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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体育转播的“运动服统治”现象探究

作者:魏 伟  来源:网络转摘  浏览量:2766    2009-11-01 19:49:51
2008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央电视台组建的奥运解说“国家队”里卷入了大量前奥运金牌获得者和优秀教练员,他们组成了豪华的奥运解说顾问阵容。笔者在与其它国家电视台的横向比较中发现,只有由23枚奥运金牌获得者组成的美国NBC的解说顾问团队可以与之媲美。但这支“豪华之师”中有的解说顾问出色地完成任务,有的距离“最强阵容”的既定目标还有差距。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总监江和平表示“解说嘉宾水平参差不齐”,[1]实质上难掩对这支团队的失望之情。
 
“运动服统治”现象的由来
 
“运动服统治”(jockocracy)是由美国著名电视体育解说员霍华德·科塞尔于1985年提出的。他把过去赛场上的运动员、教练员或官员担任电视体育解说顾问这一现象命名为“运动服统治”。他认为,这是一群“身着过去的运动服的家伙,他们在比赛中陈词滥调的使用是最低限度的错误。作为缺乏专业训练的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转播中试图构建故事线索时总是失败——比如,厘清比赛走势、将自己以往在赛场内建立起来的有关运动员的个性和经验的东西锚定,体察他们的优点和缺欠,将比赛稍早时的一系列动作而不是整个赛事作为解说话语的根据,他们还经常漠视人性层面的东西。”[2]科塞尔认为,这些没有经历过体育新闻培训的人,组成了一个拿着高薪,还自封为“专家”的团队,在这一点上,雇佣他们的媒体是疯狂的。显然,当时的科塞尔已经敏锐地发现了“运动服统治”现象的弊端,但他仍然无法预见到,今天,这些“运动服统治者”在身着正装之后,正逐渐在转播间里蚕食过去体育解说员的传统领地。电视体育解说员卞?〗??切稳菸?⒗??适吕?ldquo;闯进帐篷的骆驼”,最后将主人踢了出去。[3]今天,电视体育赛事由“运动服统治者”担任解说顾问屡见不鲜。一个反证是,如果受众没有看到“运动服统治者”的在场解说,他很可能会认定转播的水准不够专业。如今,谁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完全没有聘用专家作为解说顾问的日子呢?
事实上,“运动服统治”现象在广播电视行业有着悠久的历史。1932年,美国杰克·格兰尼可能成为历史上第一位担任体育解说顾问的“运动服统治者”,这位前美式橄榄球运动员担任了克利弗兰印地安人队的电台解说员。[4]中国最早的“运动服统治者”很可能是前足球运动员翟鸿仁。1936年4月26日,即将出征柏林奥运会的中国足球队与西联队在上海市中心区体育场展开较量,翟鸿仁以“足球专家”的身份担任了实况转播的上海电台的解说员。[5]到上世纪60年代,运用“运动服统治者”担任解说顾问在英美等国家已经比较普遍。国内比较大规模地开始启用前运动员和教练员担任解说顾问是在二十世纪90年代。虽然起步时间较晚,但发展势头相当迅猛。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央电视台几乎所有比赛项目的转播都配备了专业解说顾问。地方电视体育赛事转播中的“运动服统治”亦呈风起云涌之势。
 
“运动服统治”现象的实质
事实上,“运动服统治”现象的燎原之势有一定的学理支撑。笔者从形式论中的叙述学和现象学的视角对这一现象给予学术观照。
1、“运动服统治”现象的叙述学考察
电视体育赛事转播中的叙述是由画面和声音两部分组成的。画面部分的叙述是由导播(或导演)掌控的,声音部分又可以分为解说声、现场音响声和音乐声。解说声在声音部分的叙述中占据主导地位。上世纪70-8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进行的一系列有关电视体育解说的实证研究表明,解说对于受众对比赛的认知起到核心作用。[6]解说在整个电视体育赛事转播中是重要环节,一方胜利和一方失败是体育赛事解说叙述的主要内容。
与小说、电影和其它电视节目不同的是,电视体育赛事转播的底本是即席产生、无法进行预先准备的。电视剧、专题类节目都是预先制作完成;文艺节目大都有台本,事先进行多次彩排;即使是直播类的新闻节目,叙述者也对播放新闻片段的走势有大致的了解。而体育赛事转播具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胜利者与失败者的故事有时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且时常在比赛最后时刻角色易位。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增大了体育解说话语的偶然性,同时为解说员带来了叙述快感。美国ESPN著名解说员查理·斯泰纳认为,比赛过程和结果的不可知性正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它就发生在你的眼皮底下,这与演播室里完全按照稿件受到诸多限制的播音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体验。”7]
塞穆尔·查特曼在《故事与话语:小说与电影的叙述结构》中提出了文学叙述的参与者模式。
真实作者→隐指作者→叙述者→叙述接受者→隐指读者→真实读者8]
 
事实上,电视体育赛事转播的解说部分与查特曼提出的模式相当接近。在赛事转播中,如果参与叙述的人只有解说员,那么真实作者、隐指作者和叙述者几乎是重叠的。与之相对应的是,叙述接受者、隐指读者和真实读者也几乎是一致的。但由退役运动员或教练员等组成的“运动服统治者”打破了这种简单的结构,他们的在场使六种参与者的每一部分内涵都发生了变化。首先,他们与解说员一道组成了真实作者,二者合力的作用带来相对应的真实读者。这个读者群较之以往的群体也许只有极其细微的变化;其次,由解说员和解说顾问组成的解说团队构建了一个全新的“隐指作者”,这个隐指作者对赛事的熟悉程度、专业程度都较单一由解说员形成的隐指作者更加深入。而且,由这个“隐指作者”导引出了新一层涵义的“隐指读者”,他们对赛事的解读能力也较之前一模式中有所增强;最后,在整个结构的最内部层次的叙述者和叙述接受者实质上呈现出某种理想化的趋势。用萨拉·科兹洛夫的话来说,此时的叙述接受者应当称为“理想听众”。9]他们具有丰富的电视体育赛事的观赏经验,对体育运动的解码能力超乎普通人。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于叙述者的编码采取无条件的接受态度。当然,与之相对应的叙述者的身份也是被理想化的,他们是预先知晓所有叙述情节、可以掌控一切的“超级叙述者”。
电视体育赛事转播是一个叙述底本与述本几乎同时产生的特殊节目类型。现实转播中的叙述者对于叙述走向本来处于相当被动的局面。电视体育赛事转播的决策层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运动服统治者”其实是由他们假想用以满足“理想听众”而构建的“超级叙述者”角色。基于这一点,在许多欧美国家,“运动服统治者”有一个别名——“颜色评论员”(color commentator),决策层指望他们来为解说增添色彩,吸引更多专业体育迷的深度卷入。但实际效果并不尽然,有时甚至背道而驰。转播导演和策划者由此甚至联想到让“包袱”不断的笑星和演艺人员也加入解说团队,但结果却是,如今美国的体育解说团队被学者们谑称为“运动服下三滥”(jockocrappy)。[10]
2、“运动服统治”现象的符号学考察
“运动服统治者”的身份认同使其在解说团队中具有比较明显的象征意义。从符号学的视角来考察,他们属于所指优势符号。他们被寄予厚望,希望成为能够为受众带来更理性、更科学分析的角色。借用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理论,“运动服统治者”应当比普通体育解说员提供更多的“热信息”——与赛事本身的联系更为紧密、更多内幕的深度消息。前乒乓球世界冠军杨影在转播乒乓球世锦赛和奥运会比赛中时常会对运动员在特定时刻的心理展开分析,这是没有世界大赛经历的解说员永远无法提供的既得体验;前NBA华盛顿奇才队主教练道格·科林斯在解说NBA比赛最后一刻的进攻时,罗列出了可能出现的四种战术,事实证明当值主教练的选择也不如科林斯的高明。
不过,从赛事转播的更深结构层次来看,决策层对“运动服统治者”的期望远非如此简单。从过去几十年电视技术的演进沿革中,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所有新的电视技术的诞生,都直接或很快运用于电视体育赛事的转播。不管是录像技术、即时回放、慢动作、多机位转播还是彩色传输、卫星传输和高清传输,几乎无一例外。这些技术的使用改变了比赛转播的时空关系——长焦镜头使视野更狭小,空间平面化;慢镜头则“破坏了赛事转播的整体几何学”,使单一的时间线性传播变得复杂。11]这一系列举措的目的是使受众的兴趣从赛事转播的横组合轴转向纵聚合轴,以可替代性的、更高质量的服务来回馈受众,冀望得到受众的持续收视或更深程度的介入。“运动服统治者”不过是决策层为达到目的而采用的一种表达方式。本来由一名电视体育解说员完成的解说工作,转而由一名、两名甚至更多“运动服统治者”与解说员协作完成。而且,在美国、英国等国家,解说员与解说顾问之间有着明确的分工:当比赛进入运动状态时,解说员责无旁贷地展开描述和叙述;当比赛进入中止状态或慢镜时刻,解说顾问的话语模式随即启动。为了说服受众毫无保留地对解说团队保持信任,决策层采取的策略无所不用其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比赛间隙镜头会“偶然”对准转播席上的解说员和他的伙伴——“运动服统治者”,镜头总是从中近景拉开至全景或从远景推至中近景。这种“偶然”实质上是在提醒受众——解说团队处在比赛现场的最佳视角,他们拥有无可辩驳的话语权。
此外,“运动服统治者”还有一项鲜为人知的功能——他们将一个相对封闭的共时系统的话语引向历时系统的阐释。这主要是针对解说顾问具有的“慢镜专有时间”而言。比赛转播进入即时回放或慢镜头播放时,“运动服统治者”享有专属的话语时间。此时,他们最常用的话语方式是用枯燥的数据和标明技战术的箭头来展现自己的专业,或者将阐释指向过去,把过去曾经出现过的可类比的或伟大或丑陋的场面与现在的场景发生链接,有时就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举一反三和现身说法足以产生迷惑受众的魔力,为“运动服统治”添加一个正面的注解。
 
“运动服统治”现象的积极意义
“运动服统治”现象的如火如荼有其合理性。具体来说,“运动服统治”现象的积极意义表现在以下三点。
1、制造“眼球效应”
“运动服统治”现象最显著的积极意义莫过于拉动收视和内需的“眼球效应”。过往运动员和教练员的身份让他们能够轻易地赢得受众的尊重,如果是顶尖级别的话更是可以受到顶礼膜拜。虽然没有官方数据显示“运动服统治者”为节目的收视率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但通过这一方式扩大电视体育赛事转播的影响力几乎是确定无疑的。球王贝利受巴西Globo电视台邀请担任足球比赛解说,巴西国内电视机的销量突然激增。姚明受邀担任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NBA全明星赛的客座解说顾问,让处于非黄金时段的节目市场份额有显著提高。美国最著名的美式橄榄球解说顾问之一约翰·麦登几乎成为了市场的保证。这位前职业教练员曾经先后为NBC、CBS、ABC、ESPN和FOX体育台服务,每到一处都会拉动收视狂潮。
另一方面,以“运动服统治者”身份担任体育解说顾问能够让原本并不出名或名气有限的过往运动员和教练员名声大躁。张卫平曾是上世纪70年代响誉世锦赛的优秀篮球运动员,后来担任中国篮球队教练员,但那时处于中国的前大众电视时代。今天,他的第一身份是央视特约篮球解说顾问,几乎成为了篮球专家的代名词。张路以多年央视意甲解说顾问的身份,不仅获得了广大中国足球迷的深度认同,甚至还受到了意大利政府的官方嘉奖。可见,“运动服统治”现象兼具向心和离心两方面的作用力。
一般认为,名人效应、眼球效应是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的附属资本。在市场竞争益发激烈的现代传媒竞争中,谁控制了普通大众的眼球,谁就在遥控器的争夺大战中占据了先机。
2、深化解说的专业程度
电视媒体的日益专业化和小众化的特点在体育节目中总能得到很大程度上的彰显。解说的专业化趋势几乎是不可逆转的。今天,一般体育解说员已经逐渐定向于一个或几个比赛的转播中,体育解说顾问更应当成为“一招鲜,吃遍天”的角色。在这种大环境下,“运动服统治”现象自然可以大行其道。
 “运动服统治者”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是举凡体育解说员难以企及的。前游泳亚洲冠军得主蒋丞稷在转播雅典奥运会男子800米决赛中,在比赛进行到650米左右时脱口而出运动员此时的脉搏和乳酸含量,令他的解说搭档目瞪口呆。这些数字看似冰冷,但却是电视体育赛事转播不可多得的“卖点”。换位思考,如果“运动服统治者”的解说话语跟普通解说员甚至体育迷无异的话,他就几乎失去了存在的一切价值。
3、为退役运动员创造就业机会
处于待岗状态的教练员往往年龄偏大,而且还有可能寻找到另一份执教的工作。但对退役运动员来说,充当“运动服统治者”就成为了可见职业中相当理想的选择。在国内,多数运动员由于从小接受体育训练,疏于文化知识的学习,因此对他们来说,退役基本意味着失业。在就业形势严峻的今天,运动员要寻找到一份适宜的工作着实不易,不少未能成为顶尖选手的运动员只能从事薪水低、劳动强度大的工作。即使是举国体制下金字塔尖的优秀运动员,多数也只能通过进大学深造来为自己创造相对理想的就业机会。
“运动服统治”现象为退役运动员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就业渠道。不仅能够发挥自身的专长,最大程度地体现个人的价值,不成为社会负担,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自己的赛场生涯,使自己获得了一份有长期保障的经济来源。美国几大电视网和体育电视网为“运动服统治者”开出的薪水相当可观,有些甚至接近或超过教练员和普通运动员的薪金。一些教练员在得到一份新的执教工作前还要反复考量与担任解说顾问之间究竟孰优孰劣。国内的部分担任解说顾问的运动员和教练员甚至乐得将自己的工作关系转至电视台,以享受相对更加完备的福利保障。
 
“运动服统治”现象的消极性
“运动服统治”现象当然不能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事实上,早在前大众电视时代,瓦尔多·阿波特就曾预言,“拥有丰富的体育背景知识是必要的。但在这一行业中,懂得如何使自己的声音更迷人,如何更快速生动地描述,在激情时分保持信息的畅通提供,并毫不犹豫地增添紧张情绪的能力似乎比之前拥有比赛场上的经验更为重要。”[12]迄今为止,“运动服统治”现象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消极性。
1、过度诠释
语言有其特定的使用情境。对于“运动服统治者”来说,语言能力的不足始终是制约他们成为这个行业中翘楚的最大瓶颈。克拉特尔和马尔库斯指出,“‘运动服统治’现象给了我们很多启示:这份职业并不像看上去得那么容易;在体育赛事中的表现出色绝不等同于能够清楚地理解和阐释它……”。[13]
今天,“运动服统治者”体现出的对体育赛事的过度诠释颇有荦荦大端之势,似乎唯有在术语和深度剖析上高人一等方能服众。以杨影的乒乓球解说为例。在解说话语中不仅有一些普通观众费解的专业术语,更有“侧拉(lá)”等相当口语化的技术用语,甚至还有部分汉字都无法对应发音的术语,遭致一部分受众的非议。还有部分“运动服统治者”将关键场次关键回合的较量纳入纯运动心理学的阐释范畴,信誓旦旦地宣称运动员如何处于紧张状态,但很快就被之后的赛事进程证明为顾弄玄虚,成为受众的笑柄。长此以往,“运动服统治者”原本应有的正面形象大打折扣。
事实上,对于如今的“骨灰级”体育迷来说,他们已有许多充分了解技战术和专业术语的渠道。例如,浏览相关的专业网站,查阅专业书籍等。因此,“运动服统治者”对赛事的阐释还是应当立足普通体育迷以及边缘体育迷对赛事转播的需求。在类似奥运会和足球世界杯这样全民参与的重大体育赛事时,压倒多数的受众是日常极少接触甚至基本不接触体育赛事转播的。“运动服统治者”对赛事的过度诠释可能使电视台失去相当数量的边缘受众。因此,NBC解说员鲍伯·科斯塔斯认为,在重大赛事转播时,“即使解说员就一个简单的故事和事实重复四遍也不为过,因为你不知道观众是否理解,也不知道忙碌的他们是听到第一遍还是第二遍。”[14]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央电视台部分项目解说中的过度诠释就是不可小觑的教训。
2、身份认同的陷阱
“运动服统治”现象最消极的影响,来自于“运动服统治者”的身份认同。多数体育解说顾问在参与转播的同时,仍然与之前的队友、队员和赛事相关人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用胡伯特·米泽尔的话来讲,这些“运动服统治者”成为了“电视网上的狂吼者”,他们“仍然与比赛场内的教练员、运动员击掌相庆,以此来避免从业者在专业上可能对他们报以的嗤笑,同时也向受众反复表明他们得到的解说服务是用天鹅绒拳套包装的,而绝非赤手空拳的劣质品。”[15]
与此同时,“运动服统治者”特殊的身份认同,可能导致他们在不经意中诞生出明显的倾向性话语,尤以参与性叙述者为甚。一旦他们的解说话语中出现了明显的“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他者”,进而带领受众进入敌我两大阵营中,失去应有的公正立场。一个显著的事例是,“运动服统治者”几乎不可避免地都表述过“对方”的概念,极端者甚至直接以“敌人”相称。[16]与之相对应的是,有的“运动服统治者”甚至站在凌驾于赛场内运动员和教练员的高点,苛责赛事参与者的表现。北京奥运会期间,男子排球项目解说顾问汪嘉伟曾执教中国男排,更是时任中国男排主教练周建安的恩师。因此在他的解说话语中,多有对运动员和教练员“恨铁不成钢”的特殊情结。虽然这样的解说也颇有戏剧效果,但这毕竟与决策层对“运动服统治者”的需求初衷相去甚远。
3、加深与解说员之间的鸿沟
与“运动服统治者”之间配合的电视体育解说员,可能是这个群体的初级受害者。由于“运动服统治”现象的出现,他们从广播时期麦克风前的绝对统治者变成了电视时期解说席上的“话语傀儡”。对于这一点,律师和新闻背景出身的科塞尔本人应当有切肤之痛,那些在转播中漠视人性、态度傲慢的“运动服统治者”在他们之间制造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不少在比赛项目中拥有绝对话语权的超级明星级的“运动服统治者”成为了体育解说员的梦魇。大卫·劳瑞尔认为,“这些人构成了不可一世的‘运动服统治’‘拉什莫尔山’[17][18]他们的存在使解说员倍感压力。球王贝利在担任解说顾问时,大谈1970年世界杯决赛时巴西队的休息室里发生了什么故事,里维利诺的落叶球是怎样练就的。与他搭档的解说员自然是愁眉不展。当这种鲜明的反差走向极端时,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1999年,美国科罗拉多州哥伦拜高中的一位17岁的业余解说员在遭到了学校里“运动服统治者”——其实就是前校橄榄球队的解说顾问的排斥和耻笑后,竟然枪击了嘲笑他的这位“运动服统治者”。[19] 2002年10月,脾气暴躁的“运动服统治者”,前美式橄榄球运动员安迪·鲁尼在节目中公开指责女性出镜记者在转播中无所事事,引发了一场男权主义社会与女性解放的社会大讨论。[20]解说顾问与解说员组成了一个有机的解说团队。当两者之间的矛盾激化时,哪怕是最愚钝的观众也会轻易感知到。
“运动服统治”现象还有一些不可忽视的弊端,譬如解说顾问的口音重、俚语多,语言拖沓,陈词滥调多等等。为此,体育解说员王?刺岢隽艘桓?ldquo;乌托邦”式的解说顾问模板:“此人自幼酷爱观看体育比赛,有大量观看电视赛事转播的经历……有相关的运动员生涯,最低也要进过其解说项目的省队,但愿他参加过洲际赛事;生活在非方言区或有较强的语言表达、组织能力;从幼年阶段起要受到比较连续的、高质量的文化教育并较早从运动队退役以参加全日制高等教育并获得相关的文凭,新闻专业尤佳……”[21]如果“运动服统治者”都能有如此完美的背景,已故的体育解说名人堂成员科塞尔先生恐怕也要收回之前所有关于“运动服统治”现象的消极言论了。
 
注释
[1]江和平《无与伦比与“有与伦比”》,奥运电视报道与传播高层论坛主题发言, 2008年。
[2] Cosell, Howard. I Never Played the Game.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5. p.134.
[3] 卞? 睹娑?ldquo;闯进帐篷的骆驼”,体育解说员怎么办》,《视听界》2006年第3期。
[4][20] Fuller, Linda. Sportscasters/Sportscasting: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8.p.116.
[5]《上海体育志》编纂委员会上海体育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543页。
[6] 一系列的试验包括詹宁斯·布莱恩特、保罗·科米斯基和多尔夫·兹尔曼发表在1977年第3期《传播学报》上的《体育解说的戏剧化研究》,《作为替代动作的体育解说》,三人与丹·布朗发表于1982年第1期《传播学报》上的《体育与受众:体育解说和欣赏》等。
[7] Schultz, Bradley. Sports Broadcasting. BOSTON: Focal Press, 2002.p.102.
[8] Chatman, Seymour.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p.151.
[9] Allen, Robert. Channels of Discourse, Reassembled. LONDON: Routledge, 1992. p.80.
[10] Moynihan, David. A message to the broadcast booth: silence is golden. Time Sports. 2003-03-04. p.12.
[11] Miller, Toby. Television: Critical Concepts and Cultural Studies Volume 2. LONDON: Routledge, 2003.p.380.
[12] Abbot, Waldo. Handbook of Broadcasting. NEW YORK: McGraw-Hill, 1941.p.62.
[13] Klatell, David. Klatell, Marcus. Sports for Sale: Television, Money, and the Fa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p.17.
[14] Billings, Andrew. Olympic Media: Inside the Biggest Show on Television. LONDON: Routledge, 2008.p.88.
[15] Mizell, Howard. Time to Hand Madden’s Crown to Collinsworth. St. Petersburg Times. 2003-01-12.p.7.
[16] 魏伟《奥运体育解说慎用“我们”》,《电视研究》2008年第3期。
[17] 美国的拉什莫尔山(Mount Rushmore)以修建了四个庞大的美国前总统的半身像而闻名于世。
[18] Laurel, Dowe. Mark Lewis Says ‘I’ve Got You Baby. Professional Sports. 2003,5(5): p.54.
[19] Katz, Jackson. Jhally, Sut. Crisis in Masculinity. Boston Globe. 1999-05-02: p.3.
[21] 王?础兜缡犹逵?馑德鄹佟罚?/span>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年,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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