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静怡 四川大学2025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之前，之间，之后，之外”——伍晓明教授将这四个具有时空概念的词并置作为书名，并在序言中阐释命名的缘由：相较“上下东西南北”这些传统的固定方位更具有“主观”色彩，在建构起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坐标系的同时，更指向了某个隐秘的特定主体，即观物之人，或者说“观物之我”。此“我”，是现象学意义上的，可以是某一主题也可以是某一主体的理论之“我”。伍晓明指出“我”必须对来到和出现在其前的另一者首先做出“回应”，另一者始终在“我”之前、之间，之后或之外。
那么，本书所论述的核心便是“观物之我”吗？作者借画框与画的比喻揭示：画框既可以用于突出绘画主体，却也构成了画的周围，在某种程度上也削弱了画的主体地位。同理，作为论述核心的主体/主题的意义也是在“之前”“之间”“之后”“之外”这些关系当中流动生成的，所以本书的焦点，与其说是“我”，不如说是“我”如何“回应”这些变化着的关系——循着这几个方位去认识、建构秩序或质疑秩序。全书正是通过五个部分的论述，引导读者在哲学、文学、文化等领域的习以为常的秩序中展开异序之思。
一、“我”与另一者
另一者究竟是什么？与他者又有什么联系？伍晓明教授通过剖析新冠病毒对人的影响，引出了一系列的哲学思考。
另一者不同于常常使用的他者，它与此一者构成一种“对话”、回应的关系，新冠病毒在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中既是另一者，也可以是另一者的另一者，具有第三者即他者的性质。人在面对并不属于自己也并不能为自己所用的另一者时，便试图通过命名等方式将其纳入知识范围当中，减弱其异己性，将其变为同者。而当询问谁是另一者时，就已经暗示一个限定的前缀——对于此一者而言，此一者必须对另一者负责，但另一者什么都不是，无法定义，只是必须做出回应者。
新冠病毒迫使人类被隔离，而距离所带来的孤独又让人类拥有更多反思的时间，对习以为常的生活的反思，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思……在《共同体与个人》《另一者与边界》《替罪与牺牲》这几节中，作者阐述了作为人的“我”，作为人类共同体的“我们”，更需要在对他人负起独一无二责任的过程中团结起来，互相奉献，传递善意。人作为此一者，无法真正去除另一者的异己性，所有事物也并非都按照人的预定筹划运行，所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回应，去承认并尊重另一者，因为没有另一者便没有此一者，这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成为我们。
在本章的最后，作者再次呼吁我们向另一者敞开自身，而非回避拒斥，对赖以生存的环境进行保护，关心爱护另一者，而不是去简单定义区分，无论老幼病残、鳏寡孤独……第一部分有关另一者的论述，已经奠定了本书的思辨基础。
二、“文学”之前，文化之间
第二部分包含两章的论述，第一章阐述“文学”之前的“比较”，即这一“比较”是先于“文学”产生的。作者首先质疑比较文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合法性——他认为其实比较文学不可能独立存在于任何特定文学研究之外，更不可能独立存在于任何特定文学研究之上。通过辨析《论语》当中的例子，伍晓明教授具体分析了古汉语当中“文学”的含义以及与当今所使用的“文学”概念的差异，又通过鲁迅的“比较既周，爰生自觉”的论述逻辑，引出“原始的比较”的概念。
作者指出作为学科而存在的“（中国）文学（研究）”以及在此框架下对于文学传统的发现，本身受到西方文化影响而生成的。认识到有传统，便意味着那么自身与自身便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主体从认识到自身到主动开始比较，也正是因为遭遇另一者。创作也是如此，写作者在创作的时候，无法凭空创造，都会用不同的方式呈现已有的文学文本，这之中也存在着自身与另一者的关系，本质上仍旧是存在依赖关系的，无法完全排除掉另一者。作者最后指出比较文学只能是伦理学——不同语言文化和文学之间的比较文学又必然是居于某一种特定语言中的比较文学，很难有它们之间的语言，没有超越被比较的一切文学之上的中立语或普遍语言。
第二章则是聚焦讨论文化之间的认同、别异、交流的可能。伍晓明教授指出文化交流必须有流出和接受这样双向的过程，继而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的“内”与“外”的概念的探讨，阐释了保持自身在“内”的同时，也需要保持另一者在“外”，以此来维持内外秩序，例如“修文德以远人”，背后是一种征服的行为，也是为了寻求“之外”更多的文化认同，减弱异己性。接下来，作者对“文化主义”这一历来多受到正面评价的概念进行了质疑，对于文化交流这一看似平等输出和输入的词进行了解构。真正的文化交流是因为责任的不平等而决定的，这之间也涉及自我与另一者的关系，这之间不仅仅有对等和互利，还有无论如何都要担负的“绝对责任”，不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另一者，需要真诚地敞开自我和接受对方，由此方能展开更加深入、多层次的文化交流对话。
三、语言之间
伍晓明教授首先在语言和范式的层面展开了辨析，旨在说明语言乃是“范式”之范式。在既有科学范式之外，存在无法被包容的“另一者”，那么该如何面对中国学术的范式危机？作者认为这一危机并非中国内容对西方方法的问题，任何研究方法都有其对象与角度的局限，当承认中国思想也是一种某种意义上的研究对象，以及不存在对中国文化认同的担心，那么研究方法的问题也就并没有那么难解决。当学者们寻找“中国研究范式”时，关键在于我们的作为范式的语言和作为语言的方式的问题，解决语言究竟是研究范式的终点还是工具的问题，“其式虽旧，其命惟新”。
作者关于李泽厚度与无度，无度之度的探讨，则是源于他在阅读李泽厚的著作《历史本体论》中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从对于本体论以及“度”的理解，再论述当以生存为目的时“度”意味着什么、区别人与动物的“度”何在等问题。在作者看来，“度”来自另一者的要求，先从被动地适应再转化为主动地把握以及规范化，逐渐形成代代相传的制“度”。下一章节则又讨论了在学术交流的过程中如何看待思想文化“间”与“之间”的问题，无论是从“外部”解构特定的思想文化，还是“内部”解构，很多已有的从一种语言翻译为另外一种语言的概念，都需要重新检视，这是解构的开始，以此欢迎另一者的到来也将自己呈现给另一者，当然在这背后，还有很多关于思想的此一者和另一者的思考。这一部分充分展示了基于语言的异序之思。
四、经典之间
第四部分作者致力于重读《论语》《孟子》等经典当中耳熟能详的句子，去重新理解孔子的问与知，看到其中的此一者与另一者之间的关系，比如被提问的孔子与提问的乡野之人。作者指出被提问的人有回应的责任，在回应别人提问之时，也能让自己向自己提问，始终来自另一者的问题将帮助人们更加积极地思考，获取更多的知识。对一个真实的问题的应有姿态，是承认自己的无知，用“叩问”的方式，既不盲从权威也不随意应答。伍晓明教授讨论了在阅读那些已经被“千淘万漉”的经典之后，我们如何积极思考，写下更多有新意的东西，当然经典所能带给我们的远不止于此。
接下来的章节作者又用中西对话的方式谈论了许多经典中的概念，“感性之心”“恻隐之心”等，呼吁我们对他人负起责任，有“是非之心”，共同维护人类的和平，将思考又上升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
五、翻译之后
最后一部分，伍晓明教授继续展开关于“另一者”的辨析与探讨，用《中庸》这一经典的翻译问题，让读者从“之后”这个视角再来思考汉语文本在翻译之后的回译问题，到底是“毫发无伤”，还是已经“伤筋动骨”，作者从假定原典已经丢失这一角度生发思考，用具体的“诚”这个字的翻译，也邀请读者一起来思考这一问题。原典与译文的对读中，翻译回译早已不是单纯地将语言转化，而是更深层次的“文化互动”，作者又在此“互动”中看到了馈赠者与接受馈赠者的角色的不协调，也为中西文化交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五大部分的生动阐释，层层递进，从“另一者”这一概念的提出，到在文化、哲学、文学、语言等领域的举例说明，展现了伍晓明教授深刻的异序之思，他不仅呼吁读者作为人的此一者，为自我之外的另一者回应并承担责任，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之前，之间，之后，之外”的思考角度，让我们在面对习以为常之事之时，移动步伐，共同构建与反思这一领域的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