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汤林森（J. Tomlinson）认为，一个特定的转折时代，总有一种东西能够反映这个时代，甚至成为其镜像。随着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深入，对于一个时代的探究也开始呈现出了多样化的趋势。譬如从女性的服饰来解读维多利亚时期的哲学，或是从十里洋场的上海摩登来剖析“孤岛”时期的中国政治，这种关注于具体细微因素的研究范式，从年鉴学派开始，一直受到各国学界的关注，当然也包括不断与世界接轨的中国。

因此，在这个语境下，我并不认为这本书[i]是一本纯粹意义上的新闻传播学专著。从这本自称“话语研究”的书里，我读出的却是关于当代中国这整个大时代的深入剖析，作者以符号学的视角，从时政期刊的话语入手，审理“主流”的存在形态及发展趋势，其开阔视野与精细眼光，全在于此。

在这本并不算厚的《见证主流》里，作者别出心裁地选择了三家刊物——《半月谈》、《三联生活周刊》与《?望新闻周刊》作为研究范本，解读了官方、民间与精英三者之间何以以“话语”的形式来描述中国社会变迁的全过程。其中不乏通过大量数据分析得出的务实之论，亦包括对于时政期刊话语表达方式的精妙总结。在作者游刃有余的叙述中，我们分明看到，作者正是将这些符号化的文本、期刊与话语方式，作为一个对象性的镜像进行深入剖析。因此作者对于当代中国这个处于变革期的大时代，有着特定的观照视角。

近年来，从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开始，对于中国社会变革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于不同范畴，但坦诚地说，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甚至还比较缺乏。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研究”的著述来说，基本上还停留在较为空泛的论述之上，既缺乏必要的史料或事实进行支撑，也缺乏必要、典型的研究对象（即具备符号性的镜像），因此尤其显得不足。尽管如《岳村政治》、《中国在梁庄》或《蚁族》这样基于基层社会调研之后的专著可或多或少地弥补这一缺憾。但我们仍要清醒地看到，通过对于“顶层意识形态”的个案研究来审理中国社会变革的得失之作，依然非常有限。而这本《见证主流》则恰到好处地弥补了这一缺憾。

正如李金铨教授所言，“空发议论”和“粗疏论证”是当代中国传播学、社会学研究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而《见证主流》恰将话语分析和历史脉络结合到一起，无疑应有着其自身的积极意义。而杨志弘教授更是一针见血地发现作者力透纸背的研究立场，《见证主流》不只呈现出了中国改革发展的过去和现在，更对当代中国时政期刊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学理审思。一位台湾学者，一位香港教授，都不约而同地读出了作者独特的构思，从这个角度来讲，《见证主流》所描述、表现的，难道不正是组成“大时代的镜像”的许多个重要的符号么？

其实，这本书书名的英文翻译在这一问题上亦可见一斑。“见证主流”被意译为“Time Mirrorimage”，这个词组直译就是“大时代的镜像”。见证者，镜像也，而“主流”恰是“大时代”最好的表现。作者立意之高远，除却字里行间外，更在于这书外的一字一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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