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李思屈教授您好！我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符号学的硕士，谢谢您拨冗接受我的访问。作为我国传播符号学研究的先驱，您当初是因为什么开始研究进入这个领域？又是如何看待符号学和传播学的关系？我们应该如何运用符号学来推进传播学的发展呢？
我研究符号学大概始于20世纪80年代未。我是学美学出身，但当时在新闻系任教，还被安排教广告学的相关课程。这促使我对刚刚引进中国不久的传播学感到很大兴趣。我从中受益很多，但对美国味道的传播学的方法论有一种天然的不接受，感到它太简单粗糙、太工程化，太社会学化，是一种基于通讯学的传播，即费斯克所谓的“过程学派”。传播现象是人类交流、交往过程，是人类社会性和精神性的基本表现，有丰富的人文内容和精神表现，但是在过程学派中，这些东西都丧失不见，这是见技术不见人的一种研究。基于这种简单化的研究方法，即使是研究传播效果，也会有很大的局限性。人有理性，也有情感；有理智，也有潜意识；有功利性，也有精神性，离开这些谈传播，就一定会见不到真实的传播。
符号学即有人类性，又强调客观逻辑性，不象一般文艺批评那样主观任意发挥，对传播研究所强调的客观性有一定相应。所以我开始读一些符号学的书，给本科生上课也引导学生关注符号学，带研究生后就要求学生一定要掌握一点符号学知识和方法，《广告符号》一书及其相关系列论文，就是那一时期师生合作的成果。
符号是传播的基本要素，很难想象没有符号的传播，也很难想象符号不被用于传播。因此传播与符号是一体两面：从要素看是符号，从过程看是传播；从意义及其生成看是符号，从信息传达看是传播。离开了符号学，传播学研究难以深入；离开了传播学，符号学研究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引入符号学方法，可以为传播带来人文学科的深度和哲学思考的精密性，使传播学还原到文科本身的基础上。12年前，我在《东方智慧与符号消费》中就解释了为什么要在传播学研究中用符号学的道理，当时我说，传播效果的研究应该是质与量的统一。传播学过程学派把传播效果简化为数量问题，而符号学今生质的特点，可以对其进行重要补充。我在书中写了个公式：效果=质×量
2. 我在阅读您的论著时，注意到您非常提倡传播符号学应当从批判走向建构，能否请您谈谈是什么驱动了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向？
认为符号学就应该是批判，或以批判为主，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在符号学创始人那里，符号学就是发现人文真理的一种理论工具，一种思维方法，并无所谓批判或建构之分。符号学到了罗兰·巴尔特那里，才主要用于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一些西方左派常用的方法。后来由于其意识形态性太浓厚，在哥本哈根会议时受到清算。因此，批判学派只是符号学的一种应用，一个支流。没有批判学派，一样会有符号学，但没有符号学，批判学派就会推动重要的理论工具。
我说从批判走向建构，是针对中国的传播符号学而言的。中国的传播学受罗兰·巴尔特的影响很深，因为罗兰·巴尔特的思路给了中国研究者面对现实展开言说的现成方法。在最初的引入和应用阶段，对中国学术是有贡献的，因为它开拓了我们的思路。但是学术理论研究与批判实践应用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任何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只能是建构，而批判则是基于一定学术理论的实践应用。但中国学术界似乎把这种关系混淆了。由于不重视理论建构，多年来，我们的符号学批判只是简单据引用西方的几个概念，其批判不过是用西方的框架，中国的例子。这样的东西作为批判可能有用，作为学术研究就太气管创新了，因为除了例子是新的，结论都是重复别人的。这类所谓的研究，不过是用中国案例再次证明了一下西方理论的正确。所以我说，应该从批判走向建构。
3. 传播符号学建构学派的出路在哪儿？如何适应新时代？
建构学派本身就是适应新时代而出现的，它本身还在形成和发展中。建构学派的活力在于紧扣现实的实际需要，其追求是不仅仅解释世界，还要建设世界，为世界提供有效的正面价值，有用的产品和服务。
4. 连续两届会议您都和大家分享精神符号学，为什么您这么重视这个问题？
从实践上说，精神的贫乏和灵魂的苍白是中国目前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现在很多精神生产者不生产精神，只考虑面包；许多人看人看事不是以精神为尺度，而是以身份为尺度，这者是严重精神危机的表现，是中华民族崛起的重大障碍。这一时代问题，需要学术的回应，需要文科的关注。只有扎根现实，学术才能获得自己的源头活水。
从理论上讲，符号学是人学，是研究人的一种学问，而精神性是人最本质的部分。符号学不是研究任何符号，如数学符号、化学符号就不需要符号学家来研究，符号学的根本任务就是建构关于人的科学，我在《精神符号学导论》一文中已经作了说明。
5. 你之前提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播符号学发展的三种重要动向可以归纳为：传播学与符号学形成交集，东方智慧出现复苏，传播符号学与应用性学科和自然科学的科际融合。您认为这三种重要动向是否有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什么？这三种动向对于建构学派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三种动向都是符号学适应新时代而出现的。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有两个方面：一是符号面对新时代新问题而力图作出自己的解答，力图有所作为、有所贡献，二是符号学自身在利用包括理科在内的兄弟学科的新成果而试图有所突破，有所发展。
传播学与符号学的交集，是符号学与传播学按其学科本性深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如前述，离开了符号学，传播学研究难以深入；离开了传播学，符号学研究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东方智慧的复苏，是人类智慧面对21世纪人类科学主义受到挑战、西方罗各斯中心主义遭到解构的局面的合规律的反应。
传播符号学与应用性学科和自然科学的科际融合，是符号学在信息革命、认知科学革命时代文理交叉的一种合逻辑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