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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评肖淳端《立史安身:英国华人文学历史叙事研究》

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作家普遍有一种“中国执念”,这是大半个世纪前文学界就再三讨论过的。令人惊奇的是,至今在最遥远的环境下,依然是个活生生的事实。肖淳端教授的新作《立史安身:英国华人文学历史叙事研究》证明了:身居海外的中国作家,无论是从哪里迁徙过来的;无论现 在用中文还是英文写作,都无法摆脱对中国家国乡土的留恋,甚至难以绕过对中国的“民族志”书写。本文讨论的几位作家,一直用英文写作,一生几乎从未在中国大陆成长生活过,但是他们的创作永远围绕着中国人的生存、 中国式的生活展开。我们不得不深入理解此种无法排除的执念对于华人作家写作生涯的重要作用:深厚的文化积淀,是中国人无法离开这个文化之根,他只有安顿历史,才能找到自己的写作者身份,恰如肖淳端在此书所精准概括的。

  “非家”之岛:华人作家寻找身份之道 

赵毅衡

        近读肖淳端教授的著作《立史安身:英国华人文学历史叙事研究》材料富厚,见解独到,是这个领域难得一见的杰作。感叹之余,勾起了我思考几十年未能解决的一个问题:为何中国人走到任何地方,写的都是中国事?

        文学史家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将其现象称之为中国现代作家的 “Obsession with China”,有人译成“感时忧国”,或许太为高远,我个人译为“家国执念”。夏志清先生之说,是六十年前的事了,说的是国内的作 家。此后几代作家已经成长,创作界已经后浪几度,物是人非。况且,在旅居海外的“华人”作家,与家国隔了不小的一段距离,应当有所解脱了。然而,读了肖淳端的书,却发现此情此景不但没有改变,而且发展成华人作家的“民族志写作”(Ethnography of China)。肖淳端教授的精准概括,使我颇为感慨。

       海外华人,一旦成了或将成为一个非华人国家的公民,应当说有了一个 新家,进入一种新的文化。这听起来自然而然,但真正做到却很难。可以说:黄皮肤的东亚人,黑皮肤的非洲人,命运有点相同:他们作为异乡客,印记就在脸上。如果迁居到一个同肤色国家,差异就不明显,在那里他们只是一 个名字比较奇特的新来者,过不了几年,至多一代人之后,异乡客就会变成旧邻居。所谓人的存在本质,理论家说得云里雾里,经常只有一层表皮那么浅。

        然而,我们谈的是作家,他们似乎应当不同。作家居家写作,与当地社会接触不多,肤色又能奈我何?写作靠经验世界,不仅不论肤色,而且异国色彩,正是让读者啧啧称奇的另一片天地。华人作家群,无论是新老移民,侨居者或是二代“华裔”,也无论这些作家是新移民,还是远居南洋东南亚的“二度移民”,抑或无论他们写作用的语言(既是受教育长大的语言)是外文还是中文,肖淳端认为无论他们的生活习惯或社交圈子有多大的不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黄皮肤,决定了他们属于同一个种族。而作为作家, 决定了他们是“华人作家”。

        难道这一大批“华人作家”,哪怕有着极为不同背景,也都就该永远写华人“老家”的事?难道皮肤的颜色如此重要,浸透意识,渗入灵魂,控制灵感?此事说起来很难解释,笔者在二十年前就指出中国移民作家的写作题材严重自限问题,“吐丝为茧、家事为牢”。读肖淳端教授这本书,更发现 早已如此,于今为烈。

        肖淳端教授以英国“华人文学”为研究对象凡十余年,此书取材宏富, 视野开阔,对所评论的作家细读细写,下了大功夫,是至今为止这个领域功夫下的最深的一本书,将会成为研究海外华人文学者绕不过去的里程碑。她一眼就看到了海外华人文学的症结,所以她的书名题为《立史安身》,因为书中写到的所有作家,上面写到的各种背景的作家,无一例外地走“立史以 安身”写作之路。读遍肖淳端此书,找不到一个例外作家,甚至找不到几本例外的小说,不是在写民族志式的家国群体经验,哪怕写的是主人公个人经历也离不开华人群体的生存。

        此种倾向,最明显的可见于几位英国的华人英语作家,后果也最值得分析,实际上他们已经不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应当是英国文学史的研究范围。肖淳端教授花了最多的篇幅,透彻地分析了他们的作品,发现他们依然落在“中国文化圈”之中。

        一位是出生于马来西亚的欧大旭(Tash Aw)。欧大旭是当今英国华人 英语作家中写作最稳定者。英国著名的东安格利亚大学创意写作班,出过许多人才。该系的网页上作为有前途的学生标榜的,是该系培养出的“三大天 才作家”:《赎罪》的作者,英国当今最负盛名的作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u),以及欧大旭。可见读书界写作界对欧大旭期盼之高。

        2005年,他的处女作《和谐丝厂》(The Harmony Silk Factory)获得重要的文学奖惠特布雷德奖(The Whitbread Prize)。此后,欧大旭每三年一本 长篇,出产稳定,是个有韧劲,有才有志的作家。《和谐丝厂》写的是围绕马来亚一座丝厂命运的几代华人家族史;2009年的《隐形世界的地图》(Map of the Invisible World),标题听起来像幻想小说,写的是一个 16 岁的华人少年到雅加达寻找多年前“消失”的父亲,题材是印度尼西亚马来族华人在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血腥政治风暴中的遭遇,东南亚华人的“隐形世界”已经 无地图可寻迹;2013年的《五星亿万富翁》(Five Star Billionaire)写的是世纪初上海,获布克奖提名;2016年的《脸:堤岸的陌生人》(The Face: Strangers on the Pier)写的是家世:20世纪二十年代军阀混战时,祖父时如何冒险上船来到马来亚的。

        英国华裔作家近四十年中成绩最高者,应当数香港出生英华混血的毛翔青(Timothy Mo)。多本谈论英国学界讨论“外来者”作家群的著作,都把毛翔青与奈保尔,拉什迪,石黑一雄并列,显然认为他是英国华人文学第一人,肖淳端此书对毛翔青论述最为详细。毛翔青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几乎是新 星爆发,给人很大希望。1982 年的《酸甜》(Sour Sweet)写唐人街餐馆业者, 在家庭琐事中见华人的艰辛。此小说改编电影,由名导演内维尔执导,张艾嘉主演,大获成功。

        毛翔青创作眼界很高,从此没有写过华人家庭琐事,而转向与华人有关的东南亚政治历史。1986 年出版的大部巨作《占有岛屿》(An Insular Possession)写鸦片战争背后的英国殖民史,获得布克奖“短单提名”;几年后的1991年,他写出气魄更大的史诗小说《多余的勇敢》(The Redundance of Courage),题材是八十年代东帝汶(East Timor)人保卫独立的起义,以及受到的血腥镇压。毛翔青以上三本小说,都得到布克奖提名,但未能获奖。 我本人阅读他的著作,觉得此人写作,波澜壮阔,气魄摄人,颇有十九世纪末诸位现实主义大师的大家风范:纵观历史进程的眼界高远,拒绝在家务事上精雕细琢。这在当今“巧叙述”的后时代,并非十分讨评委之喜之道,或许这也是他始终没有得到布克奖的原因。在写作成就上,毛翔青是华人作家无可争议的代表,在英国文坛上的位置,他已经得到,而尚未能确立。

        亦或因为才高,受挫后有所不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毛翔青与出版社因稿酬发生争论,他做了一件“史无前例”的事:退出英国的出版体制,自己成立一个“无桨”(Paddleless)出版社,自己卖自己的书。在前网络时代, 此种事不可能成功,在今日恐怕也不大可能做成。此后,他似乎就从英国消 失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笔者在英国任教时,对他的作品很感兴趣,认为他的路子,在华人的“家世文学”浪潮中,笔力挥洒,别开生面,不可多得。 千方寻找他的下落,时有踪迹,最后找到他在菲律宾主持一本拳击杂志,联系却无回音。此为道听途说,不足为凭。多年暌违此君,看肖淳端此书,才知道 2012年他带了新书《纯》(Pure)回归英国文坛,写的题材却依旧是东南亚政治历史,这次是有关泰国南部的宗教冲突。我已经回国任教,没有机会读到,但毛翔青坚持自己的写作路子,坚持书写家国大历史,即便得不到英国文坛赏识,历四十年不悔,这精神令我敬佩。

        为什么历史对华裔作家如此重要?不管是家史,家国史,族裔史(例如 东南亚华人史),肖淳端此书称之为广义的“民族志”(ethnography)写作, 为什么华人作家,不管何种背景,何种教育,何种成长经历,一旦写作,离不开这条主脉?甚至明显地可以看到,在毛翔青与欧大旭这二位最有才气的 华人作家身上,已经成为一条明显不容易走通的路,为什么华人作家宁愿戴着代家族立言轻巧的桂冠,不去走后现代写作的所谓“多元化”之路?

        不仅英国的“华人作家”如此,实际上旅居其他国家的华人作家也是如此。这就是肖淳端的书名《立史安身》准确得令人赞叹的地方。“立史安身”, 一语中的,用来总结华人写作史,极为合体:华人作家有一种强大的家国认 同感,他们自己作为作家的“安身”,必须依靠“立史”,他们的写作不可 能离开“民族志”。

        写作题材自限,难道是中国作家特有的?可能真是。欧大旭的“同学”,与毛翔青一道崭露头角的同代人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最早的作品也是写日本题材:1983 年的《群山淡影》背景是长崎的原子弹爆炸;1986年的《浮世画家》写一个日本画家在二次大战中的经历。八十年代中期,石黑一雄做了一个极为华丽优雅的转身:1989年的《长日留痕》写了典型的英国故事, 贵族家的管家与女佣人的黄昏暗恋,淡雅而忧伤。此书获得布克奖,改编成电影极其成功,描写感情之细腻,得到评者的赞美,也得到英国读者青睐。 2005年的《别让我走》,讲克隆人少男少女命定为人类培植器官的悲惨命运,电影也赢得不少观众的心。2017年石黑一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非民族志”写作反而使他的作品进入了更为深刻的人性深度。为什么日本作家可 以不再写“民族志”?当然可以辩解,说这是因为石黑一雄5岁离开日本, 对日本只有童年记忆。但事实是,恐怕某些“华人”作家的纯中国经验也不多, 甚至可能更少,毛翔青定居英国时也只有10岁。难道5岁10岁有如此大的差别?原因或许不在此。

        笔者个人认为,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远远超越欧美,超越日本,这应该更是华人作家安身立命的根本。扩大言之,“华人”(不管是华裔还是华侨)在国外一直是一个独特的群体。移民群体抗拒“被吸收”往往靠宗教, 例如各国的犹太人社团,或伊斯兰教众。但是中国人并不有意义吸附于某种 中国社群,中国文化本身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的立足点,成为他们保护自己, 并且让子女后代找到“安身”之处的根本。在中国国内,各地域,各阶层文化的差异,可能让“中国性”本身需要花力气才能总结出来。若把这批华人 作家请到一桌上来,恐怕很少有共同话题,甚至可能言语不通。一到国外,“中国性”反而成为不言自明的共同特质,与他们的皮肤相貌一样明白无误, 无法摆脱。土耳其当代作家帕慕克有名言云:小说如镜子,能看到自己。此言非常精确,文学反映的是作家心里的世界图景,而“华人”的心灵世界,恐怕总是中国文化的世界。

        这让我想起了弗洛伊德关于“非家幻觉”的论述。他在 1919 年的一篇文 章中详细讨论了一种称之为“unheimlish”心理特征,英语心理分析家译成英文的“unhomely”(非家),中文无对应词,译成“诡异”、“恐惑”、“暗 恐”等词,显然脱离原词义。什么是“非家幻觉”呢?弗洛伊德举了很多日常生活中的情况:恰恰因为你害怕重复过去经历过,你就会不断碰到它。法国精神分析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在《自我的陌生人》一书中讨论了这种幻觉,她指出我们每个人会在自己身上找到不属于自己的因素,我们是自我的陌生人。我们会发现存在于自我内心最深处的异质性,发现自己身上不由控制的陌生感。

        离开亲切的家园,离开我们熟悉的文化,就像离开母亲的胸怀。在异乡他国,“非家”从心理的比喻,变成了实实足足的压抑性存在。诡异的恐惧,成为无时无刻能让我们忽视的冷冰冰的实际,具体地说,当我们以“局外人” 的身份看这一切“非家”的熙熙攘攘,这时,不管我们如“愤怒的作家”毛翔青, 还是心态平和稳定如欧大旭,家国之感,族裔之史,不可避免会从我们的心灵中如泉水鼓涌而出。哪怕我们知道如何打开心胸,这非家之乡的周围一切,始终在提醒华人:要安身,先立史,立史即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