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睿评赵毅衡《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化符号学》

引言

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当代人类社会肌理，用“腾飞”、“迸发”、“勃兴”、“风靡”等词语来形容其速度和广度已经略显微薄，技术“狂飙”则更为贴切。在此背景之下，人文失语与意义迷茫，成为亟待破解的时代命题，赵毅衡所著《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化符号学》正是对这一命题的深入探讨。作为国内首部聚焦人工智能符号学的学术专著，此书跳出了人工智能内部算法机制的研究局限，立足人文学科的外部研究视角，剖析了人工智能及其意义活动背后的文化反思，演绎了符号学如何解释这种反思的可行路径。

作者先“破”后“立”。上篇从现实出发，结合推导与假设，破“AI万能论”、“AI主体论”、“AI艺术论”，做外部的文化诊断。下篇则从理论出发，更新符号学术语，立符号学意义形式理论，做内部的理论奠基，最终形成逻辑闭环。正如书中所说：“人工智能既然是在从事意义活动，就不可能永远保持神秘的面孔，不得不显露意义活动的规律。它能够被大众理解，也必须能被大众理解。”（赵毅衡，2025，p.3）换言之，它能够被符号学研究，也必须能被符号学研究。

一、从“中文屋”到AI时代文化符号学

塞尔用“中文屋”的思想实验尖锐地指出：“程序不是心灵，它们自身不足以构成心灵。”然而，立足于ChatGPT、DeepSeek等系统的出现的现实，作者呼吁到：“现在或许应当请这位藏身于中文屋黑箱的人工智能先生走出来，走到社会中来。”（赵毅衡，2025，p.2）这一呼唤构成了全书的问题起点：当人工智能不再是被动的程序，而是主动参与文化实践的意义主体时，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它？

作者的答案是：符号学。他指出，人工智能的主要工作就是解释意义、加工意义数据、产生意义文本。既然人工智能生产的是携带意义的符号组合，是文字、图像、数字等文本，它就是可以被符号学研究分析的对象。因此，“解释人工智能的社会文化影响，是符号学无法推辞的任务”。（赵毅衡，2025，p.3）同时，作者强调了“人工智能文化符号学”与人工智能设计研究中的“符号主义”的区别。后者强调人工智能工作的逻辑关系和操作规则，而前者则考察的是人工智能在人类文化中的表现，属于人文学科式的“外部研究”。这一区分表明了作者的目的不是进入技术黑箱，而是要在文化研究的范围内，促进对人工智能的反思，从人类文化角度理解这场沧海巨变对人类的意义。

二、从“异智能体”到“意义热寂”

首先，作者借助科幻小说进行思想实验，考察“异智能体”的身体、符号媒介、先验范畴和“共情”可能。在身体问题上，作者提出了一个判断：“对人形人工智能的执着其实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赵毅衡，2025，p.10）。这句话其实指向了现实中一个被忽视的悖论：我们一边恐惧AI取代人类，一边又执着于让AI长得像人。例如特斯拉Optimus、Figure AI、小鹏PX5，几乎所有主流人形机器人公司都在追求类人形态。

之后，作者提出了“肉身人”、“赛博人”、“硅基人”、“虚拟人”、“人类世残迹”五种AI演变形态，构成了一个肉身成分递减、数字虚拟程度递增的渐进轨迹。这一演变谱系将“后人类”从一个模糊的哲学概念转化为可分析的符号演变过程。从“肉身人”到“虚拟人”的演变，本质上是“意义主体”的构成方式在变化，身体越来越不是意义的必要条件，符号本身越来越成为存在的方式。这一洞见对于理解元宇宙、数字孪生等新兴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

“意义热寂”是全书最具冲击力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将AI的文化后果从“失业”“失控”等常见焦虑提升到了信息熵增与意义枯竭的层面。作者在论述“意义热寂”时并没有陷入简单的技术悲观主义。他承认“文化永远在创造新的意义饥渴”（赵毅衡，2025，p.59），只是对AI驱动下意义创造的速度能否跟上信息填充的速度持谨慎态度。以社交媒体为例，平台算法不断向用户推送“可能感兴趣”的内容，表面上是在满足信息需求，实际上是在制造一种“信息饱腹感”，用户看得越多，越觉得什么都没记住，什么都没留下。信息在流动，意义却在枯竭，这正是“热寂”的微观体验。作者将这种日常体验上升到文化符号学的高度加以阐释，其理论穿透力令人印象深刻。

总之，上篇是全书最具现实批判锋芒的部分，直面人工智能正在以及可能发生的文化后果。以符号学为手术刀，解剖AI对人类社会意义活动的深层冲击，将符号学从“事后解释”的工具提升为了“预警文化危机”的思想实验方法。

三、从“理据性”到“呈符化”

首先，作者提出，继“像似”、“指示”、“规约”之后还存在“第四种理据性”——“延续性”，这是全书最具原创性的理论概念。作者以皮尔斯的“心想符号”理论为基础，指出符号前后相续本身构成一种把符号引向特定意义的力量。在AI文本生成中，这一理据性体现为“预测下一个词元”的底层机制。崔久成在《论AI文本生成的“第四理据性”与诗性——兼与赵毅衡先生商榷》一文中，肯定“第四理据性”理论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探索意义，但同时提出商榷：“在‘普遍符用理据性’框架下，索绪尔所强调的符号‘任意性’并未消解，而是以‘二级任意性’的形式存在于AI的‘机器语言’生成中。这种基于概率统计的文本重组，虽缺乏人类言语的原创意图，却因其在语义组合上的不确定性，意外地构成了AI文本特有的诗性空间”。崔久成指出AI文本生成并非完全被“延续性”所决定，概率统计带来的语义不确定性反而构成了某种“意外诗性”。这与上篇第七章关于AI艺术“修辞过密”的观察形成了有趣的呼应——AI的“诗性”恰恰来自其无法完全控制的概率性偏离。

此后，作者区分了“形式的意义”与“意义的形式”这一对容易混淆的概念。前者指部分内容被形式化后产生的意义，后者则指形式独立于内容而成为意义源头，如数字、货币、“媒介即信息”。同时，作者论证了“意义的形式”如何使意义得以高效流动和传播，从而强力催动社会文化形态的剧变。AI生成的内容本身就是“意义的形式”的产物，它不指向任何先在的“内容”，而是在概率连接中生成形式化的意义结构。这恰恰是AI能够高效生成文本的符号学根源，也是“意义热寂”危机之所以可能的深层机制，即当形式可以无限自我生成时，意义的“稀缺性”基础就被动摇了。

最后，作者从“感觉质”出发，借皮尔斯理论说明“感觉质”如何演变为符号，进而提出“呈符化”和“呈符中停”的概念”，即当代艺术越来越停留在感性、可能、未完成的状态，形成“半程风格”。饶广祥、陈艳杰在《从“呈符中停”到“庸常回归”》一文中进一步拓展了这一概念的应用：“商品功能是商品体裁的庸常，而商品设计艺术化是商品借呈符的修改突破消费者固有庸常认知，实现‘呈符中停’的过程”。这一拓展表明，“呈符化”不仅是当代艺术的趋势，也是当代商品设计和消费文化的重要特征。例如苹果公司的MacBook Air以轻薄简洁的设计突破了笔记本电脑“方正臃肿”的刻板印象，其屏幕盖上的发光苹果标志正是“呈符中停”的典型案例，它不指向任何功能性内容，而是以纯粹的形式感引发审美感知。

总之，下篇是全书最具学术原创性的部分，为上篇的文化诊断提供了符号学的分析工具，使上篇的诊断从现象描述的上升到理论深化层面，构成了全书从批判走向建构的理论枢纽。

结语

《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化符号学》兼具学术深度与通俗性，既是人工智能符号学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探索，也是普通读者理解人工智能与文化深层关联的通俗读物。此书的学术贡献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确立了“人工智能文化符号学”作为人文学科“外部研究”的方法论定位。其二，提出了“意义热寂”、“符用理据性”、“第四理据性”、“呈符化”等一系列具有理论原创性的概念。其三，将符号学从“事后解释”的工具提升为“预警文化危机”的思想实验方法。

正如赵毅衡本人所说：“符号学应当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这门学科的“年轻”不在于其历史短暂，而在于它始终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新的意义现象，在每一个时代变革的关口重新激活自身的理论生命力。面对人工智能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意义活动革命，赵毅衡没有将符号学封闭在既有概念的象牙塔中，而是让它走出“中文屋”与算法黑箱，走进“意义热寂”的危机现场，在“第四理据性”、“符用理据性”、“呈符化”等概念的锻造中，完成了一次符号学自身的“年轻化”。这种“年轻”恰恰是符号学最珍贵的品质，它不是一套等待被AI验证或推翻的陈旧框架，而是一种与AI共同演化、在对话中不断生长的意义追问方式。当AI能够以每秒数亿次的速度生成文本时，人类唯一不可被替代的或许正是这种“年轻”，这种对意义追问的永不停止，对形式探索的永不满足，对“人何以为人”思考的永不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