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之维构筑文化传播的“元理论”：评胡易容《文化传播符号学论纲》

康亚飞

自牛顿以后，经典的科学观一直占据主流。“科学被界定为对于超越时空、永远正确的普遍自然法则的追寻”（华勒斯坦等，1997，p. 4），相应的，人文学科则成为被贬抑的对象。传播学中的二元论对立来自于批判与实证的简单二分，一些学者如约翰·费斯克（John Fisk）、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等对“意义”进行打捞，试图抵抗行政研究对人类复杂传播行为的“一刀切”。他们的努力有目共睹，但遗憾的是，他们止步于传播范式的划分，将二元对立的问题继续悬搁。相比此前的研究成果，胡易容教授新作《文化传播符号学论纲》放弃了对二元对立框架进行修修补补的做法，而是以符号学为方法论，通过发掘中华文化符号思想，在底层逻辑上融通自然和人文，以建构当代传播符号学的研究框架。其另辟蹊径的研究视野，一则为传播学理论的在地化提供更多想象力，二则对中国符号学理论在数字时代的延展提出了不少创见，洞鉴古今，极具价值。

《文化传播符号学论纲》全书共六章，由宏观视野到具体问题，由普遍理论到中国实践，由传播学与符号学两个学科脉络的联结进而切入具体的文化编码，致力于解决两大问题：其一，为什么当前需要文化传播符号学理论的出场？其二，缘何该理论对于中华文化新形态具有适应性和解释力？从而在学理上反思囿于舶来理论之不足的传播学在当下如何破题，也从一代学人的历史使命思考中华文化遗产的深厚涵养，为当代符号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样本。具体而言，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其理论和实践贡献加以探讨。

一、确立传播研究的“意义论”转向

以往的传播研究大多立足于具体传播对象，将传播切分为无数个案研究的“块”，对其深处的理论共相缺乏发现和整合。这导致虽然理论工具越来越多元，但传播学仍被诟病“因缺乏足够的基础理论而无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赵曙光，2021-11-23）本书开篇就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于是，作者从意义形式论出发，对传播术语进行重勘，进而一步步追问中国传播学的理论突破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路径，事实证明，这一看似“笨拙”的“垒土”，对于形成传播研究的“九尺高台”确是必要的。

首先，作者通过考据“传播”一词的符用理据和译名争议，有的放矢地将传播定着在“意义”层面，给处在杂芜理论丛中的传播研究理清了方向。从当前学术界的使用来看，存在三种对“传播”的窄化现象：一是把传播等同于大众传播，二是将传播预设为现代媒介的传播，三是排除非人的传播形式，在对象上仅包含人类传播。这种对于传播的片面理解，并不符合当今的技术语境，更不能触及人机共生的时代人们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对“意义交流”的更迫切需求。比起古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今天的人们对内心的关注比以往更加凸显，这也构成了学术发展的根本问题导向（p. 39）。作者从认识论层面思考“传播”的价值，为传播理论的现实适用性打下第一层“地基”。

其次，将作为“点”的“传播”延展为作为理论的“线”，锚定传播符号学的基本理论立场——意义形式论，构建传播符号学理论入射角。在这一前提下，“意义论”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般理论，而传播符号学也将成为整合其他学科的最有潜力的学科之一。“符号学当今所涉猎的跨度极大的文本折射出作为一种‘世界观式’的传播意义本体论色彩，并为传播学基础概念提供了再审视方案。这种意义本体论的理论探索及其在对象文本中的检验，是当代研究者在传播学与符号学融合发展理论的重要探索方向。”（p. 28）“意义论”的引入作为第二层“地基”，为我们开辟了一条理解传播学的新路径。

最后，阐明意义世界的起点和边界，以线织“面”，敞开传播符号学的论域。在具体论述时，作者从“信息”和“符号”的区别为切口，驳斥了香农对于传播是信息从A到B的传输过程（Shannon，1948，pp. 379-380）的线性界定，将信息视作传播过程中的“待在”——等待着被感知。同理，符号也并非传播的过程性要素，而是贯穿于过程始终。从而巧妙回应了符号学看似基础却绕不开的符号-信息划分争议。赵毅衡用“物-符号二联体”卓有建树地回答了事物感知的接收者的解释意向性问题（2017，p. 23），胡易容受此启发，将意义世界看作全域的自在世界中的一个气泡，信息则是事物秩序的待知觉显现，它充斥在全域之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通过一次次的意义实践与信息界面进行接触，继而与世界建立连结，扩大气泡。但同时，信息本身的秩序也反过来影响着人的意义实践，经此双向过程综合构成了人类的意义世界。（p. 88）此种立体而富有创见的对意义世界边界的解释，恰恰契合了今天被互联网所包裹的人们的生存境况，也因此，让建立在意义论基础上的文化传播符号学具备了对当下文化实践的解释力。

作者由点及面为理论建构所做的努力，看似缓慢，实则夯实了传播符号学的“三层地基”，体现了在急于求成的时代作者固守学术之根本的态度。理论之创新，亦为后续的现实关照提供参考。

二、搭建文化传播符号学的论证框架

在确立了传播符号学的理论视域后，作者继续搭建“文化传播符号学”框架，以解析新媒介技术革命引发的当今文化剧变。“文化”作为被引述最广泛的热词之一，作者对其处理的方式展现了他在学术热潮下的一种“冷思考”。

（一）何为“文化”：“文化”和“文明”之辩

要回答什么是文化，并不容易。根本难点在于：“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词，据说其复杂程度在英语中排前三。（伊格尔顿，2018，p. 1）泰勒、马林诺夫斯基、格尔茨等无数学者对文化进行过较为深刻的讨论，因而试图在纷繁复杂、陈陈相因的定义中穷尽文化的释义，犹如大海捞针。面对这样的学术困境，一些学者会选择含混过去或避免直面“文化”一词。令人意外的是，本书作者迎难而上，偏偏以《文化传播符号学论纲》为题，将这一难题置于不得不处理的境地。作者的破题之道充满巧思：以一对相近的概念“文化”和“文明”对比，从差异性中确立“文化”的内涵。卡西尔（Ernst Cassirer）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这就预设了人的文化性。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文化作为一种意义生活的差异”（p. 42）之说，在学理逻辑上将文化置于人文层面，与卡西尔巧妙呼应。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明知故问”的问题：文化难道不是人文性的吗？假设我们处在前现代时期，这确实不是一个问题。可当现代性席卷全球，技术衍生的物质文明成为全人类共同追求的普遍性真理的今天，这个“明知故问”的问题却不得不需要理论层面的重新审视，而是否得到解答也实实在在成为了我们理解文化传播符号学的壁垒。胡易容敏锐地发现，当人们追问文化是否有助于科学进步的时候，其出发点即是将“文化”与“文明”等同。实际上，文化指示出的是意义世界的差异，而文明则包含了技术进步的矢量指标，二者并不处于同一个讨论层次。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混淆和误用比比皆是。西方发达国家以“文明优劣观”来贬抑其他民族的文化，致力锻造“西方中心主义”的神话便是这一逻辑的实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深入探索中华文化不难发现，西方现代文明的演化模式和物质技术至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能在解释中国问题时逻辑自洽。其他如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人们意义缺失引发的主体性危机，也并不能寄托于“文明进步”给予很好的回答。于是，胡易容极具人文关怀地呼吁：“恢复‘文化’的意义本位，而不是使其服务于‘现代科技’为优先选项的‘文明’。”（p. 41）也只有廓清文化与文明的不同，以“意义论”为原点发现文化的“差异性”——正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而非以技术为标杆进行“一刀切”，才能基于中华文化土壤而生发出来的具有深厚涵养的中国符号学对世界符号学做出应有的贡献。这个容易被忽视的常见概念，实则是处理一切文化问题的关键钥匙，庆幸的是，本书并未将这个看似普通的“常识”含混过去。从这个角度，文化传播符号学在理论层面的包容性和准确性，以及在实践层面的实用性也彰显了出来。

（二）何为“传播符号学”：符号-语用范畴下的“元传播”

在对关键词“文化”进行厘定后，本书开启了对“传播符号学”的具体阐释，以回答为何是“文化传播符号学”而非“文化符号学”或“文化传播学”的深层次逻辑问题。通过回溯“元传播”思想谱系，胡易容发现，“元传播”所反映的理论背景“神经控制论”是认知传播的早期研究形态。上世纪40年代，帕洛阿尔托学派（Palo Alto Group）创始人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受神经控制研究的启发，发现大脑对信息接收和处理机制与人类语言交流模型颇为相似，由此激发他提出“元传播”（metacommunication）的概念——关于传播的传播。遗憾的是，许多学者对“元传播”的阐释并未有进一步的发现，而是止步于神经控制论和语言学的讨论。即便后来延伸出的“元媒介”，也未越出贝特森的框架。本书作者在理论承继的基础上进行了突破（这也是他一贯的学术态度），他发现，“元传播”的提出还有第二个重要背景，即“符号-语用论”（pragmatics）。换句话说，“元传播”思想谱系是在结构主义思潮下“神经控制论”与“符号-语用论”的结合（p. 52）。前者以身体的神经控制为对象探索信号的反馈，后者则让交流进入到了意义范畴中。至于“元传播”的意义机制如何以“符用”为线索进行过渡，胡易容进一步提出，“元传播包含三层潜在意义机制：一是元传播相对层级差，从具体传播节点动态构成社会网络的复杂系统；二是符号语用的释义开放性，元传播通过另一次传播表意提供开放的解释线索，并在动态中无限趋近社会文化总体；三是自反性表征，元传播中所呈现的符号表意不仅提供外在解释线索，也呈现传播者的自我认知。”（p. 57）

这其中的区别在于，单一的神经控制论解释让“元传播”停留在文本或符码层面，其传播呈现出更多机械和平面化的特征，但加入“符号-语用论”后，由于“一千个读者可能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解读可能性，使得“元传播”的符号释义走向了开放衍义。以信息论为追求的传播学行政学派将传播固定在单向的过程中，与社会动态割裂开来，但胡易容却邀请我们从全新的、多维的“元”角度思考传播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这种对符号传播所做的关注，无疑为符号学理论在当下的转化提供了思路，反过来，传播符号学与文化的接轨，也为其“研究对象”的敞开注入新鲜的现实滋养。

以符号-语用范畴来理解元传播视角下的元媒介，则麦克卢汉所提出的“媒介是人的延伸”便可以修正为“媒介延展的是人类具身认知和生活意义的体认；它不是外在时空的延展，也超越了物理维度的时空内爆，而是意义的宏富、是人的主体性和自反性的符号衍义。”（p. 59）这一具有预见性的与麦氏的“跨世纪对话”，令人振聋发聩。

三、挖掘中华文化思想遗产对传播符号学的理论贡献

全书后三章由理论建构转入符号的传播实现环节，充分论证了中华文化思想遗产对传播符号学的理论贡献。其创新性体现在并非庸常的以理论去“套用”现实案例，而是反其道而行之，确立中华文化为传播符号学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为中华文化在全球视野传播中建立“主体自我”探索方向与可能路径。

卡西尔说，语言是个体步入的第一个共同世界（2013，p. 22），胡易容以文字的讨论开启了他与卡西尔的“对话”。如前所述，“文化”是意义生活的差异，则文字符号系统即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生活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独特展现方式。”（p. 42）然而，包括黑格尔在内的一些学者将中文书写视为科学发展的阻碍，于是在19、20世纪当西方的字母打字机出现后，中文打字机作为巨型的“他者”，成了西欧和美国技术语言想象力坍缩的产物（墨磊宁，2023，p. 66）。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中文语言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中，并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以文字符号为切入点，结合中国本土语境，胡易容发现，“从汉字经历的历史演变和人类文明的见证来看，它甚至远远超越皮尔斯仅从符号形式上所定义的完美符号。”（p. 227）东西方文字具有符号向度的差别，汉字的连续性恰恰展现出其符号介质或感知方式都不能脱离历史文化规约，它是蕴含中华基因的文明构成。更让人自豪的是，汉字符号体系并没有随着新技术的出现而失去价值，反而是极具生命力的与图像时代的视觉文化和新媒体文化融汇成了一道新的传媒符号景观。（p. 227）作为文化的重要构成，汉字成为了文化传播符号学显在而重要的理论资源之一。

除了显性的汉字外，本书也论及了潜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避讳”文化。在古代，“避讳”一度成为权力制度的秩序化体现渗透进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书写、交流、科考、从政、衣食用度等；在现代，避讳的政治属性不再，却依然成为流传下来的思维方式指导着人们的文化实践。作者通过“符用论”和改进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对“避讳”的“名-实”符号关系考察发现，虽然避讳缘起于古代，但对当今新媒体语境下的符号传播分析依然具有启示，并将这一传播机制开创性地命名为“‘沉默’传播”。赵毅衡在对符号学发展四十年进行总结时提到：“符号学在中国繁荣，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有着丰富的符号思想遗产。”（2018，p. 146）胡易容对“避讳”的讨论，做到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应用的耦合，是对于中国符号思想的一次有意义探索。

更可贵的是，本书在“向内探索”的同时也不忘“放眼全球”。对于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核”问题，向来被看作自然科学的应然领域，人文学者的跨学科尝试少之又少。作者大胆地用“思想实验”开启人文学科对于自然科学问题的独特阐释视角，展开与西比奥克（Thomas A. Sebeok）的对话，将“核符号学”引入国内。“核符号学在时间尺度、传播对象等诸多方面的独特性，使得它在理论范式思考维度方面对传播符号学有较大拓展，有益于开启关于媒介、艺术与文明关系的更深远的思考。”（p. 139）当然，对这一看似“偏离”的符号对象的关注，也体现了作者的人文关怀——数字技术带来的时间加速，让人们跨越空间距离变得越来越容易，却忽视了回到时间的深处进行反思，而这种思考对于今天尤为重要。

其他诸如“符印”“镜像符号”“空符号”“口罩”等极具价值的思考，分别从不同角度给予文化传播符号学的理论涵养。作者以文化传播符号学为框架，回溯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其贡献不止是学科边界和研究对象的拓展，更深层次的是对于中华文化的丰富意蕴进行的富有创见的挖掘，促进了思想遗产在当代的价值实现。这样来看，本书无疑是一本既呈现世界符号学理论共相问题，也反映中国符号学发展特殊问题的佳作。

四、结语

上世纪中后期，传播学和符号学作为西方“舶来”之理论走入中国，并在中国本土展开基于不同范式的研究。今天，随着越来越多学者在此领域深耕，“非西方人文科学传统，特别是内容丰富和历史悠久的中国人文学术传统，将在全球人文科学交流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和独立批评的角色。”（李幼蒸，2001，pp. 47-53）在这个关键节点，中国符号学者的根本任务，恐怕是“勇于用中国传统的符号学遗产补充符号学理论体系，在符号学发展前沿上提出新的体系”。（王铭玉，2018，p. 15）胡易容以“文化”和“传播”为关键词，构建“文化传播符号学”理论体系，即是对这一学术任务的认真作答。

反过来，符号学的“意义形式论”使得传播学在当下的发展亦是大有可为。《文化传播符号学论纲》以“意义论”为立足点，跨越哲学、传播学、符号学、认知科学等多学科，致力于建构既有理论基础又不乏当代实践的“文化传播符号学”，不仅为打破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长久存在的分裂状态提供了可能性的尝试，也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人文性对当下生存的重要意义。“面对当代文化迅速冲进以数字技术为推动力的‘高速符号化时代’，社会经济演变之快，远超学术能够跟上的速度，但中国是一个有责任的大国，中国学界有义务跟上局势。”（赵毅衡，2018）胡易容以本书为答卷，在数字时代引发的学科发展和人之生存的双重问题面前，发出了作为一个学者应有的“独特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