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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欣评颜小芳《从主体建构到自我解构——中国新时期以来电影中农民形象演变的符号学考察》

“主体性”是人存在于世最根本的生存方式,儒家道“仁者人也”认为主体有,而佛家称“人法皆空”宣扬主体无,主体问题是千百年来哲学圣人难以言明且无法摆脱的难题。作者颜小芳以存在主义符号学为理论基石,将目光聚焦于农民青年,将笔墨挥洒于电影场景,窥探社会变革中进城务工农民的群体画像,不安的农民之魂将以怎样的方式渡过物欲与真性的河流,找寻其存在的意义。

 李俊欣评颜小芳《从主体建构到自我解构——中国新时期以来电影中农民形象演变的符号学考察》

 

作者:颜小芳

出版社:苏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6

ISBN: 978-7-5672-0877-3

 

主体性是人存在于世最根本的生存方式,儒家道仁者人也认为主体有,而佛家称人法皆空宣扬主体无,主体问题是千百年来哲学圣人难以言明且无法摆脱的难题。作者颜小芳以存在主义符号学为理论基石,将目光聚焦于农民青年,将笔墨挥洒于电影场景,窥探社会变革中进城务工农民的群体画像,不安的农民之魂将以怎样的方式渡过物欲与真性的河流,找寻其存在的意义。

如果说知识分子是近现代中国启蒙现代性的主体,农民则是长期以来受封建地主和封建宗法社会制度压迫的对象,是亟须唤醒和拯救的他者。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农民主体的地位开始上升;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市场经济的昌盛和城乡差距的拉大,使许多农民背井离乡,成为新的边缘群体,面临主体性危机。作者便是将目光落在社会变革中的农民群体身上,通过电影媒介捕捉不同时期的社会环境对农民精神面貌的影响,从第三代电影《大河奔流》中高唱农民英雄到第四代电影《人生》中诉诸身份困境,从第五代电影《秋菊打官司》中描绘抗争之路到第六代电影《世界》中表现自我错位等,从中我们看到了不同时期的农民对自我身份的抗争与意义的追寻,这背后折射的是农民主体意识的步步觉醒,《从主体建构到自我解构——中国新时期以来电影中农民形象演变的符号学考察》一书,无疑具有很强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

该书首先对中国当代电影中农民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将视角转向这一群体所面临的主体问题,作者随即拾起存在主义符号学的解剖刀进行切入分析,一是在纵向结构上化用了斯图亚特·霍尔的启蒙主体社会主体后现代主体的主体发展三阶段理论,二是在横向结构上采用主体符号学的此在-超越、主体符号方阵等理论进行文本分析,将存在符号学理论与中国当代电影文化的现实结合,在国内学术界也是首次。

正文部分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以第三代电影导演的两部电影《大河奔流》和《咱们的牛百岁》为例,分析了当代中国电影中农民社会主体的特征,集中表现为农民英雄主体和道德主体两种形式。作者以此在-超越模式观察了《大河奔流》中农民英雄李麦的成长轨迹、米德主客我理论分析了牛百岁的主体建构过程。第二章以第四代电影导演的两部电影《人生》和《老井》为例,阐述第四代电影中的农民主体具有从社会主体向启蒙主体过渡的性质。《人生》中的高加林、《老井》中的孙旺泉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出走,彰显了其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第三章以第五代电影导演的《菊豆》和《秋菊打官司》为例,讨论了农民主体的启蒙文化表征。这一时期的农民个体意识偏向感性的生命欲求和身体自我,无论是传奇人物菊豆还是现实村妇秋菊,女性的身体欲望都是象征秩序的天然反抗因素。第四章以第六代电影导演的两部电影《小武》、《世界》以及具有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的电影《高兴》为例,阐述后新时期农民主体的后现代特征。《小武》揭示了农民中的边缘个体梁小武的尴尬性生命存在,《世界》中的农民工主角内在于外在、精神与肉体、主我与客我一并被放逐,而《高兴》则通过游戏、夸张及故意暴露电影虚假性的方式,提醒人们认清电影的符号功能。第五章以电影《手机》为例,探讨后现代工业社会人们日常生活的伦理道德失范后主体的无所适从,从而得出在现代与后现代社会主体重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国电影中的农民形象是社会历史风云变幻的缩影,是中国人的文化想象,折射出以为核心的主体发展变迁风貌。电影中的农民主体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从严肃、高尚到诙谐、滑稽的变化过程,在作者颜小芳的笔下,电影中的农民仿佛走出了荧屏,向公众诉说着他们的抗争,他们的辛酸与无奈。作为符号表现困境中的主体,他们只有通过符号意义来拯救自己,在自我意识觉醒与主体抗争的路上艰难跋涉。《从主体建构到自我解构——中国新时期以来电影中农民形象演变的符号学考察》一书,以存在主义符号学为理论支撑和分析框架,重点分析了电影中农民形象的时代特征,该书不仅体现出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还表达了作者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农民群体的主体性抗争与意义建构也值得我们进一步地思考和关注。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李俊欣 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