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已经提及，有一种更加“激进”的消费主义批评话语，还把对于消费主义呼唤视作是对启蒙现代性理想的超越，在赞美消费主义的同时肆意嘲笑启蒙主义。这方面的代表就是所谓的“新新中国”论和“新文学终结”论。“新新中国”论者断言，新世纪文学是一个与“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泛指五四到80年代的启蒙文学传统??以及五四的现代性话语完全不同的文学时代，它标志着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的“终结”。启蒙主义现代性话语已经彻底丧失了对于今天这个“新新中国”的言说能力。它已经彻底“过时”啦！新文学的启蒙传统之所以“过时”了，就是因为它已经和全球化和消费主义时代的“新新中国”格格不入。“新新中国”的重要标志是中国的“和平崛起”、“脱贫困”、“脱第三世界”以及“大众消费主义”。正是这个全球化消费主义时代的“盛世景象”证明了自“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性规划”的失败和不切实际，表明了启蒙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经验的“残缺不全”。如果说启蒙主义的现代性规划对“经济发展”和“日常生活”、“消费主义”是蔑视的；那么，“新新中国”以及它的文学形态“新世纪文学”的最大特色就是对于“日常生活”和“消费主义”的热切肯定。消费主义的提倡者还乐于挖苦和讽刺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精神和忧患意识，认为消费主义的盛世景观是对他们的“最为尖刻的历史讽刺。”
这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全球化消费主义盛世景观除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平崛起”、“脱贫困”和“脱第三世界”等等外，在大众生活观念层面上说就是“中国内部的千百万人民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的梦想”，而这个新梦想的实质是现在的大众“视个人物质生活的改善为人生最大目标”，说得直白一些就是政治冷漠、物质至上，只追求物质享受和所谓消费“自由”，而不问其他自由。对于这种公民意识和公共关切急剧萎缩的现象，消费主义的鼓吹者不但没有任何批评和忧虑，而是赞美有加：“消费被变成了人生活的理由，在消费中个人才能够获得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获得某种自我想象。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乃是当下日常生活的基础。在现代性的宏伟叙事中被忽略和压抑的日常生活趣味变成了想象的中心，赋予了不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他认为这个世俗化、丧失了精神、理想和崇高的时代，“有着远比我们所看到的更为积极的意义。”
在本文中，我不想再分析这种所谓的“和平崛起”和“脱第三世界”付出了多么高昂的代价，只想引用哈维尔对于捷克后斯大林时期（斯大林死后到80年代末）流行的消费主义的深刻洞见来回应这种消费主义颂歌。哈维尔指出，这个特定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大众的政治冷漠，与此同时滋生的一个毒瘤，是畸形的、只关注个人“幸福生活”的消费主义：“一个人越是彻底放弃任何全面转变的希望，放弃任何超越个人的目标和价值，或任何对一种’外在’（指公共事务，引注）方面发挥影响的机会，他的能量就转向阻力最小的方面，即’内在’（指私人的物质生活，引注）。今天的人们一心一意地想着自己的家庭和房子，他们在那儿找到安息，忘掉世界的愚蠢……。他们在自己的房子里布满各种用具和可爱的东西，他们试图改善他们的食宿，他们想为了使自己生活变得愉快，修建小别墅，照料自己的小汽车，将更多的兴趣放在食物、穿着和家庭舒适上。简言之，他们将兴趣转向他们私人生活的物质方面。”这个时期的捷克与斯大林统治的极权式禁欲主义不同：它吸纳了消费主义，强调发展经济，鼓励大家把精力投入到物质享受：买房子、买汽车、装修，追逐明星、时装和名牌，就是不要关心公共事务。哈维尔并不完全否定这种物质化、消费化倾向的意义，因为从经济的眼光看，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展社会的物质财富，比之于禁欲极权主义是一种进步。但哈维尔追问道：这种消费主义、这种“转向私人领域的能量的溢出”为什么会受到鼓励呢？他深刻指出：刺激经济发展仅仅是部分的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可以借此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政治、社会问题那里转移开：“目前政治宣传的全部精神，都在平静而有系统地欢呼这种‘内在化’倾向，将此当做世间人性满足最深刻、最本质的东西。”这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种“能量的转换”之所以受到鼓励的原因。哈维尔揭示了其中的“心理学意义”：能量转移，逃避社会公共领域，回避所谓“敏感的”政治问题，将“绝望的生活代用品描述成一种人类生活。”哈维尔说：“通过将每一个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仅仅是消费品的兴趣上，是希望使他没有能力意识到在他精神上、政治上、道德上日益增长的被侵犯的程度。将他缩减成一个初级消费品社会的各种观念的简单容器，是打算将他变成复杂操纵的顺从的材料。”可见，这种消费自由的代价是政治自由的丧失，用经济和消费的自由来取代政治生活中的自由参与以及精神上的自由发展。哈维尔的启示在于：这个时期的大众消费主义的所谓“事实”实际上并不是一种正常的大众欲望的自发表达，而是有意识引导的结果。
依据哈维尔的分析，当时捷克社会的特定是：一方面它延续了斯大林时期的基本体制，同时增加了经济上的有限多元化和物质上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上的享乐主义。如果说斯大林统治的极权社会是一个全面限制和剥夺公民的各个方面自由（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娱乐的等等）的社会，那么，后斯大林时期的捷克社会的特点则是有限度、有选择地开放某些领域的自由??这个领域当然就是物质消费和娱乐。历史证明斯大林时期的极权社会是历史的灾难，后斯大林时期变相的极权社会也已经成为历史。我相信服责任的中国政府和向往真正的自由民主的中国人民，都希望中国尽早成为一个全面现代化的国家，而不只是发展主义和消费主义接合的怪胎，不会认为这个怪胎是什么值得庆幸的“崛起”标志。如果这种只有物质消费的“自由”而没有人性尊严的畸形生存真的成为支配中国的现实，那它必将在中国产生犬儒主义、机会主义、及时行乐、醉生梦死、无聊郁闷等畸形的生活态度和心理体验，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土壤中产生的所谓“新新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也就很清楚了。职是之故，对于畸形消费主义的唯事实主义态度不仅是不可取的，而且是危险的。即使启蒙主义的文化和文学立场与消费主义的“现实”之间的确存在距离和差异，也完全不能自动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只能谴责和嘲笑已经“过时”的启蒙主义的现代性，而不是努力改变我们面对的现实或至少对于这样的现实持一种自觉、清醒的反思态度。
热切关注私人物质享乐而彻底淡忘公共政治事务的畸形消费主义在文学和文化上的后果已经在所谓的“80后”一代以及他们喜欢的“玄幻文学”中得到鲜明的体现。“玄幻文学”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所谓的“架空性”，一种类似网络电子游戏的非现实体验。（这不是我的发明，而是学界的基本共识）这种“架空性”的实质是彻底地逃避社会历史和政治责任，或者体现出一种“脱历史”“脱社会”和非政治化之后的“不能承受之轻”。但是必须指出，导致这种“不能承受之轻”的主要原因，不是什么“80后”一代“成长在中国最富裕的时代”。而是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是被集体性地剥夺了历史记忆和社会现实关怀的一代，他们生活在一个缺乏正义感和公共性的时代，一个集体政治冷漠的时代，一个物质消费主义畸形发展的同时，公众的公共参与意识极度萎缩的时代，一个犬儒主义盛行的时代，是道德世界和价值世界颠倒、从上到下生活在谎言和虚伪中的时代。对中国大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精神成长极度重要的当代中国历史在公共话语中淡出、扭曲乃至抹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确是被架空的。这导致了他们精神世界的极度匮乏，乐于也只能沉浸在消费和娱乐的“极乐世界”中，希望在“自己的地盘自己做主”。其实这个“地盘”小得可怜。“80后”的精神世界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极度膨胀的消费主义和“欲望崇拜”（所谓“娱乐致死”），另一方面是极度萎缩的公共关怀和参与欲望，它正好对应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把幸福曲解为消费的幸福，把自由曲解为消费的自由，把政治冷漠曲解为政治上的所谓“成熟”。与那些出于对于消费主义的美化而肯定玄幻文学的合理性的评论家不同，我关注“玄幻文学”，就是借此解剖80后一代的扭曲的精神世界及导致其出现的现实环境。这个畸形的社会培养出了一代畸形的孩子。
我这么老强调“政治”，早已引起很多人的反感。但是我必须强调，我说的“政治”，不是我们熟悉的那种政治思想教育。政治是每个主体的自由的实现，是对于超越于个人物质利益的集体公共事务的关注。但是，在今天，以物质需要的满足为核心的经济关切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公共政治关切，成为所谓“最大的政治”，大众消费热情空前高涨，普遍流行政治冷漠，人变成求温饱的、求满足生物本能冲动的群氓。今天，固然有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是在极度贫穷的意义上受制约于物质必然性。但是，如果“保护我们的生活，滋养我们的身体”成为我们的最高生活理想，那么，即使我们远远超越了温饱水平，我们的生活本质上受制于物质必然性；如果我们把消费“自由”当成惟一的或最高的自由，把物质幸福视作最大的幸福，而不再追求其他更加重要的自由与价值，甚至视之为“多余”、“幼稚”，我们的公共关切和政治责任与义务感就必然弱化。依照阿伦特的观点，沉浸在物质追求之中而不顾其他的人是离自由最远的，因为他仍然被束缚在必然性之中，服从于自己的身体/生理指令。当以物质经济生活关切为核心的那套生命哲学只专注于生存竞争中的成功与失败时，必然会把公民的责任与义务视作时间与精力的浪费。这种态度有助于产生政治上的独裁形式??把政治事务推诿给一些所谓的政治家，同时也使得参与政治事务的人们把政治看做是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表现出政治上的犬儒主义，喜好玩弄权术、投机取巧。
公共关怀是每个公民的职责也是其成为公民的条件，也是美好社会得以创建继续的基本前提。(由于文章太长，注释因此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