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码特征与《周易》取象的意义建构*
苏 智
摘要：文本的符码具有强编码或弱编码的不同类型。符码的这种特征与“物-符号”的二级特征相联系，当符码偏向于强编码时，文本的性质偏向于符号性，具有符号表意的片面特征；当符码偏向于弱编码时，文本的性质偏向于事物，在认知中类似于对事物的多维度探索，从而使文本阐释得出不同层面的意义。《周易》的文本阐释以观物取象为特点，卦画、卦辞与《易传》等系统都与“象”的建构密切相关。通过《周易》的取象思维，可以深入发掘《周易》作为弱编码文本在阐释中获取多重意义的认知过程，进而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表意特点。
关键词：《周易》，符号，取象，弱编码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de and the Meaning Construction of TakingImages in Zhouyi
Su Zhi
Abstract:The code of the tex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strong coding and weak coding. This feature is linked to the bipolar characterof the “object-sign” combination. When the code is biased towards strong coding, the nature of the text is biased towards the symbolic one-sided feature. When the code is biased towards weak coding, the nature of the text is biased towards the object,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multidimensional exploration of objects in cognition. Thus, the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 may reach different levels of meaning. The textual interpretation of Zhouyi is characterised by the observation of objects, and the systems of “Guahua”, “Guaci” and “Yizhuan”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Xiang”(images). By studyingthe thinking mode of taking images in Zhouyi, we furtherexplore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Zhouyiasweak-codingtext to obtain multiple meanings in interpretation, and we then explore the symbolic ideographic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Zhouyi, sign, taking images, weak coding
DOI: 10.13760/b.cnki.sam.201802008
人栖居于意义的世界，任何社群中的人都无法脱离符号系统。卡西尔说：“（文化的）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中”（1985，p. 43）。符号的阐释逻辑与符码特征对于符号的应用和解码至关重要。《周易》文本的弱编码特点和取象思维赋予了符号阐释的多维度和复杂性。
一、符码性质中的“物-符号”两极特征
符号传达过程中，最理想的状态莫过于：信息的发出者能够将要表达的意义通过符号有效编码，形成意义的文本载体。信息接收者在文本的基础上对符号信息进行解码，从而能够得到信息发出者赋予符号文本的意义，并顺利达到信息发出者的意图定点。但是，在实际的符号阐释中却不见得所有的符号表意都能够通过解码指向原来的意义，能够使符号接收者确切达到信息发出者意图定点的文本几乎不存在，因为符号传达造成信息流失是必然的。并且，意图定点在符号意义的传达中有时并不明确，以致符号的无限衍义不断生成累积新的阐释。当符码能够像电报密码或科学公式那样清楚时，符号意义能最大程度地保持原有意义的有效传达，这种符号文本就是强编码文本。例如在天气预报里，播报员的语言必须按照强编码文本的要求来组织编码，阴雨或晴天不同的气候变化都要做出明确的表述。过于模糊和模棱两可的表达在此语境中都是不合适的，并且拒绝运用反讽等修辞手段。“无论是悖论或反讽，都是一种曲折表达，有歧解的危险，因此不能用于要求表义准确的科学/实用场合”（赵毅衡，2017，p. 209）。而当符号文本是弱编码时，发送者不能强制符号接收者对符号信息的解释达到意图定点。符号接收者对于符号的阐释就有更大的空间，只要他的解释能够自圆其说即可。
大部分文学和艺术文本都属于弱编码文本。《周易》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六十四卦都是由阴阳符号组合而成。每一个别卦由两个八经卦符号组成，三画的卦符皆具有不同的自然寓意。《屯》卦上卦是坎，下卦是震，《象辞》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王弼，韩康伯，孔颖达，1997，p. 19）。而在《讼》卦中，上卦是乾，下卦是坎，《象辞》的解释却是：“天与水违行，君子以作事谋始”（王弼，韩康伯，孔颖达，1997，p. 24）。同样是坎卦，在两卦里分别被解释为云和水。从自然的角度来讲，云中含有大量的冰晶，液化而成雨水，本身也是水的不同物理状态之一，因此也可以用代表水的坎卦来做解释。但是，卦画的呈象与具体的解释之间如何获得一种理据，这个阐释的过程就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定论。并且，从卦画图形联系到意义的自然物象，最终将符号阐释的意图定点定位到君子的行事为人，这其中的意义跨度就更需要解释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自行填补，即便如何自圆其说，恐怕都难以还原符号创建者原本的理解，而这种情况在《周易》文本内比比皆是，无不体现其符号弱编码的特性。
在认知中，意识所面对的“事物”可以分成三种：第一种经常被称为“物”，它们不只是物体，而且包括事物，即物的变化；第二种是再现的，媒介化的符号文本；第三种是别的意识，即其他人（或其他生物或人工智能）的意识，包括对象化的自我意识。这三种“事物”形成了世界上各种意义对象范畴（赵毅衡，2017，pp. 3-4）。这三类事物有很大的差别，第一类是客观存在物；第二类是已经媒介化的符号载体，是我们生活中已经具有形态的绝大部分符号再现物；第三类事物则较难把握，是未经媒介化的符号形态，甚至包括所谓的“心像”。后两类都可作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是符号。而客观存在物具有整体特征，只有当它被作为某种意义的再现体时，它才成为符号，被片面地关注。物本身具有无限的细节，比如一支钢笔在样式、材质、品牌、规格、耐用程度、产地、是否限量款……，这一系列方面均可以被意识考察，每一个方面都有可以具体分析的细节，这些并不是人的认知可以穷尽的，正如人类对于知识的学习只能上下求索却注定永无止境。“物本质上的超理解性，因为意识把部分观相变成符号而获得意义性，符号对意义世界的模塑，形成周围世界的可理解性；物的细节无限性，因为意识的有限能力，变成意义世界的有限性”（赵毅衡，2017，p. 26）。因为意识在观照到物的时候，物只有部分特征会得到意识的注意。每一次对物进行考察，物都会顺着意识关注的方面反馈一个信息给意识，从而填补认知差。在意识观照符号文本时，符号文本也同样对意识给予一个反馈，只不过符号文本自身作为载体是携带意义的，意识未必达得到文本最初被赋予的意图定点，但这两种认知过程却是极为相似的。譬如一座古希腊时代的雕像，这是一个符号文本，在当时人的眼中可能代表对某一神灵的信仰和崇拜。但是在现代人的眼中，我们更多关注的是雕像的精美技艺和古代繁荣的文化。尤其是不在同一文化圈的阐释者，甚至无法辨别这是古代神话里的哪一位神祇。这样，阐释的角度必然会有差异，皆是针对符号文本某一方面的解读。
在“物-符号”二联体中，物都可能携带意义而变成符号，当物携带的意义被极度缩减和忽略以至于不再关注物携带的意义，那它就不能被称为符号了，只是客观存在物。在不同的语境下，物和符号之间能够互相转化，不存在完全不可能携带意义的物。所以，对符号类型分析会发现，符号可以凭借自身符码特征在“物-符号”二联体指向的两极中寻找风格定位。强编码符号的元语言相对严整而单一，符号具有更强的规约性质，没有过多想象和生发的余地。符号的解读和意图定点体现为阐释群体的约定俗成，符号所携带的意义不一定要有充分的理据性就能得到有效传达。因为意图定点极为明确，意象性活动已经对对象的意义做出明确的解读。在“物-符号”二联体中，强编码符号的符码风格更偏向于“符号”的一端。
像似符号更多依赖于符号的理据性，在意识构建符号理据的同时也给予阐释巨大的空间，这是弱编码符号的特征。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造像艺术，不论是雕塑或者是绘画，都是很典型的像似符号。即便是一幅关于苹果实物的画作，这个画作如何形象逼真，我们在解读出画上是一只苹果的同时依然会发掘画作更深层次的意义。因为获义的意向性要求意识对其不断解读，我们潜在认为一幅画作有其深层的意义，至少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指示符号。这样，符号便通过某种像似性关联来表达某种意义，其意义的解读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具体阐释，最终的结论也会不同。抽象派绘画看似意义模糊，却更能够引起人心像的共鸣，阐释的空间更大。符号的显像在意识中的呈现，类似于意识对客观存在物的观照。当符号的规约性越少，像似性越多的时候，就越能趋近“物-符号”二联体的“物”属性，反之则更趋近于“符号”的属性。指示符号在修辞上属于提喻，既不能脱离符号关联的意义主体，同时在关联的过程上又摆脱不了某种程度的意义规约，因此处于“物-符号”二联体坐标轴的中段。教室里占座位用的书包，这个指示符号从规约的角度很明显地提示此座位有人占用。但是书包对其所有者的关联，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个符号解读出其他的信息，譬如书包的款式提示这是一个男生或者女生的物品等等。
弱编码符号处于靠近“物”的一端，并不是否定其符号性，也并非其携带意义稀少，而是强调在认知过程中，弱编码符号相对符码压力小，也没有精确固定的意义指向，往往在意识中构建物象乃至心像，从而使意识对文本的观照能够达到多维度的效果，在不同的语境下得出多方面的意义。在获义的意向活动中，意识观照的对象呈现出被符号化的多种可能性。符号阐释趋近于对物的认知，物的细节无限，阐释便无限。
二、《周易》取象思维构筑符号意义生成
在《周易》中，符号意义的构筑总是与取象的思维密切相关。正如前一部分所说，《周易》文本的符号是弱编码性质的。在解读符号之前，虽然已经有可供参考的符码规则，但是《周易》的符码规则却是多重的。在实际的占卜过程中，不同层次的元语言共同作用，使符号的具体指向只能随着客观语境差别而发生变化。《周易》表意的复杂也在于其意义构筑呈现出多层次。文本被分为卦画、卦辞和《易传》三个部分，三者之间已经呈现出了一种互释的关系。在这符号的三个单元系统内部，意义建构的过程依然有自身的层次和复杂的结构。但不论卦画、卦辞或者《易传》，对符号意义最基本的经验依然来自于对“象”的理解。
卦画符号，由三画和六画的阴爻或阳爻组成。从取象表意的角度来看，卦画符号或断或续的线段构筑的图形本身即为一个层次，这个图形本身即可以被取象，如《鼎》卦䷱、《颐》卦䷚，《鼎》卦的卦形图案看起来很像鼎的实物，阴爻代表了空虚，六四就成了鼎腹，初六像是鼎足；《颐》卦有颐养之意，与饮食相关，卦形上看起来就是一个张开的嘴。其实，相当一部分甚至全部卦画符号图形如果非要和某种意义相联系，我们都可能会为其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康德认为：“我们有一种作为人类心灵基本能力的纯粹想象力，这种能力为一切先天知识奠定了基础（2004，p. A124）。”在认知过程里，首先被对象化的很可能是卦画的图形形象本身，这是一个卦所呈现的最基本的“象”。胡易容认为，“象”的核心意义仍具有“对象化”的意义。在符号学中，“对象物”（object）其本身作为一种自在物，并不构成符号。但它是对符号表意不可或缺的要素，是对符号的召唤。[5]卦画形象引起了意识的关注，在意识压力下首先获得一个感性化的认知。被取象的思维带动，随之将其关联到现实中某种形象事物上，经过考察而得出一个结论。解释者经过这一认知过程后完全可以给出图形意义一个自圆其说的意义。与此同时，这种关于图形取象的解读并非完全来自天马行空的想象，卦画符号永远依附于卦名本身的意义统摄。在进行符号意义的想象关联时，思维不能超越于卦名本身的意义范畴，得出的任何意义结论也就必须受到先行意义的统觉和指导。因此，卦画符号系统对意识最初发挥指示符号的关联作用，但关联到的必然是相关对象在意识中的呈现以及统觉后的意义对象物，必然关注到“象”，脱离了象，也就无法对卦画意义解读。
从另一个层次来看，卦画关涉到的“象”并非只是事物形象的像似，更多的是皮尔斯所谓的图表像似，乃至比喻性像似。卦画内部各个爻画的高低位次与事物发展的时序相对应，这其中带有图表像似的规律。并且，八经卦相互组合构成六十四别卦，每一个六爻卦符都可以拆解为代表天地山川的两个八卦符号，即所谓的上卦和下卦，代表占卜时的主客关系。那么，一个别卦的卦义就从经卦的取象中被再次观照为两种自然属性之间的杂糅交会，这也再次构成了卦画的表意建构。也就是说，即便是卦画的取象也不仅仅耽于图形取象或组合意义取象的单一层次。在另一层次卦画符号组合的表意取象中，对于八经卦的三画符号，我们已经进行过先前这样一个卦画图形的释义过程，并将之累积在经验里，这个经验也会随着阐释者原有的认知能力和经验有所差异。八经卦的符号还具有已经被规约的意义，乾是天，坤为地，这些最基本的意义范畴依然不会改变。因此，在对别卦进行取象阐释时，除却首先对图形的取象和意义关联解读，从另一角度还会调动解释者考虑经卦组合间的取象关系，在八经卦被规约的意义范畴中结合自身对于八经卦的经验释读。意识首先观照的是两个经卦符号代表的自然类属之间的取象及其交会，形成一个感性认知，然后再随着想象去关联现实事物。如果说前一次卦画图形解读中的想象关联要结合对于卦名本身意义的经验，在这一次对卦画意义组合的解读就更多要关注到解释者先前对于经卦意义的经验。在这个意义上，卦画的意义是以天地等物象的关系来比喻现实中某种事物的运行发展规律，卦画也体现出比喻像似的关系。六十四卦每一卦的符号意义都离不开这样两次的取象认知统觉的过程。
此外，在形成最终意义经验的过程中，也会受到《周易》其他符号元语言规则的影响。《说卦》就将事物和八经卦之间做过分类，在一些卦义的解读中皆有体现。《升》卦的卦画为上坤下巽，其《象》曰：“地中生木，升。”这里将巽卦解读为木而不解读为风，《升》卦之象为地中生木，而不言地下生风，直接影响了意识对卦画形象的统觉和意义阐释。又如一个别卦的上卦和下卦之间生成主客关系，结合了经卦与五行之间的所属关系，主体和客体之间就形成了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这些都会对符号意义的阐释与实际占卜时的吉凶判定造成影响。对于一个卦画意义的解读同时要综合以上几个层面的取象和意义阐释经验，经过意识的统觉最终形成一个意义经验，而这个经验也只是后面卦辞乃至《易传》对卦爻进行再度阐释的一个基础而已。
卦辞的释读首先结合了卦画阐释的经验，因为卦辞本身即是对于卦画符号的文字性解读。并且，每一个爻辞也分别对应于卦画中的爻画，卦辞和爻辞的意义就必然与卦画符号的形象密切关联。以此为基础，卦辞将一种停留在物象上的符号阐释发散到抽象的人际行为中。爻辞的意义阐释不能脱离卦画和卦辞本身的意义范畴，但却对整体的卦画的意义过程做出时序和阶段性分节。在《周易》元语言规则里，每一个爻画在一卦意义发展变化内有自己特定的位置。爻画的进一步分析也使《周易》卦义产生更多的细节变化，意义不仅仅停留在整体概念上，而是引导思维对具体卦义做出细致分析，变整体的意义概念为一个变化发展的意义过程，体现了符号表意随时间和阶段而变化的特点，也涉及了符号意义与实际阐释语境的关联。祝东《符号学视域下的易学元语言研究》一文援引高亨对于别卦二个经卦关系的分析，指出两个经卦组合间至少有六种关系（2016，pp. 56-70）。不同的关系中，卦爻位次与事物的发展运行变化趋势相一致，这里正体现出前文提到的卦画的图表像似关系，只不过卦辞和爻辞以文字的方式将其说明。“所谓‘像似性’（iconicity）不仅包括图像符号，还包括语言、声音等非图像的相似关系”（胡易容，2014，pp. 39-50）。
《易传》则更进一步解读了卦辞和卦画之间的关系，更多将符号的形象意义引向文化意义的解读。经过《易传》的阐释，符号的意义经验不断累积，甚至生成新的意义范畴和元语言规则，反过来也会影响解释者对卦画的理解，某种程度上加深或校正某些先前认知的经验，从而引导意识对于卦画形象的统觉。霍尔提出：人类面对的是两套“再现体系”：“一是所有种类的物、人、事都被联系于我们头脑中拥有一套概念或心理表象”；而第二个再现系统是符号，即“我们用于表达带有意义的语词、声音或形象中的术语”（2013，pp. 22-23）。《乾》卦六爻图形象征天，《象辞》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头脑原有关于天的概念或者经验表象。《易传》对符号系统的阐释再次加深了对于天的理解，为天的形态加入了一个抽象品质——“健”。这个品质逐渐融入意识对卦义的主观经验，甚至作用于文化意义中对天的阐释，也作用于意识对于六阳爻卦画的经验，这就再次影响了后续的卦义解读。《周易》的取象和解读不断生发出新的视角和规律，阐释活动的重复积累也为阐释不断增添符码规则，以便在其他的阐释中有效运用相关方法和视角，使意义的结果更加确切而全面。
“思维必然用人类天生的想象能力，梳理感知和经验，并加以‘有序化’，从而把事物转换成意义对象”（赵毅衡，2017，pp. 33-34）。《周易》的意义阐释随时都是与“象”和思维的想象能力相结合。意义不会单纯呈现于物本身，也不在主观的意识中，而在于意识关注到物所产生的“象”，或者是对象投射于意识统觉而成的一种心理表象。胡塞尔说：“意识活动之所以能够构造出意识对象，是因为意识活动具有赋予一堆杂多的感觉材料（立义内容）以一个意义，从而把他们统摄成为一个意识对象的功能”（倪梁康，2007，p. 61）。通过多层次的元语言规则对思维加以统摄，感知被思维的想象力加以综合之后，才能够产生认知。《周易》在不同层次的解读中始终运用想象思维，而其意识统觉后的产物也终究不能完全脱离卦画形象所呈现的物象。所以，卦画是《周易》符号系统表意的基础。既然，《周易》的取象思维使符号往往要通过构筑“象”来传达意义，无论是物象还是心像（即便只是符号，不能与客观的具体事物相比较），总是拥有被意识多方面关注的潜能，当规约性越弱，对“象”的阐释便越能较少受到符码的压迫。因此，“象”从思维上被构筑成物的形式，利用了我们认知客观事物相类似的认知模式，就可以从多角度来考察“象”，某种程度打破符号规约的片面性，从而得出多维的意义结论，以满足不同语境下的阐释要求。《周易》的意义世界中，符号（卦）如果被看作一个事物的符号载体，每次进行占卜和阐释，我们都是从符号的一个侧面去认知。“让事物的过多品质参与携带意义，反而成为表意的累赘：再多的‘被感知’并不能使意义复原事物本身，恰恰相反，符号因为要携带意义，迫使接收者对事物的感受片面化，迫使事物成为意义的‘简写式’，因为真知并非一次获义活动能完成”（赵毅衡，2017，p. 59）。我们的思维局限于要解决的问题上，这样，卦的一个片面被感知到，被对象化，从而解读出意义，并将此意义作用于对所求知问题的判断上。我们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占卜，也就不能占有意义解释的所有可能性，因为卦在此刻是被观照的对象物，具有了“物”的细节无限性。意识关注的范围有限，在个别的占卜判断中才呈现出有限的认知。弱编码文本与强编码文本一直徘徊在“物-符号”的两极上，符号趋于物的属性越强，也就越具有物的细节无限性，在被符号化和对象化的过程上也就更加能够在阐释中解读出无限可能。并且，弱编码符号文本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意图定点，符号阐释的无限衍义就可以进行下去，在人类的整个认知领域内无限延展。
纵观中国传统文化的表意建构，取象思维也奠定了经典化文本的符码类型。弱编码促使古代文本（尤其是儒家著作）解读中普遍推崇微言大义，这往往对于符号过度阐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论语·学而》云：“贤贤易色”，这句话的阐释就有多种，主要是“色”字的解读有争议。如果将“色”理解为女色，此句话的意思是注重贤德而轻视女色；也有人将“色”理解为“容色”，进而引申为“态度”，那么此句话的意思就是注重贤德而改变自己的态度。“色”字有其本意，意识对于其本意的统觉构建出物象，从这个物象来看，无论是女色还是人的“容色”都是其本意的一个侧面，或者通过对此物象的阐释，解释者也可以从其他角度出发，给出更为不同的解读，只要文本意义能够自洽，便没有道理认定某种解释一定是错的，而这些例子在中国历代文化典籍中还有很多。不同于西方以逻各斯中心主义建立起的阐释基础，中华文化讲求比类合宜，利用了符号构筑“象”的能力，使意义阐释焕发出绵延不绝的生命力。当西方诗坛苦恼于文字表现力丧失，构筑新奇语言形式时，中华经典却在穿越千年，进入了当代的新语境，与时代发生着共鸣。
综上所述，强编码文本和弱编码文本分别趋向于“符号-物”二联体属性的两极。弱编码文本偏重于“物”，在符号认知的过程中，符号文本作为意识的对象往往能获得类似于意识观照于事物所具有的整体性特征。虽然意识活动能够关注的方面有限，但符号文本在多次的阐释中却可以多角度被观照，从而获得多维度的意义解读。《周易》取象思维正是由符号构筑起弱编码文本，意识通过“象”得以对文本意义进行多方面解读，使阐释具有无限性。取象思维是《周易》文本解码的重要模式，也深刻影响了传统文化经典文本的建构与阐释。
引用文献：
胡易容(2014). “象似”还是“像似”?.一个至关重要的符号学术语的考察与建议. 载于曹顺庆, 赵毅衡(主编), 符号与传媒,8.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霍尔, 斯图亚特(2013).表征: 文化表征与一直实践(徐亮, 陆兴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卡西尔, 恩斯特(1985).人论(甘阳, 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康德(2004).纯粹理性评判(邓晓芒,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倪梁康(2007).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 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
王弼, 韩康伯, 孔颖达(1997).周易正义. 十三经注疏.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赵毅衡(2017).哲学符号学: 意义世界的形成.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祝东(2016).符号学视域下的易学元语言研究. 载于曹顺庆, 赵毅衡(主编), 符号与传媒, 12.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苏智，浙江音乐学院讲师，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周易》符号学理论。
Author:
Su Zhi, lecturer of Zhejiang Conservatory of Music, member of the ISMS research team.
Her research field is semiotic theory of Book of Changes.
Email: suz2015@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