能被误认为是“更可取的”符号学。
符号学一旦庸俗化或流行化后，一方面将成为严肃符号学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将可能堕落为学术商业化大潮中的“拉邦结派”工具。符号学活动，将因其表面上的“前沿学术名号”、话语形式化操作的易为、涉及领域的广泛、以及追求标新立异的通俗文化大环境之存在等时代特点，而成为参与者集体急功近利之最佳途径之一。人们可以按照自己偶然所处的人际关系环境而实用主义地依附于某一派符号学学说，以便集体地，以偏概全地，争当“正统”（如：语言派〔还可下分结构主义派和行为主义派；结构主义派还可下分欧陆派和美国派等等〕，文学派，逻辑派，认知科学派，皮尔士派，格雷马斯派，西比奥克派等等数十家派系）。而各自在聚会中争当正统的根据完全基于自己偶然依附的人际环境或偶然获知的信息范围，而其“导师”的根据也多半只是依附于对其国外“大导师”的偶然际遇之结果。极易发生的符号学学术方向的“差异”本身，遂可成为各家争强斗胜、争名夺利的“可行性”运作基础。如此一来，学界固然可因此而热闹一番，却导致大家舍本逐末地将符号学“话头”的“话语权”当成了职业圈内功利主义学术实践的“媒介”。
如此，还可再联系到本人近年来多次提到的中国现代化文化圈中的深刻“危机”：（吸收国际文化的）“好事”可能导致本国学界内长期的“负面影响”：广义的 “以译代研”的现代民族性思维倾向：所谓新知新学往往形成于不同程度上的“舶来主义”，其实质是不同程度上通过（对思想来源的）“转述”（不必用更具情绪性的词语）以期鸣世的集体性学术功利主义；其最深效果是：（学术与商业双层面的）结构性的世界次级学术地位之形成和持续。在此总体倾向中，符号学亦颇有机会成为其中作用最明显者；
今日国外所谓“符号学界”，其现实平均学术水准明显不如诸常规学科的学术水准（此一事实足以表明：并不是凡使用符号学名号者，其学术水准就是高超的；学术理念和学术现实永远是两回事，所以推广符号学活动的真意，绝对不是追求现实从业者之集体私利。这也是本人与国外持集体个人主义同行间对此问题易于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之一），因而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了上述负面倾向。然而由于国外的传统人文学术界和文化界之之长期历史连续性积累，符号学活动并不容易产生上述学界的支配性负面效果。而国内新时期短暂仓促间形成的的学术史环境中，如果没有有效常规学术的制衡作用和学术伦理背景，符号学一旦演为庸俗化形态之流行，反而助长了过渡期人文学术理论界出现某种“以形式化代理论化”的浮薄习气，即误把形式化游戏当成了理论化提升的学界大方向（其本质不过是借西方理论时髦来追名逐利而已）。因此，任何打算仅用“符号学名号”来造势的心态，都反而是在误导中国的符号学事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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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多年来不时指出“符号学理念”和“符号学流行”二者之间的根本不同。比其他人文学科此类庸俗化倾向更严重的原因还在于，符号学可大分为：学术理论类型和文化应用类型。后者几乎可以无远弗届，特别是在影视制作和传媒文化生产过程中的所谓“应用符号学”，更是容易与作为影视传媒的科学研究的理论符号学相混淆。话语的形式化倾向和理论思维的严格化提升，根本不是一回事。与各有其长期历史性经验根源的常规学术不同，符号学几乎“横空出世”，因其具最广泛的跨学科特殊性，所面对的学术任务可谓虽重要却“诡谲”，对于人文科学的全球化革新性发展，既带来了可喜的机会，又带来了危险的诱惑。固然，其根本性问题在于 “学术心术学”（一般所说的“学风”）问题，但本文不拟直接论述此一层面，而是强调其牵扯到的各种“外缘”方面。对于进入大陆学界已三十余年的当代符号学运动，让我在此关键时刻也指出其所包含的负面因子。所谓符号学，我们如向正面对其推进，就是正面的；我们如将其向负面推进，就是负面的。面对后一倾向渐渐萌芽之际，我的“对治口号”是：不可能存在空头符号学，符号学必须与常规学科的理论化发展“齐头并进”。（因此常规学术的理论家们的“符号学含金量”，并不一定比一些专业符号学家的“符号学含金量”为少，如果不是更多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追求符号学理念集体实现的过程中，必须广延各科专业理论家参与并提倡彼此相互学习的道理之所在）因此青年一代符号学爱好者，不必产生避难就易和趋附时髦心态，以为找到了某一套“符号学术语体系”，就找到了“符号学捷径”（相当于某种“学术偏方”或“速食理论”），就可以一蹴而就地提升了自身的思维水准。符号学家必须首先是常规学科的深入研究的学者，然后才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经营跨学科的学术理论实践。因此，符号学不仅不是鼓励学者学生去追求“多快好省”，反而是鼓励学者学生去认识“任重道远”。没有此严肃治学心态，我们就是在拿符号学名号进行“集体忽悠”或集体标新立异。这样形成的“符号学宣传”，可谓无益而有害损！所以，开展符号学，真可谓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现书此近日之体悟，以与有识者共思共勉。
李幼蒸于2011年5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