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跨界：音乐研究的新范式

——评译著《音乐·符号·传媒——音乐符号学论文集》

二十世纪以来，跨学科研究已成为学科整合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学科的多对象化”和“对象的多学科化”，使学科研究的“跨界行动”成为一种历史必然和普遍模式，人文科学领域更是如此。

跨学科的研究催生了符号学的诞生，符号学即关于意义的表达、生成和使用方式的研究，因此它也被称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数学”。 符号学作为跨学科研究的利器，被广为运用在难以界定确切视阀的文化及学术现象中。具体到音乐研究领域，符号学则可以对与诸多艺术门类相关、边界模糊的音乐艺术，进行“科学”的分析，让人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从而凸显出音乐艺术在人文科学中的独特魅力。符号学的本质和生命力原在于其跨学科性和摆脱制度性约束的倾向，音乐是世界共同语，同时符号学也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中西交流、传统现代的转化与交流缺乏共同的语言，而符号学则正好填补这一缺陷。

国内有关音乐的符号学研究还很薄弱，初学者往往苦于没有现成的参照体系退而却步，而面对这一窘迫的现状，《音乐·符号·传媒》的出现无疑是一场及时雨。这部音乐符号学论文集，集中了多个国家音乐符号学研究者的学术成果，展现了音乐符号学这一领域最前沿的理论和运用，这种新视野毫无疑问会给中国音乐符号研究带来一个新的地平线。诚如译者序说的那样，至少“可以激发我国研究者对音乐符号学的热情！”

音乐与符号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两者联姻更是水到渠成。音乐符号学始于传播理论的发现，音乐学、符号学和传播学三者的融合研究会对各自相关的领域都产生深远影响。音乐符号学起步较晚，理论几近空白，这本书的引进是拓荒的一步。该书的翻译为我们引进了一系列批评术语与专业话语以及批评模式与研究范例，比如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埃尔基·佩基莱教授写的开篇导言，既有理论深度和系统性，又深入浅出，通晓易懂。言简意赅的介绍了音乐符号学的入门知识：语言与音乐的关系、音乐传播的特殊性与复杂性、音乐符号传播研究的关键词、美国音乐学家查尔斯·西格关于传播的三种渠道、对一般读者而言比较生疏的莫里斯传播层面的三个不同类型——符形层，符义层和符号用层、音乐符号研究的基本领域与方法，以及工业化时代、消费时代音乐符号与传播研究的立足点以及学科意义等等。

消费时代，对艺术是一场考验，也迫使艺术研究者不得不重新审视文化的生产的意义。消费者与物的关系因消费时代的到来而发生了变化，作为大众的一员，我们不会再从特别的用途生去看这个物，而是从它的全部意义上去看全套的物。符码操纵和制造消费，变成消费对象的是能指本身，而非产品；消费对象因为被结构化成一种代码而获得了权利。“消费的主体，是符号的秩序。”在今天的消费过程中，没有人处于纯粹和孤立的商品购买和使用关系中，消费即是地位和身份的有序编码，这种编码同时就是阶层区划。鲍德里亚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现象，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也适应。例如摇滚，早已不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音乐形式，而成为了小资产阶级“后花园”中的“小摆设”。

然而，正像这本译作中的论文所分析的那样，并不是所有的艺术一旦与商业挂钩就一定会沦丧价值，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使其利益最大化并且让美学价值、艺术价值不受到侵蚀。

大众文化的发展与传播的变化导致事物自身意义的自足性丧失了，仅仅成了一个其他事物的介质或工具，一个“他者”，媒介批评的方式也随之改变，批评的方法不再只需要美学的而是更多依赖于符号学，或者说是“符号政治经济学”。这些研究大众文化的方式方法以及模式范例对不同媒介分析研究并行不悖，理论也可以通用。

该书共翻译十六篇高质量的论文，包括“电影故事片中的音乐”、“音乐和电视”、“音乐与技术”、“迁移与与音乐中介”四个部分。在对音乐进行符号化研究的同时，并没有将其与其他媒介割裂开来，比如，本译作的第一辑、第二辑主要探讨了影视剧中的音乐，破解了音乐在电影故事及电视剧编码中的难解之谜。影视艺术从音乐中吸取了节奏感和感染力，使音乐成为影视作品主题意义符号，文化识别符号，及情感运用符号。

影视歌曲更是建构影视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研究中，音乐仅仅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抒情渲染元素，附属于电影，而在本辑论文里，我们将会看到音乐作为一种中介，“洞悉了一种媒介解读另一种媒介的能力”，不仅仅是电影在表现音乐，音乐为电影服务，两者的关系具有“互适性”。这种研究范式将电影音乐的地位给予了重新定义。音乐与电影同台竞技的历史始于20世纪20年代先锋电影，它们体现在当时以表现节奏感为目的的影片中，而在当代电影创作中，音乐的比重越来越大，音乐既是一种独立体裁，也作为一个个叙事要素，参与电影情节的建构。因此本辑论文的观点，例如《动与静；摄影，电影音乐》、《海上钢琴师叙事，音乐和电影》，都是在平行中找交集点：即，既将音乐作为电影不可缺少的表现手段，叙事元素，也从音乐的独立性角度分析，改变了其尴尬的附属地位。钟惦??先生当年感叹“电影理论有愧于电影实践”，点破了电影理论的匮乏，这本译文中对电影音乐的理论分析可以改变电影与音乐研究理论匮乏的窘迫现状。

第二辑对电视剧音乐分析也是从“互适性”角度来分析，借助于音乐中介达成电视剧的完整性,《美国警匪电视剧中主题音乐的风格和描述》把莫里斯的四种符号表意模式应用于通俗电视剧的分析；《用属和弦和延留音来拯救地球》探讨了动画片中的音乐;另一篇谈及音乐与教育的关系，将音乐与电视的联姻分析的淋漓尽致。音乐也借助电视剧这一中介被广为传唱与接收，音乐与电视的联姻催生MTV（音乐电视），为音乐作品配上了快节奏的画面集锦，具有极强的听觉冲击力和视觉表现力。高清时代、3D时代的来临更是全线冲击着单一的音乐听觉模式。音乐依靠画面传声越来越显得关键。近年来国产电视剧发展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集剧本已经爆出三十万的天价，而一部好的作品与音乐元素关系密切，尤其是主题曲。其创制是一个既关键又棘手的问题，值得关注。例如《北京爱情故事》这部描述年轻人奋斗的故事引发了无数人的深思，博得所有观众的掌声与泪水，其主题曲《滴答》的符号意义，正在漂泊一族爱情、事业、友谊、岁月之外无限衍义。

多媒体时代的来临让影视与音乐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每年国产的电影、电视剧与音乐作品汗牛充栋，但理论家研究者对其关注较少，用理论来深度剖析这些作品还少有人涉足，如何改变这一现状也不得不求助相关的理论。一些在文学符号学领域研究常用的的理论也可以移植到音乐文本分析，比如罗兰.巴尔特的知面与刺点理论、巴赫金的互文性理论、德里达的“延异”概念、接受批评与美学等等，这些都将对音乐研究起到深远影响。

第三辑技术篇探讨了技术的发展与音乐的关系，着重分析了网络时代的虚拟声音艺术和流行音乐语言。对一个只有“电工”而没有音乐技术专业人才的国家来讲或许更具有深远意义。21世纪，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信息时代和数字时代，信息社会的标志毫无疑问是数字技术，由此产生了相关的数字美学，即“虚拟美学”。便携式工具的产生与流行，歌星的包装打造时尚化商业商品化，从生产宣传到销售直至接受都与技术息息相关，但艺术并不因为技术的进步与复制降低了水准。音乐制作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也因此塑造形成了属于各自技术影响下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这种技术进步带来的不仅仅是在物质层面的变革，它同时也影响到了人类世界精神层面。技术正在塑造一个日新月异的“明日帝国”。“一种技术透露的便是一个完整的时代讯息”。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对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深远，但是研究者大都选择对其避而不谈，正视与研究的甚少。技术时代的来临对我们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特别是音乐的生产机制与传播机制随技术的不断进步，让音乐这一艺术形式有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对此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关注。这本译文此方面的译作对我们是一个最好的提醒。

第四部分着重分析了音乐的迁移。该部分分析了探戈的播撒，巴赫的复兴转化等课题。在新媒体时代一切与传播挂钩，音乐如何流传扩散迁移至关重要。对古典音乐在流行摇滚中的新生以及古代资源的现代性转化分析都会对我们的研究思路给予启发，这对一个传统音乐如此丰富的国度而言意义更为深远。

中国拥有丰富的传统音乐资源，包括一系列民族音乐（比如客家山歌，蒙古长调，侗族大歌）；五彩纷呈的民族器乐（比如笛、二胡、琵琶、丝竹、胡琴、筝、鼓）；特色鲜明的地方戏曲（比如京剧、豫剧、越剧、黄梅戏、评剧）等等。这些资源如何获得新生走向世界，在“迁移与中介研究”中对音乐的播撒研究富对我们富有启发意义。联系到国内，中国文化包装出口经典案例 “女子十二乐坊”是最为成功的音乐转型项目，紧随其后的是由原性手枪乐队经纪人打造的全女孩乐团，在时尚摇滚里夹杂嫁接唢呐或二胡等民族器乐。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的包装出口究竟为了什么引发很多人关注？为了商业利益驱动，还是为了文化传承。有批评者尖锐指出，“一个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站不住脚。对商人和官员而言，问题也不是如何去弘扬民族文化、建设自我的体系，而是在仍然被垄断的文化——经济语汇中，除了性别和马褂，还有什么可以被编码、复制，然后又镀金、返销？”文化与艺术被投机者进行商业窃用的现状在这里被明确挑破。艺术被商业窃用的担忧，从早年的法兰克福学派，到后期的文化研究，到新世纪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一路加深，以至于尼尔·波兹曼直接发出“娱乐至死”，“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这样切肤感慨。艺术在这里受到了双重威胁——商业窃用和艺术窃用。尤其是大众文化对古典艺术和高雅艺术进行了颠覆性摧毁，然而，实际的情形真的那么糟糕吗？正如此书中《全球化中的巴赫：在理想主义和商业之间推广古典音乐》中分析的那样，古典音乐在商业冲击之下濒临危险的同时也可能在流行中获得了新生。另一篇论文有关ELP乐队对莫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改编，展现了经典的无限开放性,也说明了商业与艺术并不冲突——向左？向右？向前？向后？音乐符号如何使用是个关键。

音乐与传播密不可分，国内早期的研究也注意到此问题，但研究仅仅局限于分析浅层的现象，并没有深入文本内部探寻其内在的机制与结构，研究达到怎样的结果也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深思。研究的终极意义或许如张闳所言，“透过这些文化现象，寻找时代的精神出口。”这一目标的实现要借助于对文化现象从生产流通到接受消费整个环节的探究，探讨文化现象所蕴含的精神世界。

新媒体时代下音乐的传播正成为研究的焦点，比如对央视春晚这一传播渠道的分析、对“超级女声”这一全民狂欢的娱乐模式研究等。这一方面，此译作中杨汉伦教授关于《人民音乐》（杂志）与“人民的音乐”两种符号意义的互用策略，会给我们重大启发。央视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影响共同体，特别是春晚，更是我们的集体记忆。央视是一种召唤媒介形式，当我们共同的记忆被唤起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因为它有着极强的渗透性。这些都引发我们思考央视这一特殊的传播媒介，正如《人民音乐》杂志是一个富有多种意义的能指符号一样，它是推动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立的诸多媒介手段之一，是一种规约符号。央视也是如此，央视播散什么内容，这些内容又指向什么值得进一步研究。

音乐符号学研究的意义在哪里，简单来讲，就是音乐作为一种符号在创作、生产传播与接收能一系列层面上的意义和相互影响意义。  

这是一个纷繁复杂的多元文化时代，鱼目混杂的一线创作需要规范引导与研究，接受者更需要指引。从表面看来，近年来有关大众文化研究迅猛发展，但是大都不得要领。大众文化形态塑造了大多数人的心灵，构成了多数人的文化生命轨迹，大众文化主导着我们的社会，而与之相关的研究却高高在上，对此表现出莫大的排斥心理，音乐研究尤为如此。精英主导下的音乐研究陷入了纯理论的深渊，很少结合流行文化研究，他们忙于构建各式各样的似是而非大而无当的理论体系，对当下具体可感的文化现象无动于衷，在理论的阐释上也大都陷入无力状态，而无力的原因在于理论的匮乏。这本译文集有关的理论正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虽然这本书的侧重点在音乐符号上，但它的内容和提供的视角更为广阔：电影、电视、民族音乐、动画片、摇滚乐队等等，这都是大众文化的代表性形式。娱乐时代，这些研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面对这一未开垦的处女地，很少有人愿意花时间花精力来涉猎，因为这些都需要从细小的地方入手，很少有人沉下心来完成，即使有所涉及也大都倾向于外国作品，国产电影、电视、音乐以及文化现象比较冷门，需要更多的热情投入。透过本书我们清晰认识自己，看到研究的差距与不足，找到更新、更细的研究切入点，以点带面，通过作品、歌手、歌曲、乐队、音乐制作人、音乐评论者等个案来管中窥豹，改变一以贯之的泛泛而谈。中国最为礼乐大国，与之相关的研究却很薄弱，音乐符号学理论引进与传统资源的开掘必将改变这一现状。虽然一本书包含不了所有的理论方法，但是可以转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在文化传播与研究上给我们提供新思路新启发。同样，虽然任何理论也都不具有普适性，但有效的理论来自于实践，也必将用之于实践，我们相信音乐符号学的种子，散播在中国音乐丰富的土壤中，会结出奇异的花果来。

《音乐·符号·传媒》既是一本有关音乐与符号学研究的书，同时也是有关大众文化传播研究新的视野的书，在这样的关照之下，文化研究与音乐研究才会更有力地与创作实践挂钩，与生活中的文化现象挂钩，这也正是该书的译者希望看到的景象。虽然本书由几个人合作完成翻译，但总体风格基本保持了一致，在翻译上此译作既保证了原版风格又采取了适合中国读者阅读的翻译模式，深入浅出的理论必将对国内音乐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本文在评述的时候多次提及文化，文化的重要性早已毋庸置疑，对其加以强调不再只是口号标语式的泛泛而谈，毕竟我们进入了一个文化泛滥的年代，而音乐是对文化关照反应最为敏感的艺术形式，厘清音乐文化脉络可以呈现我们的精神脉络，先进的理论是我们迫切需要的。符号学的引入，对中国音乐研究与当代文化形态探究都是一个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范式，这也是此译作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作者简介：

刘小波，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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