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学派与艺术符号学
崔久成
捷克布拉格被视为“欧洲大陆的十字路口”，兴盛于20世纪30年代的布拉格学派，以语言学研究闻名于世，亦常被视作具有“过渡”与中介意义的学派。俄苏学者常把它看成“俄国形式主义”的异国延续，称之为“捷克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者在“莫斯科-布拉格-巴黎”的链条中，把它看成过渡型的站口；马克思主义者则看到了学派成员后期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供奉”。二战中那些逃离布拉格的重要学者，则在异国的土地上不断回望、译介着令他们不忍割舍的“美好二十年”。可以说，“布拉格学派”在文学与艺术研究的观点与声誉，几乎都来自转介中转。冷战的铁幕之后，转介的线路也明显分出俄苏线与北美线。
北美最盛，布拉格学派前成员罗曼·雅各布森、雷纳·韦勒克以及他们在美国开枝散叶的学生们做了不少译介。莫斯科-塔尔图学派领袖尤里·洛特曼则早早以俄语译完扬·穆卡若夫斯基两卷本文集，并撰写了长篇的序言。他和韦勒克看法相同：穆卡若夫斯基最重要的身份，是一位“艺术理论家”。
实际上，学派以语言学为基础，最初他们关心诗歌语言。而后则以语言符号研究为切入点，从诗歌扩展到戏剧剧本，由戏剧剧本拓展到舞台演出系统，而后电影、建筑、音乐、美术都纳入到他们的研究视野。如何以伞状的“比较艺术学”理论来统筹研究不同材质、不同门类的艺术？可以说齐赫（Otakar Zich）关于“整体艺术”与“综合艺术”的辩驳，很早就为这种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外，俄国形式主义对“形式—内容”的讨论，什克洛夫斯基对于以艺术“材料”为核心的视点都被布拉格学派吸纳了过来。穆卡若夫斯基最早提出的“艺术作为一种符号事实”，“符号”这一概念包含又超越“材料”，成为跨越“艺术”这一集体成员的媒介。今天布拉格学派的艺术符号学研究，主要的“概念”工具正被不同国度、不同文化、不同学科研究者取用。符号依托不同媒介，因而艺术分门类；符号系统分层级、因而存在结构；符号存在审美惯性，因而存在“规范”与“反规范”，艺术符号学从时间长度上，可视为一门艺术历史的诗学。“前推”、“主导”、“审美规范”、“审美功能”这些重要概念都成了在各艺术门类都可使用的关键概念。近年来，随着最新文献的译介，全球“跨媒介”研究趋热，布拉格学派的艺术研究被不断重返。
中国学者关注布拉格学派，不止于语言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钱钟书在《谈艺录》（1984）中以布拉格学派“前推”“惯规”解释中国古典诗歌。李幼蒸译著布洛克曼《结构主义》一书影响广泛，建筑学家王澍经此中介，在博论《虚构城市》中提出“建筑作为一种符号事实”。胡妙胜撰写《戏剧符号学》，实际核心思想亦来自穆卡若夫斯基的戏剧理论。赵毅衡编纂《符号学文学论文集》，以“布拉格学派”为专辑开篇，梳理源流历史。其著作《文学符号学》，尽管以文学为名，实际涵盖了艺术，脚注大量引用《艺术符号学》（Semiotics of Art: Prague School Contributions，1976）译文集，体现出对艺术符号的深度思考，2008年赵毅衡提出“标出性”概念，即把布拉格学派语言学概念转译到文学艺术的阐释中，关注广泛。当然，今天的艺术符号学研究走向深远，理念与方法也更为多元，赵毅衡《艺术符号学》（2022）一书即为典范。
最近，齐赫《戏剧艺术美学》（Aesthetics of the Dramatic Art，2025）英译本的面世，让我们能以更细致的颗粒度审视不断被重返的布拉格学派。该学派不断提醒我们，艺术的灵性、创造的热情可以与充满灵光的理论同在。
参考文献：
[1] Eva Šlaisová：《The Prague School’s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Intermediality》
[2] 崔久成：《布拉格往事：艺术符号学的提出与艺术人类学的交织》
[3] 崔久成：《苏俄艺术符号学视域下动画语言研究及其逻辑进路》
[4] 崔久成：《电影诗学：波德维尔对斯拉夫诗学的承继及其流变》
[5] 高树博：《从“意向性”概念重估穆卡若夫斯基的接受理论》
[6] 龙迪勇：《“前推”与“主导”: 艺术时空体与跨媒介叙事》
[9] 魏梅：《跨学科视域下的戏剧学——兼论符号学对建构戏剧演出研究方法的积极影响》
[10] 杨磊：《重估“前景化” : 布拉格学派的美学贡献》
[11] 杨磊：《前景化：布拉格学派的诗艺与政制》
[12] 尤里·洛特曼；康澄，译（2019[1976]）：《扬·穆卡若夫斯基——艺术理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