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对物质污染和符号污染进行了比较，前者指生活基本资源的污染，即水、土壤和空气的污染；后者指符号过程中基本资源的污染，即渠道、符号物和信息，代码、能指和所指，以及语境、发送者和接受者的污染。文章指出，符号污染干扰了符号过程，正如物质污染干扰生活的基本过程一样。就其能够对当前社会的人们制造压力而言，这两种污染是相似的。文章认为，符号学能够提供必要的概念工具，用来制定可以减少符号污染的政策。然而，正如文中所述，要使符号污染的一般概念（如“与渠道相关的干扰”、“与指号过程相关的干扰”、“与情境相关的干扰”）可操作化、标准化，尚需进一步的研究。

关 键 词 符号学/符号生态学/符号污染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就已意识到环境污染给我们的生活质量所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压力，有关此问题的讨论也不绝于耳。现今，当人们论及“污染”时，他的意思是指：

    (1)河流、湖泊和海洋因工业废弃物和肥料而毒化；（注：Gourlay,Ken A.,1988.此为多斯特附言中的内容。）

    (2)土壤因重金属和农药而被玷污；（注：Lagadec,Patrick,1987,Reiser,Bernhard;Mertzloff,Simone,1988.）

    (3)空气因工业排放物和汽车尾气而充满烟雾。（注：Koch,Ekkehard,1983;Wolf,Winfried,1988.）

    因此，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污染，是指生活基本资源因遭到玷污而导致的物理性的变质恶化。污染之所以被认为是一种威胁，是因为：

    (1)它危害了人类和其他高等生物基本的生活维系过程；

    (2)它发作缓慢，不可探测，一经发现，已经为时已晚，几乎无法再去弥补损害；

    (3)那些生产和消费过程的初衷是为了使生活更容易些，但自相矛盾的是，恰恰是它们把人们的生活搞得越来越困难。

    然而，这种“污染”概念已不足以解释我们的生活质量所遭受的这些压力的重要致因。关于污染的普通概念因符号污染概念的出现而成为有争议的问题。

    　　1.符号污染

    以上所述的各种威胁性因素正以爆炸式的方式相互组合，它所影响到的已不仅仅是诸如吃喝呼吸之类的基本的生活维系过程。今天，它还影响到人们相互交往这一更高层次的需求能否得到满足。高度发达国家的居民已经备感挫折：

    当他们一早起来查看邮箱时，却发现他们的重要邮件被淹没在广告信件的海洋里；

    当他们坐在电脑前准备开始工作时，却发现成百上千不请自来的邮件等待答复；

    当他们不得不给某个代理人或管理部门办公室打电话时，却发现电话要么总是占线，要么无人接听，或者是留言电话；

    当他们想要采取行动时，却发现总是不得不事先向律师咨询一下法律上的障碍和风险；

    当他们想要应聘一个工作时，却发现必须要填写一份充满着无数毫不相干问题的问卷；

    当他们被迫签署一份购买合同时，却发现不得不仔细阅读长篇累牍的以小字体印刷的所谓相关情况下不宜使用本产品的客户须知；

    当他们拿到处方药物时，却发现包装盒上的信息不但晦涩难懂，而且大段大段地写满了药品的禁用对象、服用风险和副作用。

    在我们的社会，几乎所有以使生活更加便利为初衷的发明创造，最终都适得其反：它们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正如污染妨碍了基本的生活过程一样，困扰基本符号过程的正是我们的符号资源所遭受的污染。因此，将符号污染与物质的环境污染作类比看来是恰如其分的。

    与环境污染类似，符号污染也被认为是一种威胁，因为：

    (1)它危害了工业化国家人际交往的基础；

    (2)它发作缓慢，不可探测，一经发现，已经为时已晚，几乎无法再去弥补损害；

    (3)那些符号过程的初衷是为了使人际交往更加便利，但自相矛盾的是，最终恰恰是它们阻碍了人际交往。

    　　2.作为符号资源的指号过程中的要素，以及这些资源的污染

    一个复杂的人际符号过程（指号过程）的起始点是发送者，在给定的背景下，他将某一信息传送到某一接收者那里，这是通过使用恰当的渠道并从通用代码中选择一个适合于该信息的所指而完成的。所指通过代码的方式和能指联系起来，而能指通过制造合适形式的符号物来为人们所认识。如果所有这一切都按照发送者的意图发生，接收者就能通过渠道感知到符号物，并且认知到这是一个能指，再通过解码，指向一个所指。了解了所指及信息传送的语境之后，接收者就能将该信息重新复原出来。（注：Posner,Roland,1989,p.245.）

    总之，这些相关过程是相继发生的，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时发生的：为了选择合适的所指，必须了解被传输的信息；为了识别能指，必须了解所指；为了制造符号物，必须了解能指。这样，从信息到所指，从所指到能指，从能指到符号物，经过这一系列的转换，就构成了信息的发送过程。至于接收过程，其发生顺序则正好相反，如果没有干扰，接收者所收到的信息就会和发送者所要发送的信息是一致的。

    转换的类型多种多样。发送者将信息转换为一个所指，以及接收者将这个所指又转换为信息的过程，都是一种有赖于背景的不明推论的语用学过程，（注：Wirth,Uwe,1995.）这还包括发送者在认识了能指之后对符号物的制造，以及接收者从这一符号物中重新还原所指的过程；相反，发送者将能指与所指联系起来（编码），以及接收者将所指与能指联系起来（解码）的过程，是演绎推论的语义学过程。（注：Prieto,Luis J.,1972,p.23.）

    综上所述，每一个符号过程都包括下列要素：发送者、接收者、语境、渠道、符号物、信息，以及具备其能指和所指的代码。为了比较物质的和符号的污染，有必要将这些要素视为符号过程的资源。

    这些资源中的每一个都可以被污染：（注：Prieto,Luis J.,1972,pp.50～58;1975,pp.49～60.）

    (1)渠道中过度的干扰程度（参见下文第4节）会阻碍接收者识别由被选定的发送者所制造的符号物，这将中断以后所有的下级过程；

    (2)即使干扰并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它也会污染符号物，在一定程度上使之有失简明。在无代码的指号过程中，（注：Posner,Roiand,1997,p.234.）这会妨碍接收者探知该信息。在有代码的指号过程中，这会阻碍对能指的认知，并且所有有赖于对该信息的探知的下级过程必定会归于失败；

    (3)能指也有可能遭到污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无法将它与同一代码或不同代码的其他能指区分开来；

    (4)一个被污染的所指与代码的其他所指没有明确的关系，因此，不利于对有意义的信息进行复原；

    (5)信息被污染的情况是指：它不能轻易地与所指建立对应关系，或者不适合于指号过程各方的语境；

    (6)代码污染有两种情况：一是它的能指（语法区）或所指（语义区）被污染了，二是语法区和语义区的相互关系模糊不清。（注：Prieto,Luis J.,1972,p.45;1975,p.27.）如果代码中存在太多的可以指代多个所指的能指（同名异物），就会出现后一种情况；

    (7)语境被污染的情况，或者是指号过程的各参与方把截然不同的情况考虑进去，或者是各方在信息和所指（在无代码指号过程中则是信息和符号物）之间进行相互翻译时对它们共有的情境进行了不同的构造。对指号过程的各参与方而言，哪些情况应该被视为信息发送和信息接收的语境，通常并不十分清楚。结果，发送者不知道应该为信息挑选哪个或哪些所指，而接收者不知道应该从所指中汲取哪个或哪些信息；

    (8)甚至发送者和接收者也可能被污染。当他们不会使用必要的渠道或代码时，或者无法推断正确的语境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和物质资源一样，符号资源的污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转换使用其他同类或不同类资源来弥补：

    (1)在嘈杂的环境中，可以从听觉渠道转换到视觉渠道上，用手势而不是言语进行交流；

    (2)当噪音过多的时候，要十分谨慎地把符号物表达清楚，以便能指在充满噪音的情况下仍然能被识别；

    (3)当某个能指容易被误解时，要增加能指的数量，以便它们可以为解码过程提供附加的线索；

    (4)当所指不清时，要把接收者的注意力引向可以澄清它的语境；

    (5)当常用的代码在要表达的语义领域变得模糊不清时，比如，由于这个常用代码从不用来处理这个既定的主题，就要转换成另外一个代码；

    (6)当发送者和接收者有可能对符号过程的语境作出不同评价时，就要选择那种可以不依赖语境就能得到解释的表达，即要阐述得更为精确，从而增加用于沟通的所指的数量；

    (7)当人们认为指号过程的各方不能进行有效的指号时，那么就让情景自己说话吧。

    　　3.渠道污染的两个例子：光线和声音

    在符号渠道中，可以比较容易地对物质污染和符号污染的类似之处进行详细阐述。物质资源比如空气和水就经常被用来作为符号渠道本身。因此，物质资源之上的重负就对那些以这些资源为渠道的符号过程产生了负面影响。几乎是所有依赖于被污染渠道的符号过程都受到了干扰。

    在现代工业社会，烟尘干扰了视觉渠道，工业噪音干扰了听觉渠道，汽车尾气的排放干扰了嗅觉渠道。这三者都是物质引起的（物质和）符号污染。而相反的情况也有可能：一个在符号意义上承受重负的渠道可以导致物质污染。符号引起的物质（和符号）污染的例子是几种通过光线（注：Schmauks,Dagmar,1997.）和声音（注：Honkasalo,Antero,1996.）的污染。

    很长一段时间，人类活动的空间和时间范围是有限的，因为大多数活动只能在白天进行。发现并保存火种的技术使得黑夜和封闭的空间也能像白天一样成为符号过程的空间。但几千年来，以火为基础的光线资源，比如木屑、蜡烛和油灯，都如此昂贵，以致大多数人还是保持天一黑便休息的习惯。直到19世纪末相对比较便宜的电能将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人类日常活动从白天解放了出来。今天在所有的工业国家，城市彻夜灯火通明，即使地下室也光线充足；视觉符号过程不再有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然而，取而代之的却是符号的限制。

    用电的光线来加强视觉感受，这增加了能源的消耗。这需要建造以煤和油为燃料的火力发电厂，而它们又转过来污染了空气，从而影响了视觉渠道。然而更重要的是，光的过度使用本身就成了一个问题。光，本来是用来帮助看物体的，却让夜晚变得如此光亮，常常被看成是一种干扰。四处发散的光线干扰了天文学家的工作，因为大城市附近几乎看不到星星。成群的候鸟当接近一座不夜城的边缘时就迷失了方向。人们因光线而提高的活动自由度换来的却是视觉感受的贫乏。在城市里，很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从未见过满天星星的天空，而许多成年人惟一一次看到银河是在天文馆中。

    光线的过度使用不仅会使视觉符号过程成为可能，也会阻碍它们（光线污染）。同样，听觉符号过程的高度集中也可以产生与意图相反的结果（声音污染）。你若夜间经过一个突尼斯的村庄，会被此起彼伏的犬吠声惹恼。那里很多人家都养狗，以警报夜盗的到来。狗本来是为了加强安全的，然而，当狗的数量逐渐增多时便事与愿违：狗的叫声四起，当然不是因为夜盗一直在不断地出现。这种连续不断的吠声不仅干扰了其他听觉符号过程，而且违背了其初衷：一直在报警的信号是不会被当回事的。这种情况可称之为符号引起的声音污染。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印度的大都市地区。有许多信号帮助人们在交通中确定方向：行人的口哨、自行车的铃声、机动自行车和摩托车的手动喇叭、小轿车和卡车传声很远的电动喇叭、有时候甚至还有火车的长鸣。这些信号也许驾车的人可以分辨出来，但对居民而言，它们就是一种持续的嘈杂，让人连自己说什么都听不到。和突尼斯村庄里的犬吠一样，这种起初成功的指号形式由于它的持续不断和非间歇发生而变得无效。

    上述情况在欧洲的大城市里也存在，但是在那里已采取了补救性措施。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限制声音信号的法案已不足以减轻交通噪音的程度，人们开始建造隔音屏障。但这又带来了其他问题：噪音屏障同时也是视觉屏障。（注：Rohrmann,Bernd,1984,p.198.）居民们不仅被夺去了原有的平和安静，还被阻断了原有的广及周围区域的视线。那些寻求视觉多样性的人只好去求助家里的“新媒体”：电视和录像机。

    此类环境保护措施在其他渠道中也可以找到。一开始博得人们喝彩的从空气污染型公交车向有轨电车的转变需要在半空中架设接触电线。然而，游客若乘坐这样的交通工具去参观历史建筑和纪念碑，就会有一种受骗的感觉，因为头顶上的接触电线破坏了建筑物的景观，也损害了它们的历史语境。这种情况下，污染便从嗅觉渠道向视觉渠道转化了，另外还造成了符号语境的破坏。

    　　4.所需要的研究：对与渠道相关的、与指号过程相关的、与情境相关的干扰的考察

    上文已经说明，在当今人口密集地区困扰人们的不断升级的压力，不仅应归因于物质的污染，还应归因于符号的污染。要减轻这种压力，仅仅让人们去注意那些污染的极端事例，或者仅仅去抗议那些对个人造成影响的问题是不够的。必须制订出行动的综合标准。原则上讲，符号污染也与物质污染一样是可以被客观识别的。重要的是要开发出一种可靠的方法，来测量单个资源（每一种指号要素）的污染水平以及它对总体污染水平的贡献。

    现今缺少的是足够详细的模型，用它来达到以下目的：(1)测量各种符号资源的污染水平；(2)比较这些测量数据；(3)确定它们各自对总体符号污染的贡献；(4)确认阈值的价值。黑尔马•弗兰克（注：Frank,Helmar,1998.）指出，20世纪60～70年代信息理论在控制论领域所进行的研究已经为此奠定了基础，而信息心理学则使一系列的应用成为可能。然而，从那时起，在为满足符号环境保护的要求所需进行的研究中存在的缺漏就几乎没有减少过。

    我们不妨以渠道为例。信息理论试图用干扰概念来测量渠道污染。干扰是指由并非来自接收者所选择的发送者的符号物所带来的渠道的污染。（注：Cherry,Colin,1967,p.245.）反映在技术媒体中干扰的实例就是电话里的沙沙声、收音机的大气干扰和电视机屏幕上的雪花。

    与渠道相关的干扰程度的高低，除了光线和声音污染外，还可以通过嗅觉、味觉的加重程度，以及皮肤的瘙痒程度来识别。

    普遍认为，环境之上的符号压力的增长与渠道的数量以及它们负重的程度成正比。（注：Frank,Helmar,1969.）但是应当指出，特定渠道中并不是每一种干扰程度的提高，也不是每增加一种渠道都会增加个体所经受的总体压力：（注：Lazarus,Richard S.;Folkman,Susan,1984.）

    (1)在火车站里播放电视节目无疑会增加候车乘客视觉渠道的压力。但是，一个足球节目可以减少他们的总体压力，因为它可以使他们暂时不去注意其他进进出出的乘客的嘈杂活动；

    (2)办公室或商店里不停息的背景音乐造成了听觉渠道的压力，但是，它可以营造一个轻松的氛围，帮助在场的人更好地应付其他压力；

    (3)类似地，香味影响了嗅觉渠道，但它可以用来遮掩不好闻的体臭；

    (4)餐厅里，一种特制的混合调味品可以让有些走味的原料符合就餐者的味觉要求；

    (5)诊所中，护士打针时通常突然用手施压，以转移病人对针刺的注意力。

    当在一个渠道中一种信号出现，并同时覆盖了相同渠道中其他信号时，我们就说前者掩蔽了后者。上面所列举的分别是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掩蔽的例子。（注：Loeb,Michel,1986,pp.48～79.）掩蔽可以防止人们感受到那些产生压力的符号物。尽管给渠道增加了负担，但掩蔽可以减少总体的压力。

    人们所想要的掩蔽和干扰性的掩蔽可以对一个人的压力水平产生不同的影响，这表明简单地分析渠道中的干扰程度是不足以确定符号压力的。人们还必须考虑干扰的类型。

    另外，将掩蔽的概念扩展应用到不同渠道间的符号干扰上（注：Loeb,Michel,1986,p.48.）也是有意义的。这样，符号压力就不能仅仅靠一个渠道中的干扰来确定。不是来自接收者所选择的发送者的符号物也可以通过所选择渠道之外的渠道到达接收者，并以这种方式影响对原本要接收的符号的接收。讨论课上学生与指导老师的沟通可能会受到隔壁房间噪音的负面影响（同属听觉渠道），还有反射在窗玻璃中的大街上人们的活动（视觉渠道），以及他们的不舒服的座椅老是硌他们的后背（触觉渠道）。

    因此，建议应该扩展干扰的概念。广义而言，干扰就是所有那些符号物，它们并非来自意定的发送者，不是经由所选择的渠道，并且干扰了意定符号物的接收，而不论这种干扰是从哪个渠道来的。（注：Fiske,John,1982,p.8.）这一概念说明，除了与渠道有关的干扰的程度，还必须考虑与包括所有渠道的整个指号过程相关的干扰程度。与指号过程相关的干扰是在一个特定的符号过程中各渠道干扰程度的加权和。加权是为了在对一个具体的人所经受的符号压力作出结论时，个体情况能被考虑进去。

    但是，我们的健康不仅依赖于某个具体信号过程中压力的有无，更依赖于整个情境，以及这一情境中我们所遇到的符号。为了识别这一情境并确定它的符号负重，必须长期地观察整个渠道的集合，不要仅限于一个符号过程之内。例如，一个人走出家门，看到一盏路灯和过往车辆的灯光，听到经树木弱化的交通噪音，闻到微微的落叶发霉的气味，同时，感觉到左手中公文包的重量。这一连串的印象形成了一种背景，以后也许这个人和他的同伴之间会发生更为具体的符号过程，但都是在这一背景中进行的。高级的符号学应当能够确定所有渠道中平均的总体干扰程度，这是这两个人如果要进行对话所必须克服的。

    高级符号学还必须能够比较产生不同符号压力的不同类型的情境。人们想要对另一个人说并且也可以说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所处的情境：是在小城镇中心的办公室里，还是在大都市的一条街道上，是在一辆遭逢交通堵塞的车里还是在一辆奔驰在高速路上的车中，在森林中，在海滩上，抑或是在群山之中。与情境相关的干扰的程度可以被理解为平均的总体压力，它来自于在特定情境中可能发生的任何符号过程中的所有渠道的干扰程度。构成某个具体情境下所经受的压力的是，与情境相关的干扰的程度以及所涉及的人的个体情况。

    综上所述，研究者们有责任研发出必要的工具，以使与渠道相关的、与指号过程相关的以及与情境相关的干扰可操作化、标准化。为了有效地测量符号污染并抵制它，这种基础工作必须要做。

 

 

 

【参考文献】   

    1.Cherry,Colin,1957,On Human Communication,Cambridge,MA:TechnologyPress.1967年版为德译本的第2版。

    5.Gourlay,Ken A.,1988,Poisoners of the Seas,London and New Jersey:ZedBooks.德译本于1988年出版，内有多斯特(B.Dorst)所写的最新附言。

    6.Honkasalo,Antero,1996,Environmental Noise as Sign,Semiotica,109,1～2:pp.29～39.

    11.Posner,Roland,1989,What Is Culture?Toward a Semiotic Explication of Anthropological Concepts,in Koch,W.A.(ed.),The Nature of Culture,Bechum:Brockmeyer,pp.240～295.

    12.Posner,Roland,1997,Pragmatics,in Posner,R.;Robering,K.and Sebeok,T.A.(eda.),Semiotik:A Handbook on the Sign-Theoretic Foundations ofNature and Culture,Berlin and Now York:de Gruyter,vol.1,Art.4,pp.219～246.

    13.Prieto,Luis J.,1966,Messages et signaux,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德译本于1972年出版。

    18.Wirth,Uwe,1995,Abduktion und ihre Anwendungen,in Zeitschrift für Semiotik 17.pp.405～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