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觉叙事的理论开拓与文化阐释
——邱胥评傅修延《听觉叙事研究》
邱胥 南昌大学 2023级广播电视艺术学硕士研究生
在视觉文化主导的“读图时代”，叙事学研究相当时期内处于“视觉霸权”的认知偏向与研究范式中，这让听觉维度的研究价值被严重遮蔽。傅修延教授的专著《听觉叙事研究》以敏锐的问题意识和系统的理论建构，直面此种困境，针砭了文学研究的“失聪”痼疾。该部著作犹如一颗璀璨的新星，在叙事学的天空中开辟出一片独特的听觉新领域，为我们重新审视叙事作品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作者提出的“语音独一性”理论尤为珍贵，让“文学即人学”多了一重更为生动的声音注解；通过创建“聆察”“音景”等核心概念，我们得以借文学经典重新听及声之种种、人之种种；特别是作者援引麦克卢汉所言的“中国人是听觉人”的观点，深入阐释了中西叙事传统的的感知差异，彰显出中国传统叙事的听觉美学优势，为理解中西文化差异提供了独特的感知视角，为叙事学研究开辟出全新的学术疆域。
一、理论缘起：听觉转向的时代必要性与学术价值
视觉文化的过度膨胀使当下社会形成显著的“感知垄断”。对叙事学而言，视觉文化被空前地关注甚至发展成为一种“视觉霸权”，与之对应的听觉文化则在近代印刷术兴起后世风日下，遂而形成“视听失衡” 的感知现状。这种失衡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视觉媒介的过度依赖，更深刻影响着文学研究的认知路径，传统叙事学的核心术语如“视角”“聚焦”“审视”等均以视觉为中心，导致研究者对文本中的听觉信息长期“失聪”。
傅修延的《听觉叙事研究》正是洞见此种困境后的积极回应。该书以为“听”正名为核心使命，通过阐扬听觉的艺术价值，针砭文学研究的“失聪“痼疾。其理论建构的起点在于对“叙事本质”的重新认知，叙事即“讲故事”，而“讲故事”在本源上是诉诸听觉的行为。作者从人类文明源头出发，揭示出“叙事一开始就是一种生产听觉空间的行为”，即便在叙事手段日益丰富的今天，其本质仍未脱离对听觉交流的模仿。这种对叙事本源的回溯，为听觉叙事的合法性奠定了理论基础。
理论建构方面，作者始终带着鲜明的文化比较视野。专著吸纳了麦克卢汉“中国人是听觉人”的论断，并将其作为解析中西叙事差异的关键钥匙。结合这一观点，作者回溯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将中国听觉文化的特征概括为“尚简、贵无、趋晦、从散”四个方面。这一概括不仅揭示了中国传统叙事对听觉的倚重，更暗示了中西文化在感知方式上的根本分野，西方叙事多倚重视觉的“序列性”“确定性”，而中国叙事则强调听觉的“通感”“模糊性”与“整体性”。这种从感知方式切入的文化比较，突破了以往表层化的中西差异论述，为理解叙事传统提供了全新的维度。
二、核心概念建构：听觉叙事的话语体系创新
为突破视觉主导的叙事学框架，傅修延构筑了一套听觉叙事的理论话语，具体表现在“语音独一性”与“聆察”“音景”等概念，它们共同支撑起听觉叙事的分析框架。
“语音独一性” 指的是个体声音的叙事力量。作者以“敲门时一声‘我’即可被辨识”为例，生动阐释了这一概念的内涵。每个人的语音都具有不可复制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不仅体现为发音器官的物理差异，更承载着个体的情感、身份与潜意识。作者通过分析卡尔维诺《国王在听》中的听觉书写，提出“语音独一性”挑战了西方形而上学对“普遍语音”的偏重，回归“文学即人学”的本质。在《红楼梦》中，黛玉的哭声“惊飞宿鸟”，其语音的独特性与人物的悲剧性格深度绑定；而《三国演义》中张飞“长坂坡怒吼”，则通过语音的爆发力塑造出人物的勇猛特质。这一理论为人物塑造与情感解读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使听觉维度成为连接文本与人性的重要桥梁。
“聆察”这一术语对应视觉中的“观察”。“聆察”的提出源于对“聚焦”概念视觉化倾向的反思。传统叙事学的“聚焦”理论虽试图涵盖多模态感知，却在实践中沦为视觉的附庸，而“聆察”则明确将听觉感知提升为独立的分析维度。“聆察”的内涵不仅包括对声音的物理感知，更涵盖对“无声事件”的意义挖掘，例如《扬州画舫录》中艺人模仿张飞“张口努目不出声”，却让听众“如闻雷霆”，这种“听无”的叙事效果，正是“聆察”所关注的深层听觉意义。“聆察” 的价值在于打破感官文化主导下的视觉霸权，使研究者得以从听觉角度重审文本中被遮蔽的叙事信息。
“音景”作为与“图景”相对的概念，用来进一步解释听觉叙事的空间。“音景”指叙事中由声音（包括无声）构成的意义空间，既包含自然声、人声、环境声等显性声音，也涵盖“声音的缺席”所形成的隐性意义。作者饶有兴趣地通过对比《西游记》中妖精“奔波儿灞”“灞波儿奔”的名字拟声与《洛丽塔》中继父亨伯特对洛丽塔名字发音的玩味，其目的就是为了说明“音景”与人类语言演进的关系是直接相关的。拟声作为一种原始的叙事方式，体现出人类语言文字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声音来表达意义的事实。此外，作者对“无声”的叙事价值的发掘同样具有创新意义，举例谈及默哀仪式中的静默所传递的肃穆感、叙事中的“留白”所激发的听觉想象，“无声”并非“无意义”，而是音景中极具张力的构成部分。
三、研究方法：中西互鉴与内外兼修的学术路径
傅修延的听觉叙事研究以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并重为方法论核心，既扎根文本细读，又拓展跨文化视野，形成了兼具实证性与思辨性的研究范式。
在内部研究层面，著作聚焦文本中的听觉事件，通过分类与比较揭示听觉叙事的运行机制。傅修延将叙事中的听觉感知分为幻听、灵听、偶听、偷听等类型，每种类型均对应独特的叙事功能：幻听常揭示人物的潜意识，如《追忆似水年华》中普鲁斯特对铃铛声的幻听，实则是对童年记忆的情感投射；灵听带有超验色彩，《简・爱》中简对罗切斯特的跨时空“听见”，推动了情节的关键转折；偶听与偷听则多制造叙事悬念，如《三国演义》中蒋干“偶然”听到假情报，成为赤壁之战的重要伏笔。这种对听觉事件的细致梳理，不仅深化了对文本的理解，更证明了听觉感知对叙事动力的建构作用，听觉的“不确定性”恰恰为叙事的“可能性”提供了空间。
在外部研究层面，作者着力追溯听觉被忽视的历史文化动因，并通过中西比较凸显中国“听觉人”的认知优势。印刷术的普及使文字成为叙事的主要载体，听觉的即时性与流动性被文字的固定性压制，这是听觉文化边缘化的技术根源；而西方哲学对“视觉认知”的偏爱（如柏拉图“洞穴隐喻”对视觉的推崇），则从思想层面强化了视觉霸权。与之相对，中国传统始终保持着“听觉社会”的特征，作者从繁体字“聽”的造字法切入，指出其包含“耳、目、心”三器官，暗示“听”在古人那里是“全方位的感知方式”。这种感知方式衍生出“闻声听情”的叙事传统，如《诗经》的“风、雅、颂”本源于听觉传唱，《聊斋志异》中“闻声识人”的情节设计，均体现了听觉对情感与身份的直接把握。
中西比较视域是该书的方法论特色，傅修延认同“中国人是听觉人”的说法，并认为“中国人叙事之所以不同，根子在中国人更偏重于视觉还是偏重于听觉的不同。”西方叙事多是采取“树状”的模式，注重叙述情节发展的脉络线索、讲究逻辑与时间关系链条，像西方巴尔扎克等人的小说那样注重将社会场景进行“全景式”的表达；中国人的叙事则是多为“块茎”式，中国明清两代的章回小说大抵表现为一种“缀段”的形式，类似于一个个“音景”的叠加、涌动，并带有十分明显的模糊、开放的听觉特点。但是就其艺术展现而言，两者有较大区别，西方绘画注重的是画面的“焦点透视”，而中国绘画采用“散点透视”讲究“留白”、“收束”，它往往是以听破看，如王维诗句“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所描写的就是将视觉突破了，使听觉达到了高潮的一次试笔，以音响的形式把这种超越于物象之外的绘画境界呈现出来，形成了人们的“视听通感”。
四、“重听” 经典：听觉叙事的实践阐释与美学价值
“重听”经典是傅修延听觉叙事理论的具体应用。通过对经典作品隐秘的听觉信息进行发掘，为我们重新阅读经典、考察经典等提供了全新的方法，也为考察中国传统叙事的听觉美学优势打开了独特的视界。
在中国经典的“重听”中，“闻声听情”的叙事智慧被充分激活。《红楼梦》中，黛玉的哭声“使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鸟栖鸦一闻此声，俱忒愣愣飞起远避”，这种“以声写情”的笔法，将人物的悲戚通过听觉的“向外扩散”传递给自然万物，实现了“物我相融”的审美境界；《水浒传》中，鲁智深“听”到公差虐待林冲的密谋，其“怒”不仅源于听觉信息的刺激，更体现了“听德”——对正义的敏感与践行。这些听觉事件的解读，打破了以往对人物性格的视觉化认知（如黛玉的“病弱”、鲁智深的“鲁莽”），揭示出听觉维度对人物复杂性的丰富呈现。
西方传统的“重听”体现了听觉叙事的普遍意义。卡尔维诺的《国王在听》，经傅修延推为代表性的听觉叙事。小说中，国王因为不能见所想见、闻所未闻，所以只能通过“听”来体会外界的存在，且这一段过程从因果听做到语义听做，最后转为还原听做，一气呵成。而作者也认为，在此过程中，“第二人称”叙事更为突出地提高了小说被阅读者带入“听”中去的度量，并结合“世像白描”细节表现了“视觉—权力逻辑”是如何地败给“听觉—感性力量”从而解放了“君权”的；相对于前者政治意味明显的视野和格局，这是后者带回人性听觉作为存在的一个样态的本质立场所在。
“重听”经典的学术价值，在于重构了文学作品的审美维度。傅修延将听觉反应分为“因声而听—因听而思—因听而悟”三个层级：“因声而听”是最基础的感知，如张继《枫桥夜泊》中“夜半钟声到客船”，以钟声的悠远营造“余音袅袅”的意境；“因听而思”则引发主体的心理活动，如济慈《夜莺颂》中，诗人因歌声联想到“饮酒”与“死亡”，听觉成为思想的催化剂；“因听而悟”是最高境界，欧阳修《秋声赋》中，作者从秋风声中“参透”自然与人生的规律，实现了精神的超越。这种对听觉反应的层级划分，为理解文学作品的审美内涵提供了新路径——听觉不再是视觉的“陪衬”，而是独立的意义生成维度。
结语
傅修延教授所著的《听觉叙事研究》，具有问题意识深邃、理论架构严密和完善、案例阐释精彩纷呈等特点，在叙事学中开出新的“听觉转向”可能，并促使视觉霸权语境下的听觉重新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之中，更重要的是，透过“听觉人”的话语观照，还原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传统叙事审美的意涵——中国传统叙事最值得人们关注之处是人能站在“善听之人”的角度思考叙事活动，在这种认知下，不但能更好地激活“聆察”，而且更能有效地实现“音景”；不仅如此，即便是一部早已“烂熟于心”的经典，人们通过重听依然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美感效果，如此一来就能更好恢复人的感觉的全息性，回到叙事作为“听觉交流”最初的本源上来。因此，傅修延教授运用听觉叙事来思考中国文论，尽管学术上的价值重大，但更大程度上体现在文化的启迪作用上，在当今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立足“感知”的差异开展不同文明间的学习交流甚是必要，从傅修延教授以听觉叙事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来看，中国传统的“闻声听情”方式并非是一种落后的认知模式，它更强调“情感共鸣”“整体把握”。这些中国传统的观念或可以说是中国当代走向世界的一种智慧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