症状的症状

            我小时候是个病秧儿：五六十年代，少年期肺结核依然肆虐中国，但那个时期，青少年理应健康如八九点钟的太阳。一个少年竟然患肺结核，哪怕肺结核病患者当时很多，都是不应当的事，理亏的事。最后，我不得不离开学校休学。

            读到谭光辉的书《症状的症状》，我回想自己的病史。谭光辉讨论的不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疾病主题，而是这个主题之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成为主题的原因。这就是此书的核心论题：病到底是患出来的，还是讲出来的？科学界对讲述极其怀疑，因为讲述把细节串成一个有时间顺序因果链接的故事，就必然带着道义目的论，科学的客观性却不允许有目的论。医学是科学，应当拒绝讲述，病痛也是真切的感受，但是医生听病人讲述，学校的老师听医生讲述，家长听老师讲述，我听父母讲述，最后的休学，就成了这一连串讲述的结果。原先是一堆症状，一叠病检材料，实实在在的科学证据，经过一连串的讲述，毫无虚构地讲述真相，其结果是未曾预料到的：被讲述的对象原是病的症状，最后讨论的却是对我的处理：被讲述的对象推到意义指涉圈的背景中：在语言对前因后果的讲述中，病本身变成了语言的构筑。这时医生反而“保护”头疼脑热之类症状，不愿意匆匆对症治疗，他要留下症状为讲述提供“事实根据”，至少，他要仔细保留在病史里。

            我不能说医学认为症状比疾病重要，对我的处理，也是为社会认同的。的确，生病经历不是小说的虚构，但是一旦牵涉到社会的态度时，文学的虚构讲述，与医院学校的“客观”讲述，恐怕区别不大：一旦需要对疾病进行讲述，就需要社会的共识，需要人们的信念。讲述有理了，病也就存在了，有了意义在场的充实性，疾病就成为疾病。

            谭光辉的书，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疾病的意义在场，告诉我们疾病是如何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讲述出来的。不仅如此，此书还告诉我们现代中国每一阶段，对疾病的讲述，不仅质上不同，量上也不相同。他的书，谈的是症状的症状，也就是对中国文学的病症描写做做“症状阅读”。此种阅读阐释方法，在中国学界，已经有人做过，但是没有一个人做到如此大的规模，贯穿整部文学史。历史一旦贯穿，就不是让个别作品变成詹明信说的民族讽喻，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就成了一个巨大的讽喻。

如果批评者把文本看成病人，那么我们就有理由问：批评者怎么会有这个洞察力，看到讲述背后的真相？看到症状的症状？这个论题的难点就在这里。我认为，首先要弄清，我们要解释什么真相？这正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作者讨论的不是小说中疾病主题背后的真相，而是疾病讲述本身的真相-----他雄辩地证明了，讲述背后找不到真相，讲述本身却有真相：每当中国社会明白自己在做什么，要做什么，“中国人病了”的讲述就处处出现，“东亚病夫”就成为中国人激烈的自我批判的武器；每当中国社会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一门心思干劲十足，中国人就没有病了，中国文学也就不写疾病。所以，中国社会有病时，恰恰文学认为自己无病时；而当文学尽在说中国人病之时，中国社会反而具有反思能力。

作者把疾病讲述看成特定时期中国社会的文化产物，而不是笼而统之的“中国文化”产物，这样他就超越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认识水平。关于疾病讲述的真相，就不在讲述疾病的文学之中，而在文字之外；不在小说讲出来的情节里面，而在小说未讲，不能讲，不可讲的地方。作者着力分析的，不是讲述话语的意义本身，而是作家这些“文化中人”的意识，如何让他们用每个人自以为特别的方式做病症讲述。因此谭光辉做的，不是刘鹗那样诊病开方，也不是鲁迅那样只诊病不开方，他是在拷问这些医案，这些病史，是怎么写出来的。

这时，唯一让我们明白的疾病讲述真相，就是真相本身的隐身病症。小说讲述的，是真相的反面，或者说，一旦被小说讲述，真相就不在场了。

那么谭光辉本人如何能逃脱这个讲述悖论呢？他把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疾病讲述说得头头是道时，我们如何能肯定他没有把中国现代文学的疾病符号文本化呢？是的，这的确是一个怪圈。要跳出这个怪圈，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作自我反省：不断提醒自己，无论哪种讲述本身，终究是一种目的论行为，容易在力求自圆其说的努力时，构筑另一个讲述迷思。我认为谭光辉的书中，表现出足够的自我反省能力。试看他讨论所谓疾病与变态的这段精彩论述：“反对变态的批评是权力话语的奴隶，容许变态的批评是自我的主人，前者是批评的变态，后者才是批评的常态”。我们看到了作者对自己思想方式的审慎，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文化批评家对主体能力有限边界的自觉。应当说，这本书对符号文本的性质理解如此透彻，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中，很少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