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与世界之互现：评方小莉《叙述理论与实践：从经典叙述学到符号叙述学》

彭佳

作者：方小莉

书名：叙述理论与实践：从经典叙述学到符号叙述学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

ISBN: 9787561494479

DOI: 10.13760/b.cnki.sam.201602017

“一沙见世界，一花窥天堂”    ——威廉·布莱克《天真的语言》

现代叙述学勃兴于结构主义思潮席卷西方学界之势，正式提出“叙述学”（narrotology）一词的理论批评家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本身就是结构主义者和形式论者的杰出代表。作为一名典型的结构主义者，托多罗夫认为，叙述学的要旨并不在于对“具体作品的描述”（1969），而是将作品作为“一个抽象结构的展示”（1969）。这种窥一斑而知全豹的能力，是托多罗夫同时代的叙事学者们念念不忘的学术理想。同为形式论者的巴尔特（Roland Barthes），在著名的《S/Z》开篇如是说：“据说，佛教徒历经苦修，这使他们能在一粒豆子中看到全世界。这正是最早的叙述分析者们所尝试的：在单独的结构中看到全世界（如此之多）的故事。”(1990, p. 3) 能够在叙述中提炼出抽象和普遍的结构，是叙述学研究者的梦寐所求。

叙述学从兴起至今，已然半个世纪有余，它的确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架构与描述工具；然而，另一方面，人们也在质疑：这种普遍结构的提出，是否意味着套用理论来分析故事，已经成为了程式化的工作？事实上，同在《S/Z》中，巴尔特已经简洁漂亮地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只有差异才是每个叙述的意义所在，因为“每个故事都是差异的返回。”(1990, p. 3) )叙述学对结构的展现，并非一劳永逸的工作，因为结构之于每个叙述，乃是在细微的不同中产生差异，从而进行着意义生产；而编织和建构出来的叙述种种，它们反过来也影响着叙述学对于变动中、发展中的结构的发现：在这种互现与互证中，叙述理论与实践的彼此生发才能持续向前推进。在方小莉所著的《叙述理论与实践：从经典叙述学到符号叙述学》中，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促进表现得非常清楚，该书层层推进的叙述学分析，呈现着每一个叙事的普遍结构，以及那“绝不屈服的、永远在返回的差异。”(Barthes, 1990, p. 12)

一、对普遍结构的呈现：重访“聚焦与分成”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经典叙述学”中，作者讨论了经典叙述学的 两个中要概念：热奈特提出的“聚焦”和“分层”。在对“聚焦”这一概念的讨论中，作者指出，热奈特对这一问题进行区分的标准，是“谁看”与“谁说”的问题，这就是说，热奈特考察“聚焦”时，其主要考虑是基于“视野”限制的，这和托多罗夫的叙述者与人物之关系三分法有着根本的关联。在此基础上，作者对米克·巴尔（Mieke Bal）、里蒙·凯南（Shlomith Rimmon-Kenan）和申丹对“聚焦”的分析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和解释。她认为，尽管米克·巴尔推进了对“聚焦” 问题的讨论，提出了“聚焦者”（focalizer）和“聚焦对象”（focalized object）两个术语，从而生发出“内聚焦”和“外聚焦”的差异性概念；但实际上，巴尔和热奈特所说的“聚焦” 是有差别的，它们“并不完全处于一个系统”（方小莉，2016，p. 13）[①]：巴尔关注的是聚焦者的观察位置，而热奈特所强调的，则是如何将“聚焦”作为一种信息选择的工具。对于“聚焦”如何限制叙述者的信息输入，作者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敏感：在讨论里蒙·凯南的聚焦各侧面问题时，她就清晰地展示了凯南如何运用时间和空间这两大“感知坐标”，来突显第一人称的回顾性叙述中外聚焦的叙述自我和内聚焦的经验自我之间的信息差，从而使其成为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技巧。同样，在讨论申丹的聚焦四分法时，对这些女学者匠心独到地提出的第一人称叙述中两种外视角的特殊性，作者也加以了细致的辩证和独立的思考，认为申丹的分类法更为详尽，但其分类标准之间却有着轻微的跳跃和断裂，不完全统一。（p. 23）这种思考体现出来的作者为年轻学者的独立精神，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在其后的文本分析中，作者对文本叙述的幽微之处深入探究，分别以“固定式聚焦”和“多重聚焦” 为切口，将故事的意义生产过程剖析明白。作者选取的文本是《太阳照常升起》和《喧哗与骚动》，对其间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之间的摇摆交替及叙述达成的对自我的救赎，以及叙述与时间之间的游戏与张力种种，都进行了有力的呈现。在作者引导读者对小说按不同讲述者和时间排列进行的重读中，故事的意义不断发生着改变，也一遍遍地修正和补充着读者之前所读出的文本叙述。这种“差异的返回”，是叙述学在提炼出了故事的简约结构之后，为我们更深地理解文本意义而提供的理论工具：作者对其娴熟的运用，显示出她对于经典叙述学基本概念游刃有余的驾驭能力。

在对“分层”这一概念的讨论和运用中，作者的独立思考和准确运用概念进行文本分析的能力也有相当的体现。首先，她对热奈特提出的“分层”概念的不确定性和由此引起的模糊和混乱进行了批评，并对比讨论了凯南和赵毅衡的“分层”概念以及各自的优劣所在。其次，对于苏珊·兰瑟（Susan Lancer）对“分层”概念产生的误读，她进行了相当细致的考察，并指出，兰瑟依据《埃特金森的匣子》而提出的“公开叙述”和“私下叙述”问题，并非真正的叙述分层问题，而是对文本的意义阐释问题，因为它的“表层文本与潜层文本属于同一个叙述层”（p. 63），是由同一个叙述者发出的叙述；而叙述分层从根本上而言，“是文本本身的一个形式问题，它根据叙述者的变化而判定”（p. 63）。这个观察可以说是相当明晰的，它使得叙述结构问题和文本中的意义阐释之间的借个得以解清，而为接下来分层叙述功能的判定划定了基础。

二、意义的互动与生产：对“叙述交流”的关注

叙述文本有着深层结构，但它并非一个封闭的意义场；相反，意义的生产式在多种要素、多种声音的对话中才得以产生的：这是叙述学走出结构主义，走向后经典阶段之后的一个基本立场。如皮尔（John Pier）所说，“在叙述研究新范式的兴起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就在于，将语境融入和叙述理论和分析当中。”(2011) 叙述学对语境因素的考虑，是其对叙述交流问题越来越加以重视的原因之一：通过对小说文本中多种声音之相互对话和角力的讨论，权威意义的建构和结构过程能够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这也是本书的第二部分，“后经典叙述学”中致力于探讨的一个问题。

作者对“叙述交流”的讨论始于艾布拉姆斯的经典之作《镜与灯》，艾布拉姆斯在其中提出了艺术批评的四个坐标：世界（语境）、文本、艺术家和欣赏者。传统的结构主义者只关注文本内部的结构，对世界、艺术家和欣赏者都毫不关心，这已经被证明是以偏概全的批评方法。作者简要梳理了文学批评史上各个时期、各个流派对这四大要素的偏重，并指出，“意义的产生是文本、作者、读者和世界（社会历史语境）合力的结果，四者缺一不可。”（p. 115）在此基础之上，她提出，在申丹的叙述文本意义生产图示中的四对人物关系，即“说者-听者”、“隐含作者-隐含读者”、“叙述者-受述者”、“人物-人物”之外，还需要加入“作者-读者”的要素，才能更加完整地描述叙述中的意义交流关系。由是，作为信息传递和接收的叙述交流就能将这五对人物关系都纳入期间，而生成了如下图示：

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受述者-隐含读者-读者

这一图示将叙述文本内外的关系相结合，能够为意义的生产提供一个更宽阔和全面的视域。作者认为，叙述层的划定是对文本意义加以不同阐释的关键所在，而且，由于隐含读者只是一个理想的假定，文本意义如何被“读出”，实际上是依赖于真实读者的。由此，她展开了对隐含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意义对话关系的考察，并指出，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叙述者和受述者之间，人物和人物之间，以及文本自身的意义（价值观）中，存在着横向和纵向的多重对话，他们之间的叙述交流影响着文本意义的产生。

这种将文本之间各种语言和声音的多重关系加以呈现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巴赫金“对话”理论影响的。巴赫金所关心的焦点之一，是文本中“说话者和应答者的不同时空体”（彼得里利，2015，p. 111），即，他们的叙述所建构出的、多重的意义时空。这种关注，在《叙述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同样可寻见：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作者就对现代小说之空间形式的拼图游戏进行了讨论，并犀利地指出，文本叙述对多重空间的建构，其根源在于叙述“从外部向内心” （p. 88）的转向。正是这种转向，与生逢其时的空间生产理论相遇合，从而派生出叙述空间研究这一个大的支脉来。而文本建构出的多重意义空间，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作者所提出时间压缩与并置策略，以及叙述者、受述者和读者之间不同的编码、解码过程。在这些由不同人物内心所建构的、受制于人物视角和不同语境的意义空间中，文本的结构由单一变为复数，其间的种种罅隙与裂缝，成为了意义滋生的节点，在其上发展出故事的差异之所在；而叙述的结构和实践之间的相互照见，也由此变得更为丰富和多变，精彩纷呈。

三、沙与文本世界：符号叙述学的突破

叙述学使得单个文学故事与整个故事世界之间可以相互照见，这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它使得深藏于下的结构得以浮出地表，并且由故事的发展逆向地书写着变动中的结构。然而，叙述学的发展并没有止步于此。随着形式论深入发展，符号叙述学的建立标志着，叙述学突破了文学文本研究的范畴，而将自己的观察对象扩展至整个文化：叙述学家们已经不再满足于观照沙与文学世界之间的互证与互现关系，而将他们的眼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存在。

为了将叙述学理论运用与更为宽广的疆域之中，作者采用了赵毅衡对“叙述”的款定义：“一个叙述文本包含由特定主体进行的两个叙述化过程：1.某个主体把人物参与的事件组织进一个符号文本中；2.此文本可以被接收者理解为具有时间和意义向度。”（2013，p. 7）这个定义应当被视为叙述的基本底线，它是对洛特曼为首的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Tartu-Moscow School of semiotics）提出的宽定义“文本”观的进一步阐发。在这一开阔的视角之下，不仅图像叙述、声像叙述这些文学文本的近范围辐射带都被纳入了叙述学的研究范畴之中，那些传统研究一直难以企及和覆盖的体裁，如心像的叙述，也成为了叙述学家们的观察对象。本书围绕“梦叙述”进行的讨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佳例。

作者遵循了赵毅衡以媒介为标准对叙述做出的分类，认为梦是以心象为媒介构成的叙述文本，它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并且“跟所有虚构型叙述一样锚定于经验世界” （p. 183）。既然梦叙述是对经验世界的一种锚定，它所建构出来的意义世界，就必然与经验世界有可通达之处，但却不是对经验世界的原版复刻，因此，如作者所指出的，“我们可以通过梦世界去建构各种可能世界，从而更好地认识经验世界。”（p. 183）而作者在书中所尝试的，就是以叙述者/受叙者、隐含作者/隐含读者等具有经典的叙述学概念，去探索梦叙述作为一种独特的叙述体裁的别有不同之处，从而探索人的经验与内心之间的复杂关系。

首先，作者在讨论梦的发出者和接受者是，提出了一个特殊的叙述结构：叙述者、受述者和人物的合一。这三者是任何叙述都必须满足的基本条件，而在梦叙述中，尤为特殊的是，“三者可以说是统一于同一个整体。”（p. 185）在梦叙述中，梦者本身并非梦境之构筑者，而是被动的观看者，“既不能影响叙述者讲故事的方式，也无力对故事叫停，更没有选择不听的自由” 。（p. 186）这意味着，梦者本身对于梦境是没有决定性影响的，而仅仅是观者，并且，尽管梦境常常脱离现实，作为受述者的梦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承认这个虚构世界的自成逻辑。同时，梦者也“作为人物被卷入了梦世界” （p. 186），因为在绝大部分的梦境中，梦者本身都是其中的人物之一。而梦叙述的发出者，这个隐身的梦境制造者，也是梦者本身的一部分，尽管他并不显身，却“掌控着整个叙述”。（p. 186）作者认为，人的大脑有着极其复杂的构造，可以分裂为“孕育梦的部分和接收梦的部分”（p. 186），梦者是 “接收梦的部分”的显身者，而“孕育梦的部分”却被隐去，成为了隐身的叙述者。

梦之叙述者、人物和受述者合一，这个判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成立的，然而，如果说梦的叙述者是大脑的一部分，那么，创造这个叙述者的隐含作者自然而然是梦者本身。作者因此指出，“与其他虚构文本不同的是，梦叙述的作者和读者也合而为一：做梦前清醒的我和做梦后清醒的我。”（p. 188）她认为，入睡后的我是这个隐含作者的执行作者，通过叙述要表达隐含作者的潜在意图，这就是“梦的隐意”。 （p. 188）由于梦是各种无意识元素的联接，是本能、欲望和情绪的释放，因此，梦的读者，即做梦后清醒的自我，往往难以真正领略到梦的隐含作者的意图，这也就是为什么梦之隐意往往要通过精神分析才能获得的重要原因。

在此基础之上，作者进一步提出，梦叙述的隐含作者问题，对赵毅衡的一个观点形成了挑战，即，所有叙述的隐含作者原则上都比作者本人高尚。作者认为，“梦叙述是个特例”（p. 191），因为梦叙述的隐含作者的个人化程度更高，而社会化程度更低，“不需要承担任何群体责任”（p. 191）。这就涉及到了梦与本能欲望的关系，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梦是本我(id)的折射，那么，是否可以说，在很多情况下，梦叙述的隐含作者就是这个“本我”，而梦的读者作为有意识的主体，是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的综合体？如此，就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我们在梦境中往往认同自己作为人物的行为（此时沉睡的梦者是被动的受述者），而在梦醒之后，却往往会对梦中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进行反思。尽管这样将精神分析和梦叙述相联接的思考才刚刚开始，却为广义符号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新的支撑点。

当然，由于梦叙述是极其复杂的问题，本书所进行的一些探索还有待深入。例如，在科幻小说《分歧者》中，就描写了一位名为翠西的特殊人物：她所在的世界根据人的不同特质分为五大派别，即诚实派、无畏派、无私派、友好派和博学派，而区分这些人的方法之一，就是用科学实验的方法，记录受测试者在外界所造的梦境中的反应。在翠西的梦境测试中，她作为受述者，能够清醒地意识到梦境的不合逻辑之处，并影响作为梦中人物的自己的行为，她也因此被判定为不合常规的“分歧者”。尽管此例仅仅是科幻小说中的虚构，但作为受述者的梦者，并非绝对没有意识到自身是在做梦的可能：因此，梦境的受述者是否是绝对被动的存在，可能是一个仍然有待商榷的问题。

对于作者推进符号叙述学多所作出的贡献，这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实在是瑕不掩瑜的。作为一位年轻学者初试啼声的一部著作，《叙述理论与实践》一书带给了我们许多惊喜：这些惊喜不仅仅在于书中表现出来的、作者进行深度文本阅读和独立思考的杰出能力，更在于它用叙述学的实践反过来丰富了叙述学理论本身。从作者对梦叙述的研究、对显性伴随文本的划分，到“孪生隐含作者”概念的提出，这种将理论运用于实践、再将实践上升至新的理论高度的努力，都是应当肯定的。这本叙述学著作让我们看到，沙与世界之间的彼此通达，能够经由叙述学研究者的深入观察而建构而成，而这种通达，是值得我们毕生追寻的梦田。

引用文献：

彼得里利, 苏珊. , 蓬齐欧, 奥古斯托（2015）. 打开边界的符号学：穿越符号开放网络的解释路径（王永祥, 彭佳, 余红兵,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方小莉（2016）. 叙述理论与实践：从经典叙述学到符号叙述学.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赵毅衡（2013）. 广义叙述学.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Barthes, R. (1990). S/Z. (Richard Miller, Trans). Oxford, UK: Blackwell.

Pier, J. (2011). Is There a French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 ?. Greta Olson (Ed.) Current Trends in Narratology, Berlin &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335-365.

Todorov, Tzventan. (1969).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arrative. Novel, 3, 70-76.

作者简介：

彭佳，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符号学、民族符号学。

Author:

Peng Jia,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er research fields are ecosemiotics and ethnosemiotics.

Email: pj802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