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音乐传播符号学》书评：影视OST与AI音乐的对照分析

孙晖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学院25级艺术学硕士 

导言

在当代文化研究的星图中，流行音乐始终是一颗闪耀却难以被完全捕捉其轨迹的星辰。它既是全球资本流动中最活跃的商品，也是个体情感最私密的寄托；既是技术革新最前沿的试验场，也是集体记忆最顽固的储存器。在这个难缠的“对手”面前，在国际符号学领域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大陆符号学者——陆正兰教授，在她的这部专著《流行音乐传播符号学》中，陆教授大胆地做出了自己的理论雄心与框架建构，并为我们带来了一张诱人的“藏宝图”——她从查尔斯·莫里斯那里引入了对符号的划分：符形（syntactics）、符义（semantics）以及符用（pragmatics），来开展她对流行音乐传播相关研究。不仅用此来分析流行音乐自身的复杂结构，更将其意义的生产与流通、以及当代流行音乐对我们社会日常生活的诸多功能乃至其背后的控制力量等，综合在了一个清楚但富有弹性的统一框架下，为所有流行音乐的考察者、研究者，甚或更广泛的受众提供了一个思考与理解这一课题的新角度、观点与观念框架。

在这篇小书评里，笔者将探讨研究陆正兰教授的理论视域而做一场思想之旅。通过梳理与激活陆教授的理论框架之后，将其应用于两个极具代表性的当代音乐传播案例：一是传统性音乐媒介融合当代媒介的影视原声配乐OST（original sound track），以汉斯·季默为电影巨著《星际穿越》创作的《原野追逐》为例；另一例则是作为技术前沿与伦理焦点的人工智能（AI）生成音乐，以索尼公司的人工智能音乐创作项目《Daddy’s Car》为样本。我们以对的理论回顾与具体案例的深度剖析为方法论。除了呈现陆著在把握与处理如索绪尔与皮尔斯、巴特等经典符号学传统之时所透出的成熟技巧与独创转化之外，还力求评述该理论建构在数字新媒体与人工智能背景之下的当代音乐生态中，所展现出的杰出解释力及可能存在的理论盲区。我们的视角是批评和建构一体的：一方面既肯定陆教授立论的系统性及其学科交叉研究的卓越性，另一方面，又以具体的个案为例子，反思在极速多变的当今时代，在如今数字新媒体时代及其人机共生性的语境下，在种种挑战、变局、困惑、难题和盲点中，重新考量其理论框架适用性及拓展的方向性。

一、 理论基石与框架建构：从经典符号学到音乐传播的“三分法”

陆正兰教授的理论深深扎根于现代符号学肥沃的土壤，但却并非简单套用，而是进行了针对音乐特殊性的“理论移植手术”。她敏锐地捕捉到，流行音乐作为商品的艺术表现形式，“显然不是一种自足、封闭式的艺术文本”；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创作、表演、录制、传播到最后的接收、消费和再创造……”。相较于侧重于抽象语言分析的索绪尔的“能指－所指”的二元模型，莫里斯的符形、符义和符用的三分法，显然更为适合把握此种动态性过程。

1. 符形学：超越乐谱的“超音乐”文本

在这个体系里，“符形”并不仅仅指向那些被音乐学注重的东西，比如旋律、和声、节奏和曲式。她把“符形”扩展成了一种立体、丰富、综合的符号表征系统。这不仅包括歌手演唱时的声音质量、演唱中比较常用的发声方式（气声、嘶吼等）以及乐器演奏的质感，更包括了MV的视觉叙事、现场演出的舞台设计、服装造型，乃至唱片封套的美学风格。她将歌曲的录制过程与MV进行捆绑，作为一个视听的整体符号来把握，一首流行音乐不只是听觉的，也是视觉的体验。现场舞台中的布景、灯光、歌唱演员穿着的衣妆等，同样在此考虑之内。举一个很简单但却非常恰当的例子：如果你钟爱一支摇滚乐队，那么你一定会被乐手的拨片触及电吉他琴弦发出的失真音色深深吸引——这是一种“符形”；但是另一方面，你也很难忘记此乐手穿的皮夹克上的金属钉群。这样的琐碎强烈的图像与声音，指向的是某种类型化的文化形象，表达的是他们“不羁”、“糙砺”等的文化姿态。这种“符形”的膨胀，体现了皮尔斯符号学中“表征物”的无限丰富性，也回应了罗兰·巴特对“形象修辞”的关切。在流行音乐里，符形本身就是一场感官的盛宴，是吸引注意力的第一道关卡。

2. 符义学：意义的浮动与“神话”的编织

“符义”，陆著除了比对字面歌词之外的，更强调音乐如何引起情感、定义身份、指涉文化。在这里，索绪尔的“所指”被注入了历史和文化维度。一个乐音的意义并不是永恒固定的，在不同的语境或者接受者眼中会不断“浮动“。比如一段布鲁斯音阶，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可能代表黑人的苦难号子，而在今天的中国某个酒吧中，它却只是显示一种“时髦”的都市态度。

陆教授还非常巧妙地引进了罗兰·巴特神话理论。流行歌曲是制造一系列“现代神话”的最优秀的产房。例如“摇滚”不只是作为一种类音乐风格（一级符号），还作为一类“反抗、自由、”的神话（二级符号），它们被唱片公司、专业音乐人与歌迷们共享与守护。当一位青少年戴起一副耳机，按下播放键聆听皇后乐队的专辑时，他消费的不仅是声音，更是这个神话所承诺的身份认同与情感归属。于是符义，便是揭示音乐是如何对社会意识的建构产生关键性影响的。

3. 符用学：权力的场域与社会的功用

“符用”才是陆教授书中更为重要的部分。它关心音乐是如何在一个真实世界的社会关系里面去使用的，或者它实现了怎样的社会功能。在这里，音乐不再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审美对象，而是被视作一种社会行为、文化资本或者是政治权利实践的媒介。例如粉丝利用不断重复播放、购买唱专辑片、创作同人歌曲作品让自我排除“圈外人”的感觉；有品牌号召力的广告商利用特定曲风为商品贴上情感标签；国家机器用进行曲规范大众的身体，在颂歌的合唱歌声中激发起人民的集体认同性。

陆教授将流行音乐产业本身视为一个巨大的符号生产与消费装置（即流行乐产业）。因此，“符用”的讨论是一种“权力”的分析讨论，其揭示了音乐是如何在一个文化逻辑与消费主义的框架当中，进入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脉络，并转化成为了人们能对自身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的身份进行协商的中介物。就像广场舞神曲跟奥运会主题曲二者的相比，其“符用”价值是天差地别，背后也是截然不同的权力结构与意识形态诉求。

至此，陆教授通过这三大支柱的搭建，将流行音乐从狭义的“听觉艺术”的定义中摆脱出来，将其定位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深嵌于社会肌理之中的“文化符号系统”。这一框架，为笔者以下两个案例的分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 案例分析一：影视OST《原野追逐》——符形、符义、符用的完美共振

汉斯·季默的电影配乐《原野追逐》是一支可以证明“陆正兰式三分法”的成功案例，《星际穿越》这部电影的巨大影响力，有相当一部分正是这部音乐作品所带来的。而这部作品本身，也是一个成功的、强有力的音乐符码，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强大的文化传播力。

符形分析：极简主义结构与“太空音景”的构筑

《原野追逐》的符形设计极具巧思。没有繁难曲折的织体，只有简单的动机重复与堆砌，仅有的寥寥几个的音符空灵地、循环地奏响。在作品一开始就由管风琴键盘上反复演奏的几对音符所展现，让乐曲的核心动机随着音量提升而重复不变。管风琴这一古老乐器的选择本身就是一个精妙的符形——它既带有教堂般的神圣感，其庞大的物理体积和复杂的声学特性又赋予它一种近乎宇宙尺度的恢弘与神秘，制造了“从寂静到崇高“的听觉推进。而后，弦乐部用一种卡农式的声势渐渐加进，越来越多的细节铺陈进来，仿佛整个宇宙在我们面前展开。由简单到丰富的符号结构安排绝不是任意妄为之笔，它完美地契合着电影的画面和情感——那正是电影中库珀驾驶飞船从地球起飞、冲开大气层、驶向太空的视觉叙事与情感曲线。节奏稳定而持续，如同飞船引擎的脉动，营造出坚定不移的推进感。这里的每一个符形选择都是至关重要的——音色、旋律、节奏——都不是孤立的，它们共同编织了一张巨大的感官之网。

符义生成：从声音到情感的“联觉”映射

这首曲子的符义，紧密地与其符形和电影叙事绑定。空灵的管风琴，其“能指”指向了“未知”、“神圣”与“超越”，完美契合了太空探索的主题。循环往复的旋律动机，则“所指”着时间的循环、命运的必然以及人类在宏大宇宙规律面前的渺小与执着。

当这种符形与电影中的父女分离、穿越虫洞、时间膨胀等具体的情节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其符义就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和具体化：它不再仅仅是“空灵”、“宏伟”、“雄伟”，而是“父爱在时空维度上的拉伸和坚守”、“人类面对未知勇敢求索的勇气和激情”或是“人类在浩瀚天际下的一次次心伤与忧惧而又不渝探索的希望”；听众即使脱离原本的电影，也可从中得到这样的联觉体验：“看到了闪烁着奇异光芒的星辰、感到无处不在的失重、听到遥远深邃的空间里父女一次次的心跳声，体会到到甜蜜的乡愁与心碎的牺牲”。这正是音乐之美，它绕过思维之理性而直达情感的心坎。

符用实践：从影院到短视频的“意义迁徙”与社群建构

《原野追逐》的符用价值，在电影问世之后迅速被引爆，它首先变成了影迷群体的一种“暗号”和“情感货币”。在 YouTube、B 站等平台上，这首曲子被大量用户反复作为视频背景音乐或创作线索——有许多人把它运用在世界万物、自然宇宙、天人关系或伦理亲情等各类主题的视频中。按照德·塞托关于“ braconnage”（偷猎/poaching）的论述，这种现象可以被视为一种典型的“符号偷猎”：受众并非被动复制原作，而是以战术性的挪用把音乐符号“偷走”并重新嵌入自身语境，从而产生新的叙事与情感指向，于是完成了对原文本的二次创作与意义再生产。

在此过程中，这首曲子的符用场域从电影院延伸至个人的数字空间，其功能也从“烘托电影叙事”转变为“标记个人情感”、“构建审美身份”和“寻求社群认同”。例如，一个使用《原野追逐》作为BGM的航天科普视频，其创作者和观众通过共享这一音乐符号，无形中确认了彼此对科学与探索精神的共同推崇。

至此，这首曲子完美地演绎了陆正兰理论中符形、符义、符用三者如何形成一个闭环：精妙的符形设计催生了丰富的符义解读，而这些解读又在具体的社会使用（符用）中被不断激活、修正和传播，最终反哺和巩固了该音乐符号的文化价值。

三、 案例分析二：AI音乐《Daddy‘s Car》——符号生产的主体性危机与“怀旧”的神话

“AI音乐”的兴起与大量发布，给陆教授的理论框架提出了新问题——一种几乎以悖论的形式存在的现象：AI音乐的确拥有音乐的符形，但其符义与符用却因创作主体的“非人”的属性而变得异常复杂。

符形生成：算法逻辑下的风格拼贴

索尼公司CSL研究所的《Daddy’s Car》是AI音乐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其符形生产机制完全不同于人类创作。该公司的Flow Machines研究系统通过分析数千首六七十年代的流行歌曲（尤其是披头士乐队的作品），学习其中的和声进行、旋律走向、节奏模式等“风格特征”，然后基于概率模型生成新的旋律与和声。而《Daddy’s Car》则是集中分析披头士乐队作品的结果。它是一首在符形上高度“披头士化”的歌曲：轻快的节奏、简洁的吉他Riff、明朗的大调色彩。

然而，这种符形是一种统计学的产物，是“平均美”的体现。它缺乏人类创作中那些“不完美”的灵光一现、那些源于生命体验的突兀转折。正如乐评人Paul在The Paris Review 所评述的那样，它“旋律悦耳，却更像模仿拼贴”。其符形是精致的，但也是空洞的，因为它背后没有一个意图明确的表达主体。

符义解读：“对不存在的记忆”的怀旧

这正是AI音乐最值得被深思的符义特征。当听众听到《Daddy‘s Car》时，产生的不是对某位艺术家具体情感的共鸣，更多是一种“对不存在的记忆的怀旧”。我们感到熟悉，因为它精准地复现了六七十年代之时的音乐“语法”；我们又感到陌生，因为它不与任何真实的历史时刻、任何具体的文化运动相关联。

这种符义，完全是由接受语境和伴随文本来决定的。媒体在报道时，必然会强调其“AI创作”和“披头士风格”这两个标签。听众于是带着“聆听一个AI模型如何模仿披头士”的前理解进入作品。其符义的核心，从“表达情感”偏移到了“展示技术”和“模拟风格”。音乐本身的情感内容被掏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关于技术能力的“元叙述”。它成为一个“拟像”（鲍德里亚语），一个没有原件的副本，其意义在于它完美地模拟了“怀旧”这种感觉本身，而非承载了任何真实的怀旧对象。

符用场域：技术奇观与产业革新

AI音乐的符用，也与传统人为创作的音乐大相径庭。《Daddy’s Car》的首要功能并非审美或是情感慰藉，而是作为一项“技术演示”或者说“话题事件”。这首歌曲的发布，旨在展示索尼在AI领域的技术实力，引发公众和业界对音乐未来图景的讨论。其价值更多体现在新闻价值、科研价值和品牌营销价值上。

另外，在产业层面，诸如网易公司“天音”这样一系列的国产AI音乐平台，其符用指向了“去技能化”和“降本增效”。它允许几乎没有音乐知识的用户“一键生成”歌曲，用于短视频背景、广告配乐等对原创性要求不高的场景。这时，音乐符号彻底沦为一种可定制、可批量生产的“文化快消品”。至此，陆著中提到的“流行音乐工业逻辑”在这里就被推向极致：符号的生产效率与成本控制，压倒了其艺术表达的深度与独特性。AI音乐的符用，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与技术合谋下，音乐艺术可能面临的“过度符号化”的危机——即符号的外壳（符形）被无限精致地复制，而其内在的生命体验（符义）与人文价值（符用）却面临被悬置的危险。

四、 对比分析与理论反思：框架的适用性与时代的挑战

将影视OST《原野追逐》与AI音乐《Daddy‘s Car》置于陆正兰教授的框架下进行对比和讨论，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该理论的解释边界，以及可能存在的亟待补充之处。

共性揭示：框架的普遍有效性

首先，陆正兰教授的“三分法”对于这两种案例无疑是异常强大和适用。无论是人类创作的OST还是AI生成的音乐，都能分析出可辨识的符形，都会在一个语境之中产生符义，并在社会与文化之中得到符用。这一框架成功的关键之处在于，它剥离了创作主体的神秘性，将音乐首先视为一个可被解析的符号对象，这使得它对迥异的文化现象保持了开放的分析姿态。

差异凸显：主体性、语境与算法中介

然而，两者之间存在的深刻差异，也恰恰指明了陆著理论在新时代可能需要拓展的方向：

创作主体性与符号的“灵韵”：《原野追逐》中的符号意义，和作曲者汉斯·季默的创作意图相关，与他和导演诺兰的密切协作、合作相关，这背后就是“作者”的“灵韵”（本雅明语）。而 AI 音乐则是导致“作者之死”的一种极致表达——不是巴特所提出读者诞生的前提，而是所谓的“作者”从一开始就根本未存在过。那么我们面临符义分析之中不可回避的、对“意图性”的讨论时，而如若人类意图是缺乏的或者根本不存在，那么音乐中出现的符号的“意义”又是源于哪里呢？是算法设计者赋予的，是聆听者的幻觉投射，还是网络平台上的标签？

符用场域的算法化：陆著关于符用分析，虽然涉及了产业和受众两方面（如传播和评价等），而对于今天大数据时代的音乐传播和评价中比比皆是的“算法中介”没有足够强调。不论是《原野追逐》在各大视频平台中热火朝天的播放，还是《Daddy’s Car》在流行音乐视听平台和社交媒体上的推流，这两个音乐艺术符号被谁听到，在何种场景之下被使用，都被平台算法赋予了一定的色彩。算法不仅是一个渠道，更成为了一个“符号的筛选者”与“意义的建构者”。未来流行音乐的符号学研究，应将一种“算法符号学”纳入其研究视野，重视算法的巨大影响作用，分析算法如何通过数据化与分类等，参与到甚至主导着音乐符号的符义赋值与符用路径。

从“文化神话”到“技术神话”。罗兰·巴特关于“神话”的论述，依然是分析AI音乐一项有效的工具，但是其具体的内容产生了变化。AI创造的不是传统的所谓“反叛”或“爱情”这样的文化的“神话”，而是围绕着什么是“技术万能”、“人工智能比人更聪明和强大”这一类技术性神话，这也是被一个个科技公司与媒体以及一部分公众所共同信奉的，成为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如何对这种建立于“技术神话”下的“文本”进行批判性解码，也应该成为我们在AI时代下所进行的流行音乐符号学研究的新任务。

结语

陆正兰教授的《流行音乐传播符号学》不可置否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佳作。她以“符形-符义-符用”三分为核心，搭建起一个系统、清晰、可操作化的理论体系和工具箱，将流行音乐研究拉回到理性的符号学分析高度，使我们得以真正理解音乐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作用方式。笔者借陆著理论框架对“影视OST”与“AI音乐”两个案例的成功分析，显示了此框架在面对传统与前沿现象时依然呈现出的活力和魅力。

然而，正如所有伟大的著作一样，不在于其为多少问题作答，而在于它给我们为我们开辟了哪些新的探索方向，提供了多大限度的提问空间。在这个数字技术与人工智可以改造几乎一切的符号生产和传播规则的时代，陆教授的体系如同一座结实又富有弹性的锚定在大地上的基石，而又邀请我们在这个基石上继续增补一系列的新维度与新方向上的思考：例如算法中介、数据身体、虚拟偶像、技术神话等。流行音乐传播符号学的前景必将是更具跨学科性的，它势必会与媒介研究、STS研究、平台研究等进行一系列更深入的对话。

总而言之，《流行音乐传播符号学》给我们提供的不只是一套分析工具，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方式：聆听流行音乐，不仅是聆听旋律、节奏、配器，也是聆听当下时代的社会结构、技术逻辑、文化潜意识。在符号、意义与权力的永恒交响中，这本书是我们手中一枚珍贵的指南针，指引我们继续在浩瀚的音乐星海中，探寻那些隐藏的秩序与变革的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