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彤评唐伟胜《物性叙事研究》

李若彤 南昌大学 2023级广播电视艺术学硕士研究生

“在二十一世纪，物才是上帝，人像工具，再没有什么天长地久了，一切都轰轰烈烈速朽”一首《送流水》不仅唱出了现代人对时间之流“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深切感慨，更揭开了物质包裹的欲望都市里人-物间悄然扭转的关系，字里行间透露出对“物的统治”与“人的异化”的现实思考。在叙事学研究中，传统叙事学理论“人类中心主义”视角的研究策略在面对众多以物为本体的叙事时也束手无策。此种困境下，我国首部系统研究“物叙事”的学术著作《物性叙事研究》问世，将西方哲学思潮中的“物转向”与中国“以物观物”的感物传统完美融合，开创出一套“物性叙事”理论体系，不仅在理论上为叙事学研究提供了全新范式，还在现实层面为当代青年的“物质焦虑症”提供了有效解药。通过对物的叙事层面的解构，阐明物存在的本体意义，为现代人正确对待人与物的关系提供了出口。

全书由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两部分组成，开篇第一章以梳理中西物论传统导入，简明扼要的介绍了中西物论的发展传统与核心差异。西方以追问世界的本源为研究动力，致力于发现一种认识“物的真理”的方法，主要表现为人对物的“探索”；中国以博物、感物与观物为传统的思想，注重人对物的“感受”，与物有着天然的亲近之感，自古便形成了追求“天人合一”的物我和谐生态。中西因理性与感性的思考与研究方式之隔，导致其物论传统中“物我两分”与“物我合一”的差异。由此，面对西方学界近年兴起的物转向，唐伟胜在中国感物传统的基础上做出积极回应，颇具先锋性的提出了物叙事研究的三种模式与物性叙事理论建构的四个角度，开辟了物性书写的中国方案。

一、考察物的三个维度

为深入挖掘物的意义及其叙事价值，结合传统物论与当今物转向的基本精神，第二章提出了“物叙事研究的三种模式”为后文的叙事理论建构做下铺垫，可以发现在三个研究层级的递进中，愈发接近物的本体，为重新审视人与物的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一定程度上可缓解现代人以“自我”为中心视角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物的丰富性”带来的“人被物所控”的焦虑感。

1.物的符号性-文化之物

物的符号性考察，就是将叙事中的物视为一种文化符号，揭示物指向的社会、文化内涵和主客体关系。中国主要以“名物”考证为主，分析古典文学作品中物的名称与文学和社会价值。西方则更聚焦如何书写物的占有及其社会含义。在其他艺术媒介中，如电影的物叙事研究，也多集中在对物的符号性考察，揭示符号-物的隐喻意义。本节尤其提到关于物的消费及物与人物的关系探讨，在梳理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物消费叙事模型”，按照主人公喜欢/不喜欢占有物和主人公与物的积极与消极关系进行分类，区分了四种基本的物消费叙事人物。为更加精准的分析物在叙事中的符号意义提供了研究框架。

2.物的能动性-活力之物

基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与简·贝内特的“物的力量”，提出突破“符号的物”，关注叙事如何再现物的力量、突现物的施事能力，即“活力之物”的叙事研究。在人-物相随的例子中，可以看到人与物相辅相成的关系建构。孙悟空没有金箍棒作为“法器”便无法施展其全部战斗力，而金箍棒离开孙悟空也失去其物的“使用意义”。人之所以区别于物正是因为其制造与使用工具的能力。因此，在人-物相随的叙事中，物反作用于人的情况发生便格外引人注目，物不但能够影响人，人一旦失去此物似乎便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人，此时的物与人早已紧密互嵌，共同存在于一张“行动之网”。这种捆绑式的紧密人-物关系，凸显了物的能动性，以及能够对人施加影响的“物力觉醒”。为当下人们重新审视自身与物的关系提供了理论窗口。

3.物的超然性-本体之物

唐伟胜在物的文化表征与行动者之外，还注意到了以超然姿态出现的作为本体的物。书中指出，“超然”意味着物挣脱语言的束缚，呈现出康德所谓的“物自体”（thing-in-itself)或物性。“叙述超然之物的核心在于人类主体的淡化”正如道家哲学所追求的“心斋坐忘”，以及传统美学对“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审美格调的钟爱 。把“我”从中摘除的忘我境界，将视角转向对物本体的关注，不仅启发叙事学研究者发掘物在叙事中以本体姿态呈现的意义，还为创作者如何运作一个人类存在以外的可能世界，如何形塑物的超然存在提供了灵感。

二、物性叙事的理论建构

第三章开始贴近“物性”，建构物性叙事的理论框架，并在文学作品中逐一得到实践的检验。以往的叙事学理论在面对作为人类活动背景的物时，可轻易破解其相对于人物的叙事功能与隐喻意义，而当物作为叙事主体出现，预设人类为中心的传统叙事学便无从下手。可见，作品里的物召唤着物性叙事理论。唐伟胜教授敏锐的接收到了来自物的信号，发现基于人类经验的叙事学研究已经无法很好的阐释以物为本体的叙事，迫切需要一种崭新的叙事学理论。当把思考的重点转移到物上，视角的转变可以为以物为主体的叙事提供更加合理的阐释。

1.物性的隐现与空间的形成

唐伟胜教授以《北京折叠》中同一个物理空间内三类故事的叙事为例，提出了物性叙事理论的拓扑空间概念，即“空间由物运动路径的网络构成”，指出了物对空间建构的决定性影响。除文学外，该理论在其他艺术媒介的物叙事研究中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如电影中的空间，即故事发生的场景，在叙事中发挥整体基调的奠定作用。而电影场景无非两类，一类为人工搭建，一类为实地取景，无论哪种场景或是对实地的部分改造，都由物组成一种气氛，在电影的视听叙事中承担关键角色。《末代皇帝》中的故宫不仅串联起溥仪的一生，作为文物建筑本体散发的历史气氛与故事感，成为整部影片最为出彩的叙事关键。

2.理论建构的四个维度

试图挖掘物性再现过程中的所有叙事可能性，提出理论建构的四个维度。第一，基于哈曼对物无法完全把握的隐退性与关于物本体的四面物（quadruple object)理论，提出了“无限隐退的物”。以物的实在性缺席与感性特征的凸显，拉取人的注意力，以暗指“诱惑”人看见物的真相。第二，提出通过“罗列物件”、“互为聚焦”与“谨慎的拟人化”实现“万物平等”，从“物-人与物-人对物”三个方面营造出平等的效果。第三，以消灭主义与范灵主义为基础提出“没有人类的世界”，通过人的退场与物性的凸显完成叙事。第四，通过再现物的力量展示“活力的物”，努力表现物在叙事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四个维度的关照，为物在叙事中的觉醒开出一条通路。

三、以物观物的物性书写

主体淡出的无我之境。《邵雍全集》中提到“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即反对将物于我而言的意义附加给物。以我观物“泪眼问花”似的情感投射，将个人化的悲欢离合注入到物，实际上是以物为载体与工具，表达人类的自我。而以物观物中“寒波澹澹起”般的主体退隐，在宇宙性的永恒律动中见出世界的真相，正如日本物派艺术家关根伸夫所说：“世界是物质自我相遇的场所。”

物性的自然澄明。力量只在对比与差异中存在，主体的淡出是为物性凸显做出的铺设。《位相—大地》中挖出的土柱与深坑形在静置中达成了物-物和物自身的对话，在人退场之后的世界中，沉默之物也能开口对话，物性在静寂中逐渐显露。此种力量的凸显不仅是物叙事的方法论，也为其他具有意识形态的叙事抗争提供了全新可能。尤其在性别叙事、种族叙事与历史叙事中，物性叙事策略可以为其提供充足的养分，助力整个世界的平等与和平。

突出物性叙事的重要性不仅在叙事学意义上具有重要价值，对人类的生活与个人的生命意义思考也颇具启发。正如那句印第安谚语所讲，“我们不是从祖先那里继承地球，而是向子孙借用它”。只有当人真正认识到物存在的必要性与物本体的灵性，以平等的姿态直面人以外所有物的存在，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共生，此时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气候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问题也随即迎刃而解。唐伟胜教授在中国传统物论的“以物观物”中，为突破现象之物，抵达本体之物的物性书写提供了中国方案，也为世界与人类的发展探寻新的向度。

四、审美与审物：无功利的童真姿态

唐伟胜教授为物叙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启发性视角，通过对物的文化性、能动性与本体性三个维度的考察，首先建构出了对叙事中的物的关注维度与研究策略。在大量论证分析中可以发现，关于物的讲述大多发生在文学、电影等艺术领域中，在艺术的可能世界中物拥有了更加丰富的存在状态，艺术家对物的具体安置行为成为研究的焦点。康德认为审美是无功利的。如果通过将美的感受转化为“诗意栖居”的生命体验，可以实现人的自由完满。那么，是否可以以审美的眼光审物呢？当无功利的目光投射在物上，当物的实用实用属性与一般符号表征被剥离，其物性便真正得到凸显。此时的物不是普通人眼中的工具，也不是学者眼中的研究对象，而是孩童眼中天真的物，可以与之对话交友的物。而此时的人是否也如孩童般纯真，与物建立起纯粹的“挚友”关系，人性与物性有望在某个瞬间达到完美的和谐，即物我两忘的纯粹物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