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世界的符号建构与国家形象的修辞突围——评张小琴、杨凯、文静《中国故事的影像修辞》

蔡思宇 南昌大学 2025级广播电视艺术学硕士研究生

当今视觉文化席卷全球的时代，如何通过影像讲好中国故事、建构中国形象，早已不仅仅是一个创作命题，更是一个关乎国家文化软实力与话语权的战略问题。由张小琴、杨凯、文静编著的《中国故事的影像修辞》一书正是对这一时代之问的深度回应。作为全国艺术学规划项目《影视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建构中国故事的影像修辞系统》的研究成果，该书以修辞学与叙事学作为核心理论框架，系统建构了中国故事影像传播的分析模型与实践路径。领衔著者张小琴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长期从事视听传播研究，曾著有《电视修辞学》，在电视修辞领域具有开创性贡献。这样的学术背景，保证了本书既具有理论深度，又富有对创作实践的敏锐洞察。

一、问题意识与理论框架的范式转换

本书最核心的贡献，在于将“讲好中国故事”这一宏大命题从外部研究拉回到内部研究。既有研究多聚焦于“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说”等外部维度，而极少基于影视创作和影视传播规律的内部研究。这一判断正中要害。长期以来，关于中国故事传播的研究要么停留于跨文化传播的策略层面，要么局限于政策分析与产业探讨，而真正深入影像文本内部、落脚叙事与修辞机制展开的研究却付之阙如。

本书的理论自觉正在于此。它将如何通过影视讲好中国故事这一核心问题分解为四个相互关联的任务：中国故事的影像叙事、中国英雄的形象塑造、中国精神的影像符号构成与隐喻表达以及中国风格的影像艺术呈现。这四个维度构成了一个从“故事”到“形象”再到“精神”与“风格”的递进系统。叙事是基础，形象是核心，精神是旨归，风格是表征。而贯穿其中的方法论线索，则是修辞学的视角，当叙事成为传达意义的手段，也就成为修辞。这种将修辞学引入影像传播研究的思路，延续了张小琴在《电视修辞学》一书中开创的学术路径。但本书的突破在于，它不再仅仅关注电视这一单一媒介的修辞特征，而是将视野扩展至整个“中国故事”的影像传播体系，试图在全球文化竞争的格局中，为中国影像搭建一套足以与好莱坞影视体系、英美剧集、日韩影视形成对等传播竞争力的修辞方案。

二、符号故事形象的三位一体修辞

本书第一章从符号学与叙事学入手，搭建起“符号——故事——形象”三位一体的理论框架。作者认为，符号是影像修辞的语言，完成能指到所指的意指实践；故事提供了一套释义系统，影像只有被置于一定的释义规则中才能生成意义；而形象则是故事的核心，正是以形象为中心的一系列行动才构成了故事。这一框架看似简单，实则包含深刻的理论洞见。它将影像修辞从传统的“语言修辞”类比中解放出来，强调了影像符号的多模态特性——视觉符号、听觉符号、伴随文本构成了一套独特的表意系统。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从符号到故事再到形象的层级关系：符号是建筑材料，故事是建筑结构，而形象则是建筑的灵魂。中国故事要获得传播力，不能仅仅依赖国旗、长城、大熊猫等表层符号的堆砌，而必须通过故事的编织与形象的塑造，使符号获得深层的精神内涵。

第二章是全书的理论核心，通过故事叙事、精神隐喻、形象塑造和艺术风格四个层面，详细阐释了中国故事影像修辞体系的具体内涵。在“中国话语表达”部分，作者从历史叙事、空间叙事、主体叙事三个维度展开分析；在“中国精神隐喻”部分，揭示了从影像到精神经历的隐喻修辞过程；在“中国英雄塑造”部分，区分了作为视觉意象、原型意象、概念意象和符码意象的英雄形象；在“中国风格呈现”部分，比较了古装题材的“表现”与现代题材的“再现”两种视觉修辞策略。这四个层面的分析构成了一个严密的逻辑链条：叙事是故事的编织方式，精神是故事的意义指向，英雄是精神的具身化载体，风格则是这一切的审美呈现。中国故事要避免沦为边缘化、他者化的异域奇观，就必须在这四个层面同时发力，使意义和价值通过故事和人物隐喻式地输出，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抗性解读。

三、案例研究的多元覆盖与深度剖析

本书的第三、四章通过大量的案例研究，将理论框架落地于具体的影像实践，通过具体的案例来分析中国故事影像修辞系统建构的历史资源和当代资源，分析全球背景下中国故事影像传播的突破路径，主要包括影视剧对中国故事的创新性表达，纪实影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基于中国故事的IP孵化与跨平台传播。这些案例的选择体现了作者的学术视野：既有国产神话改编动画的嬗变分析，也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对外传播实践；既有王家卫电影的体感美学研究，也有《典籍里的中国》的跨媒介叙事分析；既有网络热播纪录片与传统文化的研究，也有《乘风破浪的姐姐》这样的综艺文本分析。

这种案例选择的多样性本身就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中国故事的影像传播不能仅仅依赖某一类文本，而必须覆盖影视剧、纪实影像、综艺节目等多种形态。其中几个案例尤为值得关注。关于国产神话改编动画的研究，作者从人物形象和神话空间两个维度考察了改编策略的嬗变。这一分析揭示了传统神话资源如何在当代影像中进行创造性转化——不是简单的“古为今用”，而是在保留文化基因的同时进行符合当代审美与价值观的重构。关于《典籍里的中国》的跨媒介叙事研究，作者以“跨媒介操演性”为核心概念，分析了该节目如何通过符号表意机制实现文化价值的书写。这一案例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在电视这一媒介中进行创新性表达，为“古籍活化”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关于《乘风破浪的姐姐》的研究则体现了本书的另一个特点：不回避流行文化文本中的复杂议题。作者从女性主义视角切入，探讨了“权力套装”“雌雄同体”等视觉修辞背后的性别政治，追问“她综艺”究竟是女性的解放宣言还是资本操控的游戏。这种批判性视角使本书超越了简单的“宣传手册”式研究，保持了学术的独立性与反思性。

第五章则通过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讨论了中国故事影像修辞系统的传播与接受问题。从文本情绪性与重要性对观影体验的影响，到媒介粉都的身份认同研究，作者将修辞学的分析延伸至受众层面，形成了一个从生产、文本到接受的完整研究闭环。

四、学术贡献与方法论的多重启示

综合来看，《中国故事的影像修辞》一书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首先，它在理论上实现了从“国家形象传播”到“影像修辞建构”的范式转换。既有研究多将国家形象视为一个需要“传播”的既定对象，而本书则将国家形象视为一个需要通过影像修辞“建构”的动态过程。这种转换意味着研究者不再满足于追问传播了什么、效果如何，而是深入追问意义是如何通过影像被生产出来的——这正是叙事学与修辞学的核心问题意识。

其次，它构建了一个具有操作性的分析框架。从符号、故事、形象三要素，到叙事、精神、英雄、风格四维度，再到历史资源、当代实践、突破路径三层次，本书的理论框架既具有逻辑严密性，又富有实践指导性。它不是一套空中楼阁的理论推演，而是一个可以指导创作、分析文本、评估效果的实用性工具。

再次，它拓展了视觉修辞研究的应用边界。视觉修辞研究以往多集中于广告、新闻摄影等领域，而本书将其系统性地引入影视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的研究中。尤其是对“隐喻”作为视觉修辞核心机制的强调，揭示了中国故事影像从“能指”到“所指”再到“隐喻意义”的意义生成链条，为理解中国影像如何传达价值观提供了新的分析路径。

最后，它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学术支撑。在“讲好中国故事”日益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本书以扎实的学理而非空洞的口号回应了这一时代命题。它告诉读者：中国故事要真正“讲好”，不能仅仅依赖政策支持或资金投入，而必须在叙事能力、形象塑造能力、艺术表现能力、隐喻传达能力等“内功”上实现突破。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可以进一步深化的空间。例如，在全球数字传播的新语境下，短视频、社交媒体等新兴影像形态的修辞特征尚未充分展开；跨文化接受中的“文化折扣”问题虽有涉及，但还可以结合更多实证数据加以深化。此外，如何在“中国风格”与“国际表达”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在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实现跨文化共情，这些核心张力还可以在理论上做更深入的探讨。但整体上来看瑕不掩瑜，这些并不影响本书作为一部开创性著作的学术价值。

结语

《中国故事的影像修辞》一书在理论建构与实践指导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它既不是脱离创作实际的空泛理论推演，也不是停留于经验总结的创作谈，而是以扎实的学理分析回应了当代中国影视传播面临的核心困境，即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通过影像修辞建构具有主体性、感染力与传播力的中国形象。这一问题的提出与解答，本身就彰显了中国学术界的理论自觉。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本书在方法论上的示范意义。它将符号学、叙事学、修辞学、美学等多学科资源融会贯通，形成了一套可操作、可推广的分析工具。无论是对于影视文本的细读分析，还是对于传播效果的实证考察，研究者都可以从本书中获取有效的理论支撑。这种跨学科整合的视野与方法意识，正是当下学术研究走向深化的必经之路。

本书的意义还不仅限于学术层面。在“讲好中国故事”已然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切的当下，本书所阐述的修辞策略与创作理念，对于影视创作者、媒体从业者乃至文化政策制定者，都具有切实的参考价值。它提醒我们，中国故事的影像传播不能止步于题材的挖掘与资金的投入，更需要培养自觉的修辞意识——在叙事结构、人物塑造、符号运用、风格呈现等每一个环节上精耕细作，方能使中国影像真正走进世界观众的内心。

总而言之，《中国故事的影像修辞》是一部兼具理论锐度与实践关怀的学术力作。它既是中国视听传播研究走向理论自觉的重要标志，也为中国影视如何在国际文化竞争中赢得话语权提供了深刻洞见。对于研究者、创作者以及所有关心中国文化传播的读者而言，这都是一部值得反复研读的著作。它的问世，已然推动“讲好中国故事”这一时代命题从应然的理论探讨，走向实然的深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