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消费社会：一次合法性辩护——评《消费社会的文学文本》

邓美如 四川大学 2022级哲学专业本科生

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批判性话语中，“消费社会”长期以来被视为一个充满内在矛盾与负面效应的分析对象，其文化意识形态常被诊断为异化、控制与意义丧失的症候。而《消费社会的文学文本》一书，选择搁置这一主流批判范式并重思浪潮。本书的写作意图并非对既有批判进行修补或辩解，而是旨在进行一次彻底的价值重估与合法性奠基。通过回溯“现代性社会正义理论”的内在矛盾，系统地论证了消费社会非但不是“现代性”的堕落或异化形态，反而是其核心价值（自由、民主、平等）在历史进程中走向全面实现的必然归宿，并由此讨论在这一全新的社会体制下，“语言”如何被解放、文学的边界如何被彻底重塑，从而催生出一种“广义大众传媒时代”的全新文学文本形态。

作者指出，所有对消费社会的“质疑和诟病”，其根源并非消费社会本身，而是批判者所依赖的“现代社会正义理论”内部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具体而言，即“自由、民主、平等”等核心价值在传统思想框架中持续存在的内在冲突与紧张关系。为了打破这一理论困境，作者并未在这些价值之间进行调和，而是提出了一个统摄性的、作为它们共同根基的终极价值基础——普遍有效的公民身份。所有这些看似矛盾的基本价值，都不过是这同一个“公民身份”在不同意义领域内的具体表现形式。而消费社会，却正是人类历史上将“普遍有效的公民身份”全面贯彻到经济与日常生活所有层面的社会体制。实现这一历史性跨越的核心机制，作者将其命名为“市场民主制”。

市场民主制与近代货币信用货币化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前现代的货币，其价值常与君主的专制权力或贵金属的物理实在相绑定。而现代信用货币的本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发行权不再源于君主的个人意志，而是来自于“公民社会的普遍契约授权”。这使得货币本身从一种潜在的专制权力工具，转化为一种中立的、被全体公民所共同授权的“公共权力”。正因为货币是“公共权力”的体现，任何持有它的人——即“持币者公民”——便天然地被赋予了这一公共权力所保障的普遍、平等的身份和权利。因此，当“持币者公民”进入市场进行交易时，他所行使的不再是私人间的、不平等的交换，而是在一个以信用为原则的公共空间里，行使其作为主权者的权利。每一次消费行为，都是一次以货币为“选票”的公共选择，其效力由整个公民社会所担保。正是通过“货币信用货币化”这一历史进程，消费行为得以从纯粹的经济活动，升华为一种具有民主内涵的公共实践。作者由此得出结论，“市场民主制”将民主从几年一次的政治仪式，转变为一场“没有边界并且不会落幕的”、发生在日常生活每个角落的选举运动。 

“市场民主制”的论证，其意义不仅在于为消费社会提供了合法性辩护，更在于对一个根本性主体的揭示——一个拥有普遍权利、并在每一次交易中确认自身意志的“消费者公民”。这个在经济和日常生活中被赋予了“前所未有之主权”的个体，不可能仅仅是一个经济行动者；其获得的主权地位，必然要求在文化和符号领域获得相应的表达形式。这就引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新诞生的、无处不在的主权主体，应当使用何种“语言”来言说自身的存在与经验？ 作者的回答是，这种全新的主体地位，必然催生并对应着一场深刻的“‘语言’的解放运动”，作为从社会结构到文化形态的必然发展。

正是这场“语言的解放运动”，构成了本书文化论述的核心。作者认为，人类社会中一切事物，从制度、工具到日常行为，本质上都是一种传达意义的“语言”或“符号”。在传统社会中，这些“语言”（如服装规范、建筑样式、行为礼仪）是被集体传统和规范所严格限定的，个体只能被动地使用，它们是一种“集体制作文本”。然而，在消费社会中，随着个体主权的全面确立，这些原本僵硬的符号系统被彻底解放了。它们不再仅仅属于集体，而是成为每一个“公民”都可以根据自身意愿自由选择、组合和使用的“创作语言”。基于此，作者对“文学”的本质进行了重构。他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学理论（如模仿论或形式主义），而是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定义：一个事物之所以成为“文学文本”，其根本特质不在于其华丽的语言或巧妙的结构，而在于它被从其实用功能中剥离，转化为一个承载情感和意味的“隐喻”。例如，一双鞋子，当它被用来走路时，它是一个“实用文本”；而当它被梵高画在画布上时，它与走路这一实用功能被彻底割断，从而升华为一个承载着劳动、存在、磨损等丰富意味的“文学文本”。

这一定义的革命性在于，彻底打破了“文学”的传统边界。根据这个标准，当代文化中涌现的无数新现象，都获得了“文学文本”的资格。大众传媒（如新闻报道）、体育赛事、网络事件、明星现象乃至各种行为艺术，其共同的核心机制，都是将一个原本具有实用性的事物或事件（一个新闻事实、一场比赛、一个人的身体）从其实际的功能和语境中抽离出来，并将其转化为一个供获得“经验主权”的公众进行情感投射和意义解读的符号系统。全书认为，这正是消费社会中“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内在机制，也是文学在当代表现为全面泛化的根本原因。在这个图景中，所有的文化产物与生活实践——文字、图像、人、物——都在一个由无数个体经验构成的网络中，不断地被生产、交流和协商意义。正是随着广义大众传媒社会的到来，所有人都在以不同的语言形式、各有所长的文本来表述观点，并在无所不在、不再止息的自由交谈中追踪、发现和交流普遍有效的意义。因此，这不仅仅是一场文化领域的变革，更是一场发生在认识论和存在论层面的深刻民主革命，是社会民主化进程在人类精神生活领域的最终和最彻底的体现。

在此过程中，一种新的范式得以确立，书中将其称为“经验主权”。亦即，意义和真理的合法性来源发生了根本转向，从外在的超验权威回归到每个公民个体的内在经验。这意味着个体获得了对其自身经验的最终阐释权，真理不再是被动等待的“启示”，而是在个体与世界的具体交互中被主动建构的。大众明确地成为其经验的主权者，并第一次获得了将自身经验和知识形态作为“公共经验”来表述和主张的权利。当大众传媒使得无数个体的、具体的、多元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经验得以大规模涌现时，任何试图统摄所有经验的单一、永恒的“真理中心”都失去了其不证自明的权威性。“经典”也因此从唯一的价值源头，降格为众多经验文本中的一种。这一范式转移，最深刻的社会后果是知识生产与权力关系的彻底民主化。当每个人的经验都获得了合法性来源的地位时，传统精英知识分子便失去了其作为“真理的代理人”的特权地位。他们从一个高高在上的启蒙者，回归为公共论坛中一个与所有其他公民平等的参与者，其观点必须在与大众经验的平等对话和竞争中才能获得认可。那么，失去“中心”后的这一境遇是否等同于意义危机或虚无主义？作者驳斥了此类悲观论调。其认为，在新时代丧失的并非意义本身，而是意义的垄断权和由精英阶层所定义的等级制。换言之，崩塌的不是价值，而是价值的唯一、超验的来源与评判标准。并且恰恰相反，他提出了一个极为乐观的结论：这是一个意义生产机制全面解放的时代。因为，当宏大的、统一的意义中心瓦解后，意义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全面绽放。其将新时代的社会图景描绘为：当“生活世界本身成为可以被言说的‘语言’”，当每个公民都“手握麦克风成为‘言说者’”，整个社会便转化为一个开放的、多元的、去中心化的、永远处于动态生成过程中的意义创造与交流网络。我们在此中，生活着、言说着、感受着也创造着。

总而言之，《消费社会的文学文本》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极具原创性与系统性的思想框架。其以严密的逻辑和挑战的姿态，对当代思想界关于消费社会的主流批判范式发起了根本性的诘问，并为消费社会的历史地位和内在价值进行了一次强有力的合法性辩护，将其重新定位为“现代性”逻辑的必然与最高实现。正是消费社会的“市场民主制”确立了普遍的个体主权，也正是这一新主体的诞生，必然地要求并促成了一场“语言的解放”，最终体现为当代文学文本形态的全面泛化。本书以一种不容回避的方式，迫使我们重新审视那些早已习以为常的批判性假设，从而为关于消费社会、民主实践和文学本质的讨论，开辟了新的、极具价值的理论空间。

书本信息：蒋荣昌：《消费社会的文学文本：广义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文本形态》，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ISBN: 7-5614-2851-0

作者信息：蒋荣昌，男，教授，1963年生，重庆市璧山区人，四川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兴趣方向及专长为：历史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艺术哲学（或新美学）、消费社会理论、符号学，出版《经济是什么——规范经济学引论》《历史哲学》《需要这世界》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