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化学家斯图亚特·霍尔提出的符号文本“三种解码论”，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理论的基本出发点：他认为大众在文化产品的接受中并不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但霍尔强调的“主动性”是解读与文本意图对抗。费斯克提出的“生产性”方式接受文本发展了第三种解码。 本文认为文本的接收者可以采取一种更为积极的解码方式，即第四种创作式解码。这在以歌曲为代表的各种互动性文本中特别明显，此时文化产品的接收者构成“创作精英集团”强有力的他者。哈贝玛斯提出的共同主体论，为这种创作式解码的可行性与合理性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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