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复数时代”的叙述学

戴卫·赫尔曼（David Herman）在《社会叙事学：分析自然语言叙事的新方法》一文中曾抱怨：“叙事学自始以来基本上是一种分析文学叙事的方法。尽管结构主义者声称已经建立了一门叙事科学，一种能够应用于所有故事的充分描述法，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说，经典叙事学从未真正跨出文学部门——电影研究可能是一个例外。”[①]在跨越了经典叙述学阶段，叙述学迎来了一个“复数时代”，多种学科、多种媒介的叙述体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实践的发展极大拓展了叙述学研究的版图。在跨学科叙事理论代表作《新叙事学》（Narratologies）（1999）一书的“引言”中，主编戴卫·赫尔曼描述了当代叙述学发展的新动向：“近年来，我们亲眼看到叙事研究领域里的活动出现了小规模但确凿无疑的爆炸性局面。……经过这些年的积极发展，一门‘叙事学’（narratology）实际上已经裂变为多家‘叙事学’（narratologies），结构主义对故事进行的理论化工作已经演化出众多的叙事分析模式。”[②]叙述学研究始终处于“动态演化”的状态，异彩纷呈的研究打开了诸多崭新的理论视角，有力地回击了叙述学“陷入危机”或“面临死亡”的悲观论调。

肖锋编著的《媒介融合与叙事修辞》一书就以生动的媒介叙述实践展现了当代叙述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除去传统的文学叙述个案研究之外，该书还涉及电子游戏、电视访谈节目、电视婚恋交友节目、求职类电视节目、电视商业广告、网络新闻直播、时尚服装杂志、动漫、微博、塔罗纸牌叙述等领域。这些文本都与大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由此凸显出叙述学对现实发言的能力。叙述的普泛性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说叙述“遍存于一切时代、一切地方、一切社会。”里蒙-凯南（Shlomith Rimmon-Kenan）说：“我们的生活中充满着叙事作品，新闻报道，历史书，小说，电影，连环漫画，哑剧，舞蹈，闲聊，精神分析记录，等等，都属于叙事作品。”[③]阿瑟·阿萨·伯格（Arthur Asa Berger）则说：“我们的一生都被叙事所包围着，尽管我们很少想到这一点。我们听到、读到或看到(或兼而有之)各种传闻和故事，我们就在这些传闻和故事的海洋之中漂游，从生到死，日日如是”[④]。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伯格在《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中广泛地论说了连环漫画、电视商业广告、广播剧、电影、梦、笑话、日记、交谈、心理疗法、讣告等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叙述文本。总体而言，《媒介融合与叙事修辞》和《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具有相同的学术旨趣，二者都有力地说明“叙事毫无疑问是大众化的东西。”[⑤]越来越多的类似研究正在改变叙述学的格局。早先热奈特抱怨叙述学“极为名不副实”：“从这个名称来说，叙述学应当讨论所有的故事，实际上却是围绕着小说，把小说看作不言而喻的范本。”[⑥]伴随着叙述学研究视域的拓展以及“广义符号叙述学”的建立，叙述学正越来越“名副其实”了。

叙述学研究从对小说文本的精细分析中突围出来，在各领域全方位跃动。《新叙事学》、《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和《媒介融合与叙事修辞》等论著中对大众传媒叙述文本的分析，显示出叙述学具备对大众文化的有效阐释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叙述学正在上演“大众化”转向的进程。在此进程中，叙述学改变了原来专注于探讨文本内部形式的研究范式，越来越重视叙述的阐释语境。“最根本的转换是从文本中心模式或形式模式移到形式与功能并重的模式，即既重视故事的文本，也重视故事的语境。笼统地说，叙事理论家们的重点越来越集中在这一点上，即：故事之所以是故事，并不单由其形式决定，而是由叙事形式与叙事阐释语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⑦]这使得叙述学研究更加关注叙述的修辞效果，关注阐释主体的历史情境，突出了文本意义生产、传播和接受过程中的伦理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因素。《媒介融合与叙事修辞》的立论背景正体现了叙述学研究的这一格局转换：“研究媒介如何通过叙事方式来进行话语的表达和内容的生产，影响受众，从而建立新的叙事表达范式就显得比较突出了。”[⑧]

二、“媒介时代”的叙述学

毫无疑问，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大众媒介当道的时代，传媒在社会文化中占据至关重要的位置。媒介不仅仅是叙述文本传播的渠道，更可能以自身逻辑对叙述文本的基本样式进行改写。在后经典叙事学中，媒介特性受到更大关注，这是之前文学叙述研究所忽略的议题：“按照查特曼的说法，后经典叙事学并不忽视‘媒介可能对叙事文本产生的复杂效果’。用里蒙-凯南的话来说，文学叙事的分析者们所建立的模式忽视了媒介问题。”[⑨]

当“叙述转向”遭遇“媒介转向”时，叙述学研究并非单纯地扩大领地，将媒介叙述文本纳入旧有的阐释框架就高枕无忧了。不同媒介叙述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生搬硬套文学叙述的术语是行不通的。安德烈·戈德罗和弗朗索瓦·若斯特在《什么是电影叙事学》一书中开宗明义地强调了电影叙述的特殊性：“我们既关注电影语言的特殊性，又关注为分析电影叙事提供所需工具的必要性，在运用热奈特创建的主要叙事范畴（时间、叙述、视点）时，加入了文学叙事学未探讨的一些特殊问题，例如有关画面/声音的关系、有关电影的空间。影片由于表现材料的多样化，比小说具有更多的复杂性，因而，本书不是将文学叙事学简单地用于电影。”[⑩]玛丽-劳勒·莱恩则对“电脑时代的叙事学”进行了深入探讨。她关注的重点并非简单地扩大叙述学的视域，而是借用“虚拟”、“递归”、“窗口”和“变形”等概念，考察计算机术语如何经过“转生”而成为叙述学分析的有效工具。这一富于创意的研究显示出媒介文化对于刷新叙述学研究，具有重要启示价值。

《媒介融合与叙事修辞》立足于媒介融合的时代语境，将叙述学理论应用于各类媒介叙述文本之中，描绘出媒介逻辑与叙述话语博弈互动的生动图景，从多个维度考察了媒介融合下叙述样式和策略的嬗变。譬如对新浪网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转播的叙事分析，总结了转播过程中媒介叙述的重要策略——“设置对抗语境和悬念”、“突出戏剧化情节”、“叙事娱乐化”、“建构英雄原型”。而这些策略在“媒介事件”的叙述和传播中是非常典型的，几乎成为媒介叙述的“成规”。当下，媒介叙述策略的“同质化”现象非常显著，这与“收视率至上”的传媒生存法则有关。在媒介时代，文本意义如何从作者（媒体）传递到读者（受众），是至关重要的。媒介叙述关注其传播效果，因此读者（受众）的偏好成为媒介考量的优先项。“后经典叙事学”与“媒介转向”的一个汇合点是对叙述交流的重视：“这些趋向中最重要的是从被形式主义地界定的语言模式向交流模式(communication modes)的转移。”[11]叙述学的交流模式注重意义的传播接受和主体的互动交流，因此可与媒介叙述研究产生交集。

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把大众媒介时代划分为两个阶段：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崛起后进入“第二媒介时代”，之前的阶段则称为“第一媒介时代”。网络媒介给整个人类文化带来的冲击正日益显现出来。美国传媒学者道格拉斯·洛西科夫（Douglas Rushkoff）在《当下的冲击》一书中以“当下主义”形容数字化时代的特征。在“现在式”流行文化的侵袭之下，传统的叙事结构趋于崩塌，大众传媒“来不及或无法讲述一个有头有尾的线性故事”。不过，虽然摆脱了线性叙事，大众传媒依然难以舍弃“戏剧效果”和“轰动效应”：“几乎流行文化的每个部分都在努力从传统叙事结构中解脱出来，但同时也承受着在没有叙事的情况下仍要制造出类似轰动效应的压力。”[12]具有煽动性的真人秀场景、24小时播报的极端新闻事件、实时体验的电子游戏，都解构了传统的线性叙事，造就了“一个不再熟悉的世界”。在这个“当下主义”的时代，如果线性叙事真的难以为继，那么叙述学该如何应对？这问题或许会让那些雄心勃勃的叙述学家们猝不及防，却又无法回避。令人欣慰的是，《媒介融合与叙事修辞》等“广义叙述学”论著已经在尝试回答这样的问题。

参考文献：

[①] [美]戴卫·赫尔曼：《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②] [美]戴卫·赫尔曼：《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页。

[③] [以色列]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姚锦清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1页。

[④] [美]阿瑟·阿萨·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姚媛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⑤] [美]阿瑟·阿萨·伯格：《序》，《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姚媛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页。

[⑥]转引自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页。

[⑦] [美]戴卫·赫尔曼：《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页。

[⑧]肖锋，等：《媒介融合与叙事修辞》，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页。

[⑨] [美]戴卫·赫尔曼：《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⑩] [加]安德烈·戈德罗、[法]弗朗索瓦·若斯特：《什么是电影叙事学》，刘云舟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页。 

[11] [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6页。

[12] [美]道格拉斯·洛西科夫：《当下的冲击》，孙浩、赵晖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33页。

作者简介：

王强，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站博士后，闽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符号叙述学研究。

E-mail：wangqiang5000@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