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充分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新闻传播学科指明了新的研究方向——传媒符号学。“传媒符号学”，即集传播学和符号学精粹于一体的一门新的分支学科，但“传媒符号学”研究一直未受到学界足够重视。作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传媒符号学研究集中于文本分析；二是学界习惯将符号学方法作为传媒的“批评理论”。他通过梳理传媒符号学的研究成果，借此书为“传媒符号学”正名，这是他写这本书的初衷和首要任务。
全书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探讨符号学和传播学的关系问题时先驳后立。两者的问题在于，“符号学者和传播学者分别站在自己立场将对方视为从属概念。符号学家将传播视为符号表意的过程环节，而传播学者则将符号视为传播的内容信息形式。”要实现两者的相互融合，作者认为，首先认清“信号传播学”传播过程模式化，脱离了对人的因素的考察，“机械的媒介技术始终与人保持某种冰冷的距离”，通过符号意义的研究来弥补信号传播学的弱势。其次，作者从“技术学派”与“符号学派”这两种看似毫无关联的路径入手，找出媒介和符号的内在关联：如媒介环境学派的“媒介环境”命题已自设了“符号语境”的维度，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并为传媒符号学科搭建了基本的研究框架。
传媒符号学的研究范围从“媒介环境”转向“传媒符号语境”，两者区别在于，“媒介环境”诉诸技术工具，而“传媒符号语境”诉诸“表意形式”。其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媒介自身，而是传媒语境下由符号构成的各种“文本现象”，最终实现媒介如何通过“尺度的改变影响了人类表意甚至文化”。
本书的闪光点在于：
1.作者证实了符号学和传播学结合的可行性。学术长久以来的二分法禁锢了学科的发展，符号学面临着研究对象不断泛化的困境，而传播学苦于寻找新的理论范式。作者从媒介技术学派麦克卢汉入手，发现该流派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式等方面皆蕴含符号学思想。引进和吸纳人文科学的符号学，正好弥补了传播学中单一模式化研究的缺憾。通过对比得出，“符号”概念比“信号”是更为人文化的研究对象；复杂化的“传媒符号语境”比单一的“媒介环境”有着更广阔的研究范围。作者运用各种符号学理论透视传播学科中的典型“文本现象”，检验传媒符号学理论的可操作性，如从形而上学即符号学元理论层面洞悉交流双方的规则仪式在传播交流中的重要影响作用。从理论的层层推理到个案的深入分析，环环相扣，让读者深切感受到传媒符号学理论的独特实用魅力。
2.作者理清了传媒符号学在传播学中的学术价值。前人著作中虽涉及到传媒符号学方面的研究，但零星而杂乱，仅处于尝试阶段，并未做全面梳理。作者克服了工作繁杂等困难，完成了这一基础工作，并明确强调了传媒符号学在传播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作者以中国和北美为例，勾画出符号学与传播学经历了独立发展、碰撞和融合等三个发展阶段。
3.为读者理清了传播中易混淆的基本概念，如传媒、媒介和渠道等概念之间的区别。作者认为传媒具有文化特征，媒介带有物理性质，而渠道包含感觉特性外，兼具媒介性。
最后，笔者觉得有必要强调几点：
其一，传媒符号学理论有别于一般符号学理论。在网络虚拟空间，文化相互渗透，呈现多元态势。单一的元理论（即元语言）对个体或群体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上的规范有所减弱，多种元理论对人类交替发生作用，造成对人类行为深层机制探寻的困难。传播者和接收者身份不明，文本信息真假难辨，符号语境的混乱势必会影响符号文本的充分解读。传媒符号意义的研究将会陷入自说自话，难以有着相通的话语体系的尴尬。
其二，对“符号文本”的多重考量。自受众研究的兴起，传播学没有忽视人的交流作用。功能分析范式通过符号交互进行社会建构的思路进行外向的文化考察。媒介决定人的思维方式。媒介技术的不断升级，网络技术出现“传受合一”的传播模式。媒介环境的改变，人的传播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文本内容未必有太多意义，传播过程本身则传递出某种符号意义。如人们网上吐槽，讲的“内容”并不是重点，讲的“状态”才是关键。因此需要从多方面考察“符号文本”的概念，若生硬地套用某种方法，会给人造成削足适履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