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楚怡评单红、吕红周《符号学经典导读》

邓楚怡 南昌大学 2025级广播电视艺术学硕士研究生

符号学作为一门研究符号、符号系统及其在人类社会中表意规律的学科，早已跨越语言学的边界，渗透到文学、传播学、社会学、艺术学等诸多领域当中，成为透视人类文化与社会行为的关键工具。然而，符号学理论体系庞杂，经典著作晦涩难懂，因而对于初学者而言，想要领会这门学科并非易事。

《符号学经典导读》由单红、吕红周所著，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该书为符号学研究者与爱好者初步了解符号学搭建了桥梁。它以清晰的框架、深入浅出的解读，对符号学的经典脉络梳进行了梳理，为读者打开了一扇洞悉符号世界的大门。本书选取了8位符号学代表人物，以8篇论文为基本语料，每章又由符号学关键词、符号学核心文献、符号学思考以及译文四部分构成。首先，“符号学关键词”凝练了每位学者的符号学理论要点；其次，“符号学学说”剖析了不同学者的符号学行为及观点；再次，“符号学核心文献”列举了能代表该学者符号学思想的文献以及著作；最后，“符号学思考”则评述了该学者与符号学的渊源、符号学理论、研究方法、著作内容、与其他主要符号学派的可能关联和区别。

一、 锚定核心：解读符号学关键词

对于任何学科而言，关键词如同构建理论大厦的砖瓦，任何学科都有其基石性的关键词，符号学尤为如此。《符号学经典导读》的一大亮点，便是对符号学核心关键词的精准锚定与深度解析，其既涵盖了符号学的基础概念，也囊括了各个流派理论的核心范畴。

书中对符号的定义进行了多角度梳理。例如从皮尔斯的“符号、对象、解释项”的三元结构，到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关系，作者并不是简单地罗列定义，而是结合具体案例，剖析两种定义的差异与联系。皮尔斯和索绪尔乎在同一时期提出了符号学的概念，不同的是索绪尔停留在设想阶段，没有深入的理论剖析和学科建构，但影响深远。皮尔斯做了复杂的符号分类并写作了大量手稿，但其工程之庞杂、术语之晦涩影响了其符号学理论和思想的广泛传播。从书中的介绍，读者可洞悉皮尔斯和索绪尔在符号的定义、研究等方面的差异性。第一，索绪尔是从语言学开展符号学思考的，具有语言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皮尔斯则是从数学的范畴观出发建构符号学理论，旨在重新建构人类的知识体系，具有普遍主义、科学主义色彩，超出了人类语言中心主义甚至人类中心主义，主张广义的符号观。第二，索绪尔多运用二元对立，而皮尔斯则倾向于三元，从符号定义、符号分类、推理方法等都体现了明显的三元观。第三，索绪尔认为符号学属于心理学下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符号是一个两面心理实体；皮尔斯把符号学置于哲学下的规范科学，符号是符号载体、对象和解释项的三元互动。第四，索绪尔在系统观下开展研究，系统是封闭的、完成的；皮尔斯的符号活动具有开放性、未完成性。第五，索绪尔认为概念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通过约定俗成的方式联结在一起；皮尔斯从普遍范畴出发，明确科学是可错的，概念遵循着从一级范畴到二级范畴到三级范畴的转换。由此，读者能够清晰地认识到，索绪尔的符号观更偏向静态的语言符号系统，而皮尔斯的符号理论则具有更强的包容性，涵盖了图像、标志、象征等多种符号类型，适用于更广阔的文化研究场景。

这些关键词的梳理与解读，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符号学概念网络。

二、 溯源流脉：梳理符号学理论

符号学说为符号学这一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核心的理论基石，其影响贯穿着整个符号学的学科框架构建、研究范畴界定与跨领域应用拓展。从源头来看，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提出“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对立关系，明确了符号的本质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契约，为符号学划定了语言学层面的研究边界，推动符号学从零散的思想探讨转向系统化的学科建设；而皮尔斯的三元符号学说则突破了语言学的局限，将符号的表意机制与认知逻辑相结合，拓宽了符号学的研究视域，使其能够涵盖语言、图像、行为等各类表意载体。在后续发展中，符号学说的核心理论成为罗兰・巴特、尤里・洛特曼等学者推进符号学演进的重要依据，譬如巴特借助符号学说分析大众文化中的符号编码与解码过程，而洛特曼则以其为基础构建文化符号学理论，将符号学的应用场景延伸至文学、艺术、传媒、人类学等多个领域。可以说，符号学说不仅确立了符号学的核心研究对象与方法，更赋予了这一学科强大的跨学科解释力，使其成为解读人类表意行为与文化现象的关键工具。

本书的第二部分对八位学者的符号学说进行了深度剖析，展现了不同理论学说对符号学发展的影响。以西比奥克为例，该书从他的理论起点、对符号学历史的追述以及对符号学的贡献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在理论起点方面，西比奥克曾说“可以从统一的控制论观点出发，把语言描述为生命系统。”由此可见，其主张广义的符号学，即基于生物学基础。西比奥克把交际系统置于整个生物学范围，从细胞到动物到人，都处于符号的系统性相互作用框架中。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这种相互作用被视为遗传学和语言学的汇合。他还由此建立了遗传代码与语言的同源关系，将二者视为同一预想主题的变体，打破了符号学仅聚焦人类语言的局限。这一点，西比奥克与皮尔斯具有密切的联系。

而在对符号学历史的追述方面，西比奥克对符号学三大传统支柱——医学、哲学以及语言学进行了溯源与梳理。他认为，符号学最深的根源是医学，而非语言学或哲学，希波克拉底是这一传统的奠基人。古代社会中，医生、牧师和族长的身份合一，让医学诊断和宇宙认知、神圣启示相联结，形成“身体与宇宙”同源的观念，而这种思维正是符号活动的雏形。后来盖伦将符号学明确划分为“追溯过去、检查当下、预测未来”三部分，奠定了医学符号学的内核。直到1690年洛克把医学术语“semiotic”引入认识论，才让符号学逐渐脱离医学，向人文社科领域延伸。而现代医学又在贝塔朗菲等学者的推动下，回归“交际科学”的符号学本质。

作为符号学三元体系的第二支柱，哲学脱胎于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本土医学，经诡辩家发展为独立学科。从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到斯多葛学派，哲学逐步明确了符号学术语。中世纪的普罗提诺、奥古斯丁将其整合为语法、逻辑、修辞的“最终科学”。莱布尼茨尝试建立通用符号系统，推动符号结构研究，英国经验主义者则侧重语义维度。而皮尔斯是这一传统的集大成者，他整合符构学与符义学，被西比奥克誉为“现代符号学的真正奠基人和第一个系统研究者”。

索绪尔改造的语言学是第三支柱，其核心是语言中心主义：将语言符号视为符号学的核心模型，认为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二元结构，符号学研究应围绕人类语言展开。西比奥克肯定其价值，但也指出它限制了符号学的广义性，难以涵盖动物符号活动等生物层面的符号现象。同时他强调，索绪尔的语言学传统与皮尔斯的哲学传统并非对立，而是互补关系，罗曼·雅柯布森的研究就实现了二者的有效融合；不过这种“语言学—生物学”的张力，至今仍存在于符号学（尤其是动物符号学）的研究领域中。

在这一部分，本书在阐释某位学者的符号学观点时，与其他学者进行联系和比较，正如符号学并非孤立的学科一样，其观点也与如同根脉相连的大树，相互联结。这种梳理方式，让读者能够清晰地看到符号学理论的演进逻辑，理解不同学说之间的内在关联。

三． 拓展思考：透视符号学当代价值

该书通过对八位学者的介绍对符号学进行了系统梳理，不仅能够让读者在回溯过往中掌握符号学的基础理论与经典文献，更能够让读者将视野透视当下，引发对符号学当代价值的深入思考。

首先，符号学为大众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在当下的消费社会中，广告、影视剧、社交媒体、网红文化等领域充斥着人们的生活，而这些文化现象本质上都是符号的集合体。运用符号学理论，我们可以拆解广告中的能指与所指，揭示其背后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可以分析影视剧中的人物形象、叙事结构，解读其传递的价值观念；可以研究社交媒体中的表情包、网络用语，探讨其在青年文化中的表意功能。符号学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受众主观能动性。让我们不再仅仅是大众文化的消费者，更成为了理性的批判者。

其次，符号学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传播学者霍金斯曾提出文化折扣的概念，认为文化产品在跨过传播的过程中，因文化差异会导致受众理解困难，从而降低传播效果与市场接受度。在当下全球化的背景下，跨文化传播日益频繁，而文化折扣的现象层出不穷。例如，龙在中西方文化中具有截然不同的象征意义，这种符号意义的差异，可能会引发跨文化传播中的误解。但是，运用符号学的理论，受众可以分析不同文化中符号的能指与所指，探究符号意义的文化根源，与不同环境背景的文化产物构建共通的意义空间，从而为跨文化传播提供策略指导，减少文化冲突，促进文化理解。

最后，符号学为数字时代的文本解读提供了理论工具。随着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的发展，数字文本日益增多，如虚拟现实、元宇宙、数字艺术等，这些新型文本的表意方式与传统文本有着很大的不同。符号学理论可以拓展到数字文本的研究中，例如，分析虚拟现实中的符号建构，探究元宇宙中身份符号的表意机制，解读数字艺术中的符号创新等。符号学在数字时代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为新型文本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结语

符号是承载和传递意义的载体，是连接不同事物的中介。《符号学经典导读》以八位符号学权威学者的理论学说为核心内容，以相关文献为拓展，对符号学的历史脉络、基本理论、社会影响等进行了系统地梳理，以期为符号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学习材料，以在繁杂广阔的符号学领域中打基础、辨方向。该书是一部兼具知识性、系统性与实用性的著作，它以清晰的框架、深入浅出的解读，引导读者踏入了符号学的殿堂。如今，在这个被符号包围的时代，学会运用符号学的视角观察世界，是为万物剥去“理所当然”的外衣，看见潜藏在语言、图像、行为乃至社会活动背后的意义编码与解码逻辑——这让我们在符号的交织网络里，重新理解人与世界的联结，看清意义如何生成、传递与演变，最终获得一种更为通透、更具批判性的认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