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的发展在今天已经蔚为壮观，诸多学科中，使用符号学观点从事学术梳理，利用符号学理论从事现象研讨，可谓不胜枚举，符号学的跨学科特性和强劲的阐释力量亦正在此得到彰显。
然而，随着符号学越来越多地伸展到诸学科内部，甚至被径直认为是该学科之固有的某种面相，为符号学这门学科自身带来的却是频频遭遇的身份尴尬：一旦将符号等同于任意存在物或对象，将一切对象都定位为符号对象，则不仅模糊了符号学研究与思想研究、文化研究的界限，而且可能让符号学被讥为“浅薄的兼并主义”，让符号成为一个空洞的“百搭”效用的名词。
对此，中国学者是有着警醒的。李幼蒸先生就尤其强调理论符号学研究的重要性，在他的专著《理论符号学》中，他把对符号学史的研究当作符号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发展方向，指出：“当一门学科的基础、体系、功用、方法尚未成熟前，有关该学科的历史探讨永远是重要的和适切的，因为人们需要从该学科形成史的根源处不断观察和总结问题所在和可能方向。这正是符号学思想史研究的意义所在。” ① 而 正如学者所见，符号学作为一个学科，其发展至今仍处于“前科学时期”， ② 因此，从这一角度看，对符号学史的梳理和构建，不仅有助于谱系学上的厘清，而且因为有资借鉴而更能成为鼓舞我们前行的动力机制。
一、作为哲学家、符号学家的迪利
按照薛忆沩先生的说法，符号学在中国要取得真正长足的发展，必须打破历史和现实两个困局。历史的，是中国的学术从来畏惧认识论问题，常常轻易满足于价值的取舍，对意义不敢追问，而现实的，是“因为学术界对当代国际符号学运动的无知”，因为“中国学者在有心用符号学来包装自己的时候，通常到不了当代，也到不了皮尔斯和巴特，而往往停留在卡西尔”。当代国际符号运动，兴起于对皮尔斯的发现，得益于以巴特为代表的法国思想家的文化批评展示，而这个运动最终形成规模则归功于两个标志性人物，意大利人艾科（ Umberto Eco ）和美国人西比奥克（ Thomas. A. Sebeok ， 1920 — 2001 ），“我们可以说，没有艾科就没有符号学的显赫，没有西比奥克就没有符号学的丰满和扎实。了解这两个人的工作和成就是走进当代符号学的必经之路” ③ 。
西比奥克是印第安那大学的国际语言与符号学中心主任，国际符号学会会刊《符号学》（ Semiotics ）的主编，主编过当代符号学运动中几百种英文著作。正是得益于他的影响力，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符号学大型系列丛书在全球符号学界都享有盛誉。在 2010 年的著作《共时性观照中的符号学》（ Semiotics Seen Synchronically ）中，迪利认为，正是西比奥克的组织、编辑和文献工作，使得作为当代知识文化现象的符号学取得了稳固地位。而迪利本人，作为美国当代重要的，也许是继西比奥克之后最重要的符号学家，和西比奥克之间有着亦师亦友的关系。 1975 年，他同西比奥克共同组建美国符号协会，并亲自担任协会章程的起草人， 1993 年，他荣获“西比奥克奖”这个美国符号协会最高荣誉， 2001 年，迪利担任美国符号协会主席，此外，在西比奥克去世后，迪利更是远赴西比奥克故乡爱沙尼亚塔图大学讲授符号学，可谓真正继承西比奥克衣钵，不遗余力地继续推动符号学在美国、在全世界范围的全面发展。
迪利和西比奥克在学术上的共同点在于，二者都认为，皮尔斯式“符号学”（ semiotics ）才是适切的学科名称，而索绪尔式“符号学”（ semiology ）只是针对符号学中以人类为中心的那部分。他们都认为，符号活动应该是超越文化疆界，包括有生命之物的整个领域，因此，他们更愿意使用“生物符号学”（ biosemiotics ）这个名称。如果说西比奥克和迪利的工作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以“符号活动”（ semiosis ）作为基点，共同致力于符号学视野的拓展，让符号学长足伸入“生物符号学”、“符号伦理学”等幅员辽阔的学科边界，让“语言符号学”这个名称变为明日黄花，那么，迪利的锐意进取中还不乏一种通贯整个认识论发展史的符号学检视立场，其学术特色也正是在这种符号学与哲学的交叠之处得到最深刻的凸显。
二、迪利对符号学史的后现代性勾勒
《认识的四个时期：从古代到二十一世纪初哲学的首次后现代性通览》是一部具有文献和研究双重性质的博大著作，迪利自云：“本书是对哲学在相关从古代到现代的‘对理解的理解’（ the understanding of understanding ）的总览。它既是哲学史的参考性工作，也是对未来研究的指引 —— 一本历史、哲学和广义的人文学科的‘查寻手册’，包括历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 ④
迪利的工作是 metasemiotics 性质的。一方面， meta 有“元”的意思，所以在这部上千页的巨著中，迪利从对符号概念的追根溯源开始，把人类的哲学认识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古代哲学时期、中世纪、现代阶段以及后现代时代；另一方面，按照更精细的考察， meta 更具“后设”之内涵，所以这部巨著有个醒目的副标题：“从古代到二十一世纪初哲学的首次后现代性通览”。
一部哲学史是一种从事哲学的方式，甚至是提供一个引导文本的方式，其目的之一就是帮助读者理解当前的知识状况，给予读者某种启迪 —— 我们怎么走到这里，从这里我们将走向何方。 哲学史家罗素曾经说过：哲学家们是其所处时代的果，也可能成为塑造未来的因。迪利也坚持认为， 如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正如所有的阳光都是今天的阳光，太阳光线无数，而实际落到我们身上的，则取决于我们在时空中所处的位置。
今天的我们，正处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分界线上。“如果有个概念对于新兴的后现代意识至关重要，那么这个概念就是符号概念。而为了理解这个概念，没有什么比一种新的哲学史更为根本。” ⑤ 为了前瞻未来，我们必须有所回顾，迪利的眼光深邃，竟然 把当代符号学充分放置于作为整体的哲学史视野和语境之中，以求展现从它在古希腊爱奥尼亚的源起到其新近成长为符号学的整个历程。
“符号学”（ semiotics ）这个术语来自希腊单词 δημειον 的词根部分，该部分翻译到英文中即“符号”（sign）。然而，就其本身，δημειον 在希腊语中根本不表示如我们今天的讨论所针对的、普遍意义上的“符号”，只表示极其专门的符号形式，尤其是那些同卜筮相关的符号形式，包括名声不佳的神谕、宗教卜筮，以及更为正面一些的医学和水文学中的科学预测，换言之，在古希腊人那里， 本体论和认识论宛如同一硬币的两面，而哲学对存在的最初探索，便开始于对二者之间交缠纠结关系的认识 。此可谓符号发展的前符号学阶段，其关注的核心在于“事物”（things）。 改变古希腊人“自然符号”这种原初涵义的，是希波的奥古斯丁（ Augustinus Hipponensis ， 354 — 430 ） 。事实上，由于奥古斯丁不懂希腊文，他错误地领会了δημειον，但历史吊诡的是，“正因这种无知之幸，他[奥古斯丁]开始谈论总体性的符号，在总体观念这个意义上的符号，……提供了一个主题，让针对它的深入调查研究成为一种值得的自然和文化现象”⑥ 。符号，作为总体观念的符号，或者皮尔斯所谓“普遍的存在模式”（general mode of being），于是成为符号学遗产中的头等的、根基性的要素，它标志着符号学意识的真正觉醒，其中人们关注最多的，是符号的“存在”（being）问题。
从古希腊人的“自然符号”或δημειον 过渡到奥古斯丁的“总体性符号”或signum，我们从希腊哲学花季来到“黑暗的中世纪”。 每一现代哲学史都本质性地关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从哲学中的分出，尤其是在 17 世纪中以及 17 世纪之后。从这个观点看，拉丁世纪后期的许多持续的哲学发展会不在人们视线之内。我们已经习惯性地以笛卡尔作为起点来描述和呈现现代哲学，单纯地将其当作与拉丁传统的科学决裂的组成部分。拉丁人提出而且澄清了关于符号的总体性概念，在这之后现代性登场，这是朝向理解客体的一种新的方式，就这种面向客体的新方法导致“共识性知识” （coenoscopic knowledge） 从主题和建制上对迄今为止的关于人类理解的崭新事业的确立只能是以“实验性知识”（ ideoscopic knowledge ） 的方式确立而言，现代性可谓成功。然而，在刻意将自己同拉丁传统区别开来的过程中，现代哲学企图让自己同现代科学这项事业结盟换来的是更痛苦的貌合神离：它仅仅是尴尬地，甚至是不自觉地认识到 —— 迪利引用史蒂文逊的著名小说为喻，警告我们说 —— 杰基尔博士的内心深处还有着海德先生！
三、修正地图：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
从梳理“符号”概念历程这一角度，迪利又把认识的四个时期表述为：符号概念的开端；概念本身的发展；概念的遗忘；概念的复苏和发展。普安索（ John Poinsot ， 1589 — 1644 ）正是这一脉络上最关键的一位。
在为迪利的著作《符号学引论》所作的序中，西比奥克曾高度评价过迪利对普安索的发掘，称其寻见了“符号学发展史中古代和现代之间遗失的链环” ⑦ 。在迪利所勾勒的认识论发展体系中， “普安索是标志通向拉丁中世纪哲学之夜的晚星。但是，他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使得他成为由皮尔斯将之带到黎明的后现代的晨星。”⑧ 在普安索时代（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客体与事物以及作为所指的客体身份，其间的区别是用物质性关系和符号关系之间的区别来阐释的，前者原则上连接着两个主体，或者说，这些关系是“主体间性的”（ intersubjective ），连接着两个或多个物质性存在的要素，后者原则上最低连接着三个要素，其中至少有一个（即，客体所指）不必是物质性存在，或者不是按照将其作为物质性存在加以再现那种方式。对此，普安索表示， 如果认知能力被认为是一个以间接方式抵达的终端，那么表意和认知能力就是由单独的符号关系达成的，这种关系正是符号真正的、正式的理由。这种表示，换成 后世的、 20 世纪初的皮尔斯更精练的说法，即符号关系是不可化约的三元关系，而物质性关系则只是二元的。因此， 普安索的立场或贡献，在于他清晰地阐释了符号是关系本体论的组成部分，正是他关于关系的超主观性这一认识，使他 超越了中世纪关于“真实存在”（ens reale）与“理性存在”（ens rationis）之间的纷争 —— 作为关系的符号，能够存在于两个领域之中，因而能够通过（作为理性存在的）表意活动捍卫客体同（作为真实存在的）真实事物那种关联关系。
从盛中世纪直到笛卡尔时代，通过在书中梳理一系列重要而不为人所熟悉的 13 世纪双方的争论，迪利发现了关于符号鲜活而连贯的讨论：拉丁世纪结束之时，一方面是一些人们认为关于符号的普遍概念是一个空洞的名字，一种唯名论而已，不过是一个“理由关系”（ relation of reason ），一种“理性存在”（ ens rationis ）；另一方面，另外一批人则能够在对关系的理解中，根据变动的情形，把这个基本概念奠基成一种独特的、超主观的存在模式。 现代哲学忽略了普安索那种思路，一路 向着 被迪利称为“理念之路”（the way of ideas）的死胡同狂奔，这代表着偏离了普安索所勾勒的“符号之路”（the way of signs）而堕入歧途：符号之路是通往唯实论的道路，理念之路抵达的是知者和现实之间不可逾越的裂隙。
不幸的是，不仅笛卡尔让我们没入怀疑之海，康德也并没有把我们拯救出来：无论 笛卡尔和洛克，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都开始于这种设想，即，在精神活动之中并由精神活动所形成的再现正是意识的诞生，如果的确如此，那么，在其依赖头脑的方面便无从走出客体，便没有路径从客体走进“真实存在”（ ens reale ）作为其组成部分的结构，便没有办法断定就其性质上与人类信念相悖或与之无关的对“在”（ ov ）那种惴惴不安的把握是否合理：理性主义者或经验主义者双方，都从来没有充分和明确地意识到这一后果。就早期的现代奠基者们的确意识到这一后果的程度而言，笛卡尔和洛克两人都尽其整个的思辨天赋作出规避，所以，在康德看来，对这种现代设想进行系统化而且毫无芥蒂地拥抱它这种殊荣已经失落，其他人只是徒劳无功地试图围绕其后果做些工作罢了。所以说， “ 现代唯心论的典型特征，正是把从头脑到自然的通道变成‘无通道’，而康德根本没有改变这种状况” ⑨ 。不过， 康德之所以无从改变，正在于康德哲学本质上就是现代的，彻头彻尾地是现代的，如果康德思想的蕴涵在后现代框架中不管怎么说都不可接受，那恰恰是因为它们彻底的现代特性。
现代哲学家们似乎都陷于沉思而不是修复这道“张开的裂隙”。不过，美国哲学家、符号学家皮尔斯（ Charles Sanders Peirce ， 1839—1914 ）为我们带来了不同的东西，因为“皮尔斯最终动摇了现代性面貌的双支架结构，即，人脑除首先是由自己建构起来的东西之外别无所知，其二，现代性之前的人，尤其是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对于哲学这里和认识的探求无所贡献”⑩ 。通过发掘普安索符号关系本体论的意义，皮尔斯让普安索的烛火真正发展成了后现代的黎明，迪利因此称 皮尔斯从拉丁人那里复苏 signum 标志着哲学中一个新时期的开端。 从奥古斯丁之最初提出总体性符号观，到普安索那里得到专门研究和证实，“我们看到的是一道炽热的符号风景，它伴随符号所专属的本体性的相对存在之中的有机统一，超越自然与文化、内在与外在这种分野，在其场地上来回运动，像羽毛球一样，而且根据不断变化的认识环境编织出经验之网，同时它滋养并维系意识和习惯在个体心中的成长，它超主观地为个体们所享有，构成我们以另一种方式称之为‘历史’那种东西背后和其中的现实。” ⑪
四、“符号动物”：皮尔斯的后现代性
皮尔斯是第一个具体体现出只身就能构成哲学中“后现代”那种东西的真正新精神的人，“后现代”绝非鼓噪代表着虚无的喧哗与骚动的一个空洞的时髦用语。对哲学而言，符号学所证实的，既不是前现代问题（尽管它汲取了古代关于关系的讨论以及中世纪关于符号的讨论），也不是现代问题，准确地说，从其肯定性本质上，是一个后现代问题。拉丁人首先提出并随后澄清了关于符号的总体性概念，在这之后现代性登场，这是朝向理解客体的一种新的方式，不过仍未达到关于客体预设了符号这种进一步的认识，实际上，这种方式最初的发展与这种认识所包含的内容是相反的。这种面向客体的新方法促使实验性知识在主题和建制上成为人类理解的崭新事业 —— 此前它只在共识性知识方面得到确立，就此而言，现代性可谓成功。然而，迄今为止现代性仍误将新科学当作仅仅是换了一种方式的旧的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最终，后现代性的曙光到来，符号（ signum ）在皮尔斯 这位值得与亚里斯多德和阿奎那并称的第一位美国哲学家的著作中复兴。的确，皮尔斯跻身最后的现代人之列；但更重要的是，他是后现代人中之第一人，因为笛卡尔之后（黑格尔是部分例外），他第一个揭示并专题论述，在客体世界范畴中，包含了某种自身也具有的自然的物质性存在的东西 —— 第二性（ Secondness ），它无比接近却又漫不经心地游弋于人类信念与观察体系之外。 古代和中世纪哲学大体上是“唯实论”性质的，但是却无力专门性地分辨只在知识中如此这般存在的“对象”（ objects ）和不依赖人的知道与否都存在的“事物”（ things ）。和这一取向相互伴随的对人类的认识，是按照“理性动物”（ rational animal ）这一原则表述的。现代哲学认识到，知识中存在的对象，同无论知道与否都存在的事物，两者之间是有所区别的，但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无力显示事物本身也能够是对象。随着对象与事物的现代性分野的确立，对人类的认识开始按照“思维的事物”（ thinking thing ）进行表述。哲学，当其通过重新发现和推进在普安索 17 世纪的作品中得以系统化了的拉丁时期的符号学意识，变成了“后现代”性质，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通过符号行为，对象和事物是彼此交织在人类经验之中的，而人类经验则并非唯实论与唯理论之间的现代性对立所能囊括。从这一后现代视野出发，人类的认识便准确地在“符号动物”（ semiotic animal ）这一原则中得到了表述。
最能击中肯綮的表述，无疑是皮尔斯所作出的： “人所使用的语词或符号就是人本身。因为每个思想都是一个符号这一事实，连同生活是一系列思想这一事实，一道证明：人是一个符号；因此，每个思想都是一个外在的符号证明，人是一个外在的符号，也就是说，人和外在符号是等同的……所以，我的语言就是我的全部，因为人就是思想。” ⑫
现代哲学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在“语言学转向”之后，哲学家们放弃了对于观念、心灵的谈论，譬如，维特根斯坦就明确表示：哲学的工作不是心理学的工作，不是谈论意识、观念，而是澄清语言，“这本书将为思维划定条界限……这种界线只能在语言中划分，而在界线那方而的事情，就简直是无意思的” ⑬ 。 以此作为标杆，或许更能够看出皮尔斯符号思想的后现代特质。中国符号学者丁尔苏先生就此有过非常直观的公式，如下所示：
符号 A ≠符号B≠符号C≠符号D……=符号A （结构主义理论）
符号 A ≠符号B≠符号C≠符号D…… （解构理论）
符号 A ≈符号A1≈符号A2≈符号A3…… （皮尔斯理论） ⑭
按照结构主义理论，意义是结构差异的产物，这样就把重点完全放在一个共时体系内各语言成分的关系上，而牺牲了符号系统与生命世界之间的关系。在解构理论中，由于先验的语言系统被打破，符号的消极区分活动又永无止境地处在“延异”的过程之中，于是符号的意义也就变得漂游不定。在皮尔斯的理论中，符号由三方面组成，即再现体（ representamen ）、对象（ object ）、解释项（ interpretant ）。从广义上讲，解释便是符号的意义；从狭义上说，解释也常常是一个符号，它又有它的解释，如此往复，以至无穷。换言之，符号对对象的指称通过解释者的解释得以实现，符号作为一个三元的整体（ triadic unity ），通过解释者的解释使符号和对象之间确立了某种联系，因而不仅符号在意指活动中充当着思想与现实的媒介，而且，正是人赋予符号以生命，并以符号为工具发展了人自身。
动物生活在客观世界之中，这个世界首先是部分地（也仅仅是部分地）包括了动物自身存在其中的关于物质环境的意识，而这种意识是独立于已知的存在的。客观世界开始于动物的感觉，并因为这种感觉而包括属于物质环境的某种东西。但是一旦“精神再现”或概念在认识（即超出和高于单纯的感觉）这一层面上进入，所感觉的环境便被转化为一个意义世界，也就是说，一个由在符号关系网中把该对象呈现为有利害、无利害或无关的有组织的对象构成的世界。就知识的来源和发展而言，人类认识和所有动物意识都同样地依赖于感觉，所有动物的意识都开始于感觉，随之把环境作为被感觉者，转化为对特定物种的动物有意义的客观世界。然而在经历这一阶段之后，其他动物的做法是，由关于这个经过了阐释的世界的意识重新回复到感觉，而这感觉，根据单个的专属于物种的兴趣和需要而非其他，由得以辨识、经过了欲力集中作用的物质对象构成。在这个星球上，唯有人类情况特别，我们发现，人类的意识还能进一步超越对物质对象的感觉，形成观念和客观特征，它们不仅不能化约为可感之物，而且直接性地毫不涉及物质材料，譬如地方政府的办公室职务、军队组织的军阶、宗教声言所起的作用，等等。因为人这种动物，通过他们在构建语言交流和知识认识方面对如此这般关系的操作，不仅用对象与动物本身之间的关系来看待客观世界，而且进一步地把这些对象看作具有自身特色的，是有着属于它们自己的存在的。并且，这种存在具有主体和主体间性的构成，这就为人类这种动物（仅仅是人类这种动物）打开思路，使之科学地对事物在它们的（意即独立于我们的存在的）存在中所采取的那种方式进行考察。如此，我们开始认识到大自然本身所独有的界线，进一步地，同样是通过符号意识的发展，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对于我们的行为所承担的责任有着一种新的维度，只有通过反思我们对许多事物的认识，我们才开始明白，人类这种动物“慢慢地”最终发觉，自己一直以来的符号能力或“元符号活动”（ metasemiosis ），正是人类命运在这个不断演进的世界中的主要工具。
迪利站在现代与后现代这条分界线上，以符号学家的视角，筚路蓝缕于从古希腊到 21 世纪的整个哲学史的全面检核，而其中最闪光的，就是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的梳理钩沉，尤其是对被遗忘了的符号学者普安索的全面重估，也许正是在这层意义上，“ 符号学极大地修正了标准哲学史的轮廓” ⑮ 。迪利的工作中所凸显的从 普安索到皮尔斯这条线索，的确可以作为符号学者深入哲学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以此作为牵引，有机会一览滚滚河流，或潺潺溪流，甚至是汩汩地下暗泉这林林总总思辨性思想构造出的哲学史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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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 49 ～ 50 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
② 顾嘉祖、辛斌：《符号与符号学新论》，前言页，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6 。
③ 薛忆沩：《走进当代符号学的必经之路》，载 《书屋》，12～14页，1996（1）。
④⑤ John Deely, Four Ages of Understanding ： The first postmodern survey of philosoph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tur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oronto,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1, p. xxxi; p.xxx.
⑥⑧⑨ ⑮ John Deely, The Impact on Philosophy of Semiotics, Indiana: St. Augustine’s Press, 2003, pp. 6 3 – 64; p.27; p.18; p.96.
⑦ John Deely, Introducing Semiotics: Its History and Doctrin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ix.
⑩ John Deely, The Red Book, Helsingen Yliopisto, Finland: The University of Helsinki, 2000, p. 7.
⑪ John Deely, The Green Book, Houston: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2000, p. 44.
⑫ J. Buchler, 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Peirce, New P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55, p.249.
⑬ （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 20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
⑭ 丁尔苏：《语言的符号性》， 69 页，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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